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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思考 民国是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辉耀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人大师们的身上，无一不具有传统士人的言行操守及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他们的为人品格和为学范式，至今仍是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仅学贯中西，也各自具有独特的性格及行事风格，留下了许多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趣事佳话。现在，让我们一一领略他们的风采吧。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世上最会写情书的男人 自古才子才女多佳话。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更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本来，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无论年龄，个人经历，还是家庭背景，都有着简直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旁人看来，沈从文根本不可能获得张兆和的芳心。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情况下，沈从文硬是用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拉近了他和张兆和的距离，最后终于结成了夫妻。 可以说，沈从文是世上最会写情书的男人！ 一见钟情 1928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聘请到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教，那时他26岁。 第一次登台授课前，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他认真准备了能讲一个小时的资料。当时，讲一节课的报酬为六元，授课当天，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寒酸，他却特地花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前往学校。此时沈从文也算小有名气了，所以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教室，但沈从文一站上讲台，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还是胆怯了。再看见无数期待的目光，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语全都忘记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他只好转身在黑板上写道：请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后，他终于开了口，但一开口却是一口浓重的湖南湘西口音，声音微颤，与民国时期潇洒倜傥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去甚远！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原先准备讲一小时的内容，竟只用了十多分钟便全部说完。最后，他只好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满堂学生顿时大笑不止。目睹他出洋相的女生中，就有他日后苦苦追求，最终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年仅18岁的张兆和当时正好也在这所学校读书。老实说，张兆和容貌并不算出挑，在家里人的眼里，这位三小姐“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其实，这不过是家里人的评价，在外人的眼里，没有谁不说张兆和清秀漂亮的。她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只是皮肤稍稍有点黑罢了。所以校内学生给她取了个外号叫“黑牡丹”。不仅如此，她还聪明可爱，活泼好动，甚至还有点任性，并且她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在学校也算个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 起初，沈从文并没有注意到她，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往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浑身洋溢着一股青春活力！ 沈从文一贯喜欢“小兽”一般充满活力的女子，他在作品中所描绘的女子都是这样的形象。所以，正是这一瞬间，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张兆和便一下子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她的清秀脱俗之美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旋，使他顿时不由目眩神迷了！ 于是，他便开始决定追求张兆和。 但沈从文却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这是为什么呢？一来他生性有点木讷，不善口头表达；二来又有点自卑，因为张兆和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她出身江南名门，家世显赫，曾祖父张树声，曾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其父张吉友乃苏州富商，拥有万顷良田，并投资教育事业，与蔡元培等人交好。张家四姐妹个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个个才貌双全。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的。” 而这“幸福宝典”中的三小姐则更是自小就熟读四书五经，英文讲得比苏州话还顺溜，且还通音律习昆曲。更兼容貌出众，在这样一个女子面前，作为一个只是在文坛上刚有点小成绩的老师，又怎能不有点自卑啊！ 但他又无法抑制对张兆和的爱恋。于是，他便悄悄地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情书攻势 沈从文的第一封情书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当时追求张兆和的人很多，每天都会收到不少男生写给她的情书，她把这些情书编为“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看完就放在抽屉里，从不回信。而且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收到老师沈从文的信时，她却不由愣住了，不过愣住是愣住，看完后她还是没有回信。二姐张允和见了，禁不住取笑道：这位沈老师的情书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13号”吧。  沈从文见张兆和没有回信，于是又写了第二封信，接着又写了第三封。 但张兆和这回不仅没有回信，而且还把沈从文写来的信原封不动地全部退了回去。 没想到，收到退信的沈从文却并不气馁，马上又寄来第四封。张兆和不由又愣住了，天下竟有这样“不自量力”的人！若这样没完没了的收信退信，何时是个尽头？干脆就给他来个不理不睬，看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于是自第四封信起，张允和便不再退回，象对待其他人的情书那样，看过后就放在抽屉里，只保持沉默。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 然而，张兆和的沉默不仅没有让沈从文退缩，反而使他越战越勇，情书攻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 “男子因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明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爱情使男人变成了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的长久的。” ………… 沈从文的来信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厚，让张兆和不胜其烦。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虽说沈从文有一股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劲，但张兆和一直以来的沉默态度令他不由也有点茫然无措了！他觉得光这样写情书还不是个办法，等于泥牛入海，毫无踪影。还得想想别的办法才行！ 于是，他除了继续写情书外，还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他找到张兆和同舍好友王华莲，希望王能帮帮忙，替他说服张兆和。并且说：“如果得到的是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路则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 但王华莲带回来的消息却让沈从文陷入了绝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都在追求张兆和，多的时候一次取信可以收到几十封情书，但她从不回信，而且很烦！ 沈从文顿时象孩子一样，面对王华莲动情地痛哭起来。张兆和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说：“他对我的室友莲说，如果得到的是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则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得……总是得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沈从文所有的办法，非但没能打动兆和，甚至连王华莲都有点心生反感了，她觉得，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实在配不上兆和，所以，王华莲这条曲线反而弯向了远离沈从文预期的方向。沈从文感到有点无计可施了，但他身上的那股子天生的蛮劲支持着他继续做着近似“疯狂” 的举动。 据梁实秋回忆，张兆和最初对沈并无好感。沈从文急得想要跳楼，他本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次受挫后，面孔愈发苍白了，但他依旧不停地给张写情书。  尽管张兆和在日记中表示对沈从文的“胡闹”不怕，但校园内关于沈从文为了她要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更兼有同学对她说，如果沈从文自杀了，她是要负责任的。张兆和还是感到了紧张，于是忙带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以期能得到胡适的帮助，制止沈从文的“胡闹”。 岂料，在她之前，沈从文因为追求不到张兆和也跑到胡适那里哭诉，要胡适帮帮他，胡适安慰他说一定会出面帮他一把的。现在张兆和主动找上门来，胡适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这段对话： 张兆和：“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 胡适：“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 张兆和：“不要讲！” 胡适：“我知道沈从文他顽固地爱你！” “可我顽固地不爱他！”张兆和撂下这句话后，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胡适顿时不由错愕了，他本以为能得沈从文这样的天才作家的顽固爱恋，张兆和应感到荣耀才对，怎么会顽固地不爱呢？ 错愕之后，胡适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已无能为力了，于是便写信给沈从文道：“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那些说爱情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看来胡校长做学问可以，在爱情这方面却糊涂了。须知男女之间的感情须得两厢情愿，才有可能成功，怎么可能你有情，非要别人也爱你呢？ 但是胡先生毕竟是大家，胸襟坦荡 ，他把写给沈从文的信的副本也寄给张兆和。于是张兆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看来，还是张兆和看得明白，她是不准备给沈从文留下任何一丝希望了！ 自这件事以后，张兆和开始处处躲避沈从文，有一次，张兆和去新月书店买书，一进书店大门，看见一个酷似沈从文的人，以为沈在店里，吓得掉头就跑。其实，此人只是身形长相酷似沈从文的新月书店会计肖克木。 1930年，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到北大做教授去了，沈从文随即也跟着离开公学。 张兆和则继续在公学念书，直至完成大学学业。 沈从文一走，张兆和不由松了一口气，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他的“纠缠”了。 情路漫漫 沈从文自上海中国公学辞职后，经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写信推荐，又前去武汉大学任教。但他在武汉大学只教了一个学期，便又因事离开，后经胡适、徐志摩的推荐，又应聘去青岛大学任教。 虽说他离开了中国公学，但他对张兆和的情书攻势仍然未减分毫，他仍一如既往地给张兆和写情书，几百封情书铺满了从武汉到上海中国公学，从青岛到苏州的路：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 读着沈从文一封封情真意切，如泣如诉的情书，张兆和虽仍不爱他，但是也渐渐有了那么一丝同情，甚至那么一丝感动。几年如一日，而且在没有任何回复，没有任何希望之下，别的不说，光凭这份执着，这份毅力，就不能不令人感动和同情！ 她想给沈从文回一封信，但最后终于还是没有落笔。在日记中，张兆和这样写道：“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或许，就是在那时起，张兆和的心扉已开了那么一丝缝隙吧！试想，一个妙龄女子每隔一两日便收到一封文采横溢且又饱含真情的书信，令谁能不有想法呢？要不，她也不会将这些情书特意小心地装进一只小木箱了。 伴随着邮递员一趟一趟地送着只有去信没有回音的情书，时间来到了1932年，这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实在已不堪相思之苦，决定从青岛到苏州去看望张兆和。 于是，他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一对书夹，是长嘴鸟造型的；还有托巴金买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装本英译俄国小说，因为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学外文的。为了买这些书，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就这样，沈从文提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从青岛赶到苏州，敲开了张兆和家的门。 他对前来开门的门房说：“我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小姐。” 门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 也许是太过紧张，他没敢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角，站在太阳下发愣。 原来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了，她二姐张允和出来请沈从文进去。 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发愣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 沈听说张兆和不在家，只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 眼看着沈从文就这样带着失望离去，张允和心中有些不忍，忙追上去让他留下地址，这才知道原来他住在旅馆。 直到中午，张兆和才从图书馆回来。其实张兆和不是不知道沈从文要来，，她之所以上图书馆就是为了躲避沈从文。 所以二姐允和便怪她道：“你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却上图书馆假装用功，躲避他，这样太没礼貌了！” 兆和不服气道：“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 但在允和的劝说下，兆和还是勉强答应去见沈从文，但得知他住在旅馆时，又犯难了。去旅馆，该怎么开口呢？ 允和于是又帮她出主意道：“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吧。”张兆和终于去了。
却说沈从文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连中饭也无心吃。 正郁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他想，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会是谁呢？难道是她？他顿时不由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跟着跳了起来！ 他拉开门，果真是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 沈从文不仅喜出望外，忙请她进来。  然而张兆和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吧。”她竟然把二姐的话原封不动地背了一遍。
就这样，沈从文进了张家的大门。当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住在上海，沈从文没有见到他们。 沈从文在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张家人对他挺友好，而沈从文又非常会讲故事，更是一下子就赢得了张兆和五个弟弟的心。他们整天围着他听故事，因为他会讲故事，五弟寰和还用自己的零花钱特地为他买了瓶汽水。这举动令沈从文暗暗感激，后来写《月下小景》时还特意郑重其事地标明为“张家小五”辑自某书。 因为兆和的弟弟们要听故事，这下沈从文有了住下来的理由，所以籍着这一理由，他在张家足足玩了一个暑假。 沈从文回到青岛后，情书攻势丝毫未减。此外，他还特地写信托二姐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在儿女的婚事上，张兆和的父亲张吉友是很开明的人。长女嫁给顾传玠，因为顾是演员，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允和许配给周有光，在当时也不过是平常人家的孩子。对沈从文的求婚，张吉友自然也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张允和得到父亲的答复后，马上跑到邮局给沈从文打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一个“允”字，既表示婚事得到允许，又代表了打电报之人的姓名。 但毕竟是恋爱中人的心思缜密，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电报，又悄悄去了趟邮局，重拍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结果报务员不收，要求张兆和改成文言文，张兆和解释半天，报务员这才收下了。据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封白话文电报，用几百封浪漫的情书换来的，浪漫得有点发酸发苦。 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沈从文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只专心于写作而在生活上一塌糊涂的沈从文。 喜结连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 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 他们的新房虽不能说家徒四壁，但也着实一无长物，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但沈从文和张兆和并不觉得有什么寒碜，特别是沈从文，此时心里正灌满了爱情的“甜酒”。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 临行前，他和张兆和约定，在往返湘西的路上，每天必写一两封信。 所以，沈从文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而此时此刻，张兆和也在给她沈从文写信：“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路不好走。”字里行间，全是无尽的牵挂。 张兆和还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则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 一声声亲昵的“二哥”和“三三”让人称羡不已，更折射出他们婚姻生活的幸福甜蜜。  对于一般人来说，分离则意味着痛苦，可对于他们来说，分离带来的甜蜜却要甚于痛苦，原因很简单，一分开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写情书了。似乎只有在信里，他们的爱情才更强烈更炽热些。 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婚后，每当两人处于分离状态时，沈从文总是能写出动人的书信。 对沈从文来说，也许分离才是爱情的最佳状态，那种独白可以抵达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婚后不久，沈从文就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小说《边城》（1934）便是最好的说明。 人们发现，小说中湘西美丽纯洁的小姑娘翠翠，有着张兆和的影子。此后沈从文所写的很多小说中，都有着张兆和的影子。 这些足可说明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痴恋。就像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的出许多更好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那么，张兆和对自己的婚姻满意吗？ 婚姻裂痕 可以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是用情书连接起来的，这似乎有点童话般的浪漫的色彩。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婚姻除了写信和看信之外，还有很多的实际问题要解决。 纵观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甜蜜的时光似乎并不多，和信中缠绵的爱情相比，他们的现实婚姻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危机重重。 他们婚姻中的首次危机出现在北京沦陷后。沈从文一路南下，而张兆和带着孩子们留在了北京。 两人虽保持通信，但却不是象以往那样说情话了，而是在信中争执。 沈从文想让张兆和南下，而张兆和则坚持留在北京，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沈从文的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 这些理由，根本说服不了沈从文，要知道，战火纷飞中，有什么比得上一家团聚更重要呢？当时文人知识分子大多举家南迁，留在孤城北京，换谁也不放心。 到最后，沈从文火了，去信质问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这场争执，最后以兆和带着孩子南下告终，两人总算团聚了。但裂痕已经出现，并随着时间对婚姻的磨蚀而日渐扩大。 他们两个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类人，一个出身于湘西乡下，一个出生于合肥名门，无论性格、气质，还是爱好都没有共同点。  以爱好来说，沈从文爱听傩戏，那种咿咿呀呀的野调在张兆和听来根本入不了耳，她爱听的是昆曲。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文物，张兆和对他这个爱好不以为然，说他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有时也干些仗义疏财的事，而张兆和整天都在为家里如何生活发愁，对此更是气恼不已。 书到此处，我们不仅要问，张兆和到底爱沈从文吗？ 或许，一开始是坚决不爱的吧，只是后来慢慢被他的情书打动了，才嫁给他的。既然嫁给了他，应该还是爱他的。 张兆和性格本就冷静理性，她对沈从文的爱，更多的是在尽做妻子的本分，始终少了一点激情。她对婚姻的期待也同样务实，不过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要太拮据，也不需要什么浪漫。 张兆和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其实，夫妻间这些生活中的小争吵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问题在于张兆和嫁的人是沈从文。 沈从文一身的诗人气质，对爱情、对婚姻有着更多的幻想和憧憬，他期望婚姻在相濡以沫之外，还能有灵魂上的相知相惜，他当然不满足于婚姻中仅仅只有平淡的亲情。 所以，当张兆和在为柴米油盐之类的问题指责他时，他却仍然沉迷在感情生活之中。他们这个时期的信完全是一个抱怨钱不够用，一个指责她不够爱他。对于这段婚姻，他们投入的感情不对等，所以期望值也就不一样。 从张兆和的表现来看，她的确是不够爱他的。她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她甚至对他的稿子看不过眼，忍不住去改动里面的语法。殊不知，沈从文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文中的野趣，她对他，始终是不够欣赏的。 沈从文呢，与其说爱张兆和，不如说爱的是心目中向往的一个幻影。婚后，三三成了他小说中一系列人物的原型，比如说《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还有《三三》中的三三，都是皮肤黑黑的，活泼俏丽，小兽一样充满生命力的女子。 把张兆和与小说中的女孩子一对比，就会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形似而已。兆和为人太过务实，身上缺乏翠翠们生命的热度，没有那种爱起来不管不顾的劲儿。 所以，沈从文曾这样写道：“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是爱我写信。” 对婚姻的失望一度曾让沈从文在婚姻外寻找安慰。 精神出轨 家事的琐碎，让沈从文对婚姻有了不同往日的看法。其中，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的，就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毕竟，在新婚蜜月里写出一部悲剧作品来，这种对比不同寻常。 沈从文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而这种“受压抑的梦”，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后来，沈从文又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当时，高青子在沈从文老乡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 有一次沈从文去拜访熊希龄，熊希龄不在，高青子出面接待，初次见面后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 一个月后，两人又一次相见，那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这样的打扮是沈从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的装扮，高青子是故意按照沈从文小说中描述的情节打扮自己以引起沈从文注意的。她的聪慧不由深深地触动了沈从文。 高青子是沈从文的崇拜者，不仅读遍了他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他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她这样的穿着，无疑是在传达一种无声的信息。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高青子是个兰心蕙质的女孩，而且有着细密的心机，她自己做这身衣服时，已经情有所寄，她已经含蓄地表达了对沈从文的好感。沈从文何等敏感，自然心领神会，沈从文曾坦承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 就这样，两人越走越近。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顿时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当时，张兆和刚生下长子龙朱，精神颇受打击，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这期间，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在他认为，他的这种爱慕和关心同他对妻子的爱并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是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所以，他无法理解张兆和的震惊、不解和嫉恨。 “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想到了林徽因，他想到这位才女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一定会对他有所帮助的。于是他在寒冷的风中赶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沈从文和林徽因都是带有文艺气质的人，有天赋的敏感和柔情品尝和领会诗的情感，能从爱一个人和被一个人爱中领会到诗剧神话般的妙处。相比与张兆和，似乎林徽因更懂他。所以，一有感情问题，沈从文就会找林徽因诉说。 那一天，沈从文在梁家和林徽因长谈。林徽因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并且和他探讨人性和文学，她理解和同情他的心灵承受的痛苦。但尽管她同情沈从文的处境，但她还是劝他要适时收束“横溢的情感”。 后来，林徽因又给沈从文写信道：“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进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的心里使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地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都是一生不可多得的瑰宝。”
在这封信的结尾，林徽因邀请沈从文有空再来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并且提了一个很好的也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老金(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沈从文是否找过金岳霖不得而知，但他并没有挥剑斩情丝，适时收束“横溢的情感”倒是真的。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青子先后到达昆明。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沈从文为副教授。在沈从文的推荐下，高青子也在联大的图书馆找到了工作。 在昆明期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他们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但当时对他们两人往来的流言也多起来了。 高青子曾写过一篇小说《紫》，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 研究者认为，小说是高青子写自己与沈从文的感情纠葛，“璇青”这个名字，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发生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与沈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的璇青着紫衣，分明是沈、高第二次相见时所穿的衣服；书中提到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 沈从文于1941年7月写成的小说《看虹录》，后来在1943年3月重新改写，并发表于同年7月15日的《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故事叙述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在深夜去探访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早已相通的两人，在这愉悦的气氛中放纵了自己，他们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插入大量抽象的抒情与议论来体现沈从文的独特思索，他进行多种文本的实验，既有隐喻的语言模式，又有转喻式的多种故事结构方式，再加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过多的技巧实验，压垮故事的情感叙述，再加上沈从文刻意要把这段婚外情写得隐晦，使人读来很有些晦涩难懂。 “虹”是美的象征，沈从文的“看虹”，应可解释为对美好女性的追求。它指向的正是高青子，而高青子的小说集，恰好正是以“虹霓”命名的。 然而，更能直接而权威的说明清楚的还是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他在《看虹录》中的“屈服”是：“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 但是，无论怎样，美丽的虹彩是转瞬即逝的，再炫丽的婚外恋情，也总敌不过长久的婚姻。高青子最后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时间大约是1942年。 于是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 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那个故事，也就是高青子的《紫》，那是高青子写她和沈从文的婚外恋的故事，故事结尾是女主角最后像流星般地划过天际，不知所终。 而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倏然飘隐，听说后来跟一位工程师结婚了。 回到围城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高青子就像一颗流星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 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短暂的婚外恋情敌不过稳定、漫长的家庭生活，沈从文最终还是回到了婚姻的围城，他不由发出感慨：“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身边！” 这注定是沈从文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但她不得不承认高青子确实长得很美。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这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在书中说 “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 可能很多人都会因此指责沈从文，但在漫长的婚姻过程中，厌倦、争吵甚至出轨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谁都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如果单以一次出轨来论人品，那未免把人性想得太单纯了。 而这次出轨事件只是他们数十年婚姻中的一次考验，更多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进入新时代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沈从文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者，美是他的宗教，除此外他并无信仰，也绝不愿意抛弃自己信仰了小半生的东西；张兆和则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属于那种适应性强、弹性较大的人。当她穿着列宁服，积极向新时代靠拢时，沈从文却停滞不前，无法接受变化。 以前，他还可以遁入创作之中，可那时，他的作品已被批评为“桃红色文艺”，而根正苗红的作品都要为新社会唱颂歌。既然不能再为自己写作，不能再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那他宁愿搁笔。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为自己选择的抗争方式。他总是那么顽固，顽固地忠于自己的心。 没有人理解他的顽固，包括他的家人。那段时间，沈从文孤立无援，被大学生贴大字报，被老友们孤立，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 张兆和却适应得很好，后来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她和两个儿子都无法理解沈从文。有那么几年，沈从文和家里人分居两室。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然后带回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 那几年的冬天，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了吧，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开始将精力从写作转移到学术上，一个人就着冷饭馒头，埋头进行学术研究。他的家就在咫尺之外，究竟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回家？ 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起胡适当年所说的话，“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但即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他仍然坚持给她写信，写给他心中的幻影，他的三三、小妈妈、小圣母，他的乌金墨玉之宝。 不管她爱不爱看，能不能理解，他只顾写，他在信中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这样的字句，令人不忍卒读。他并不盼望她的来信，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安慰。 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那一刻，他怀念的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提笔给他回信，又温柔又调皮的那个三三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5点多钟，他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 她不是不爱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却已经离她而去。 一切都太晚了，几年后，张兆和因病逝世，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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