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比较简单，但是，其惩罚手段往往异常严厉。几乎都是些肉体惩罚，比如说“笞、杖”这两个最轻的惩罚，就是用板子打人。但即使是这种最轻的刑罚，每年依旧会打死很多人！
然而，对古人来说，这些皮肉之苦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第二等级的流放和充军的刑罚。
没错，很多时候，古人对死刑的惧怕都不如流放。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晋葛洪《抱朴子·臣节》：“君必度能而授者，备乎覆餗之败，臣必量才而受者，故无流放之祸。”
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死刑对犯人来说不过是眨眼间就能结束的痛苦。但是，流放则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他会被送到荒无人烟的苦寒之地，远离所有的社交关系，开始一段短则几年长则一生的刑罚。
事实上，所有被流放的人基本上也就等同于被驱逐出了文明世界。
他们来到那些烟瘴疠气横生的地方，很容易生病，可没有医生为这些流放的犯人治病，一旦生病只能依靠自己自愈。而且，被流放的人往往不是一个人承担责罚，他的家人也要受到牵连，幸运一些的，家人会和他们一起被流放到苦寒之地。运气差的，家人会被打入贱籍，男的变成仆役，女的被送到妓馆变成娼妓。
流放之刑的起源虽然很早，然而，远古以来多是零星出现，到秦汉时代才逐渐形成体制，直到南北朝后期流刑开始进入五刑体制，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
宋代名臣范仲淹曾经描绘过被贬谪官员的处境，他们看到悲伤地景色便会触景生情，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苍凉心境。而产生这种哀伤情绪的还是官员，如果是平民，处境就更加艰难，家破人亡是注定的，甚至，还要承受长达几十年的痛苦！
韩愈和苏轼作为官员都曾经被流放过，他们从文明社会被迫前往荒无人烟的蛮夷之地，心中万分凄凉。韩愈曾经在诗文中告诉自己的子侄韩湘，让韩湘在瘴江边为他收尸。
由此可见，流放的恐怖丝毫不亚于死刑。
与流放同等骇人的刑罚则是充军，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类似现在的劳改，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于此”。《宋史·兵志七》：“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
在古代中国，很多犯了事的人都会被发配充军，宋朝统治者最喜欢用充军来惩罚犯人。著名的将军狄青便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和人斗殴而被刺配充军，这才加入了军队。幸亏他运气好，勇武过人，才在战阵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了军官。
然而，大部分刺配充军的人都没有他的体魄和运气，这些被充军的人往往是被送去当民夫的，也就是所谓的衙前役。并且，充军劳役监分布所在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分发地区南北方向有一定限制，按刑罚所及的对象和刑期，有终身（本人毕生充军）和永远（本人死后由子孙亲属接替）两种。
这些人并不是拿着武器披坚执锐的士兵，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充当后勤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将粮食和物资运送到军营之中。这种工作看起来危险性比较低，甚至，不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可事实上，这种工作的危险性更高。前去送粮饷的民夫所走的路线基本上都是非常崎岖坎坷的道路，稍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
有的时候，人虽然没事，可物资丢失了，他们同样免不了一死。但凡少了一点东西，军营之中核对的军官便会让他们来赔付，但是，这些人早已经倾家荡产，怎么可能赔得起，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以命相抵。
宋朝的衙前役不仅仅是犯了罪的人承担，甚至，连一些边疆地区的老百姓也需要义务服役。而他们服役的时候，需要自备钱粮和装备，如果路上出了问题，丢失了物资，他们的服役时间还会延长。如果不小心被蕃族劫掠，他们还要承受更加严重的刑罚。
可以说服一次衙前役，就足以让一个家庭破产！可以说，“充军”之名大概在元代前后才正式出现，直到明代才开始作为一种刑名普遍行用。
明朝时期，对于充军的刑罚更加让人不寒而栗。只要是有人被判处了充军的刑罚，那么，无论这个家庭原来生活水平如何，都会瞬间变得家徒四壁，甚至，家破人亡。因为明朝的法律规定，充军是永久性的，只要一个人被送去充军，那么，他就要一直干到死。就算他因为不堪重负或者出意外死了，他的家人也必须重新选一个人出来接替他的工作。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二回《取涪关杨高授首-攻雒城黄魏争功》就有：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并不许杀害，如伤者偿命；又谕众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愿降者充军，不愿降者放回。”于是欢声动地。
明朝的军户生生世世都要参军服役，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明朝中后期，有很多人都自愿隐姓埋名，变成没有户口的黑户，承受被朝廷追捕的风险，也要逃离军户的身份。并且，与历史时期的“发罪人为兵”相比，明代充军的实施规模最大。这首先体现在法规的设置上。明代200多年间，充军法规的发展持续不断。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并不是穿越剧中所描绘的那么美好，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
参考资料：
『《大清律例·名例律上》、《宋史·刑法志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