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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联结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桥梁 日本学生看《读书》杂志：知识分子的过去与未来 文 | ［日］比护遥 “可以不读书，不可不读《读书》”——脍炙人口的这一句话就引导了我的杂志研究。这本1979年创刊的“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曾经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很大。我给东京大学提出的毕业论文《〈读书〉》的媒体史》之中，以这本杂志为题材描述中国的公共领域的转型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史。 当我对中国的年轻朋友说“我正在研究《读书》杂志”时，他们都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虽然书店还摆着，我的北大朋友也差不多不知道。从知识分子的必读刊物到现在的地位，这个变样密切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命运。 创刊号的卷首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杂志登载了包括反对文章在内的所有的争论，这种双向的传播形式是《读书》的特征。它的读者对象是“不伦不类”，就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以精英和普通人的接点为目标。“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却不是‘彼岸’。”（1987年第4期） 80年代中期，积极地引进西方思想的“文化热”开始，《读书》也迎来全盛期。但几乎同时，“看不懂”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大，读者层的分解开始了。到了90年代，随着大学制度的确立，学术界也全面细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共讨论更加少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共同体注重非实用性的修养，这样的古典式理想继续不下去了。以前的研究多半把杂志的变迁只归于1996年从沈昌文到汪晖的主编交替，我发现那背后有更复杂的因素。 参与创刊《读书》的人物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出生而经历过“文革”的灾难。我认为，《读书》是以这一代的共同记忆为基础的时代的产物。“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彻底压制了，不能自由地读书。那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和修养闪耀着光辉，旧媒体的书重新被重视。 “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1979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宣传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来源：http://www.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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