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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西冷四家而起的，有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世称“西冷后四家”。或将前四家加上二陈，称为“西冷六家”。或再加入赵、钱，合称“西冷八家”。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人，廪生，有《求是斋集》、《求是斋印谱》。他的诗书画印，皆名隽可喜。印宗丁敬，工整秀润，谨守法度。款识常作密行细字，尤所自矜(图1－4)。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一字曼生，浙江钱塘人，拔贡，官淮安府同知，有《桑连理馆集》、《种榆仙馆印谱》。他自己说：“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时见天趣”。所作隶书多有创意，独步一时。刻印，在师法丁敬的基础上，运刀遒练，豪迈自如。他少陈豫钟六岁，与陈豫钟齐名，世称二陈。(图5－8)。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一字献甫，浙江钱塘人，布衣，著有《补罗迦室集》、《补罗迦室印谱》。他是陈豫钟的高足弟子，并画并工，印学受之于陈豫钟，亦兼用陈鸿寿刀法。郭麐曾说：“秋堂贵绵密，谨于法度。曼生跌宕自喜，然未尝度越矩矱。……次闲既服习师说，而笔意于曼生为近，天机所到，逸趣横生，故能通两家之驿，而兼有其美”(见他所撰《补罗迦室印谱序》)。嘉庆、道光年间，浙派作家以陈鸿寿、赵之琛二人最为老师。陈鸿寿作品，虽千篇一律，但还保持丁、蒋钝朴之气。赵之琛所作务求倩美，以巧取胜。平日治印最多，手迹流传不少，“燕尾鹤膝”，未免为人诟病。论者谓丁、蒋风格到他身上已少遗存。但也有人偏爱赵作，说他别有佳致。故不能一概而论 (图9－10)。
钱松(1818－1860)，原名松如，字叔盖，一字耐青，号铁庐、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布衣，著有《铁庐印谱》(高邕藏拓的名《未虚室印赏》)。他治印功力深厚，师法丁、蒋，而浑厚朴茂，比同时诸家意境为高。吴俊卿极称赏之，认为是浙派的后劲(图11－12)。
西泠诸家合谱，除前章谈到的四家之外，有同治六年(1887)丁丙集拓的《百石斋西泠八家印选》十二册，光绪九年(1883)傅栻集拓的《西泠六家印存》六册(前四家加二陈)，1925年丁仁集拓的《西泠八家印选》四册。此三种比较好，现在还可看到。
西泠印派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一段时间，称雄于印坛足足有一百多年。程邃去世在丁敬出生前四年，巴慰祖与黄易同岁，少于蒋仁一岁，长于奚冈二岁。丁敬死后才有西泠印派的名目，那时新安一派也正由巴慰祖起来重整旗鼓，与西泠一派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安出了一个邓石如。他与蒋仁、巴慰祖同岁。邓石如的印法，从何震出来，既不走程邃老路，也不用丁敬新法，在印坛上是一支异军突起，互为犄角。后世称为“邓派”，或称“新徽派”。这一时期可说是印学界人才最盛、百花齐放的时期。三派的力量，还是浙派最雄厚。原因是“老徽派”看得熟了，不以为奇。“邓派”还只新生，羽翼未成。浙派则兴起不久，人才辈出，正是他们的全盛时期。有人认为徽派衰竭了，浙派才起来；也有人认为浙派衰竭了，邓派才出来；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赵之谦曾论述浙派各家作风的异同，说：“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则久拙而孕一巧”(见《书扬州吴让之印稿》)。这话很有分寸。西泠印派，妙处不在于巧，而在于拙。看各家包含巧拙成分的增减，便可衡量他们艺术水平的高低。赵之谦称“蒋山堂印在诸家外自辟蹊径，神至处龙泓且不如”(见同上)。各家之中，惟蒋仁最善学丁敬，黄易、奚冈次之，后四家就差了。魏锡曾曾说：“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见《吴让之印谱跋》)。徽、浙两派盛衰起伏的关系，上面已论及，魏锡曾“浙宗后起先亡”之说，还需要讨论。至于印谱传布，较之诗文著作，更多困难。赵之琛时代，人们已看不到丁敬真谱，看到陈鸿寿、赵之琛的作品，便认为是浙派的典范。徽派先后辈人才更多，经历时间更长，诸家印谱散亡更多，自不多说。魏锡曾把这点指出来，是有必要的。
西泠八家之外外，有胡震(1817－1862)，字伯恐，亦作不恐，号胡鼻山人，亦称鼻山，浙江富阳人，布衣。篆刻与钱松齐名，其风格亦相近似。吴俊卿论近世印，极推重胡、钱二家。有《胡鼻山人印谱》，亦有将胡、钱二家印合编一谱者。丁、蒋等八人都是杭州府附郭仁和、钱塘两县人，胡震是富阳人，故不在西泠八家之列，这里附带一提。(图13－16)。
责任编辑：朱小雨、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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