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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及政策效度的实证研究 作者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潘海生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梦云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宁 – 来源 《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13-14期 – 从世界各国范围看，无论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还是欧洲大陆的学徒制体系，企业的有效参与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为了弥补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企业存在着的天然距离，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不断激发企业活力，鼓励企业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始终是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但从现状看，我国企业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1]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受企业逐利属性的影响，现有研究更多将不足归因于企业利益关注不足、激励机制缺乏、“挖角效应”等原因导致企业成本分担与补偿机制的缺乏。[2][3]而企业对技术技能资本的追求所导致的企业因对技能的偏好而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贝克尔的企业培训理论是分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理论依据。贝克尔的企业培训理论的核心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关于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培训的成本补偿机制的讨论。[4]由于在成本与收益这对影响企业投资培训的决定性因素中，[5]与收益相比成本更为直观，更具可衡量性，因此，在贝克尔企业培训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培训成本分担和补偿机制，鼓励企业提供培训，这也成为许多国家技能培训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事实上，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工资挤压效应的存在，不仅可以弥补部分或者全部的企业培训成本，甚至还可能为企业带来额外的培训收益，这改变了贝克尔企业培训理论成本与收益的格局。使企业通过采取制度设计限制工资增长的工资挤压作用、扩大工资挤压效应弥补培训成本的成本偏好策略之外，还可以选择依靠技术进步和技能水平提升促进边际生产效率、扩大工资挤压效应的技能偏好策略。当技术进步达到一定水平时，技术进步对工资挤压效应的贡献将超过工资挤压作用的贡献，技术进步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成为影响企业培训动机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培训偏好将逐步向技能偏好转变，[6]企业对成本的敏感程度逐步降低，并对企业参与培训的政策效度产生影响。 随着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开展企业培训偏好的实证研究，准确把握企业培训偏好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Thomas Zwick采用GMM利用IAB(LIAB)的德国雇主雇员的面板数据对德国企业培训的偏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德国企业提供学徒培养的成本偏好的动机并不比技术技能偏好的动机显著。[7]Jens Mohrenweiser的研究表明成本偏好是部分企业提供技能培训的主要动机，而其他企业则显示出技术技能偏好的特性。[8]Spyros Arvanitis的研究指出企业提供技能培训的动机偏好与企业的技术技能需求水平、创新活动、企业历史、劳动力成本、资本密集程度等企业个性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9] 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考虑到我国技能培训体系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培训行为更多表现为企业各种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现实，为把握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及政策效度，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具有成本偏好性和技术偏好性； 研究假设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性对企业参与职业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有调节作用； 研究假设3：政府政策会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和技术偏好性产生影响。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说明 (一)数据的来源及变量的选取 1.数据的来源 机械行业是“中国制造”的核心，可以基本反映我国企业生产技术基本水平。本研究依托机械企业管理研究院，对机械行业下设的13个子行业的280个企业发放了调研问卷，回收273份，回收率97.5%，有效问卷269份，有效率98.9%。所调查的企业按产权来说，包含国有企业82个、合资企业67个、民营企业104个、外资企业16个(因数量较少不具有统计意义，在之后的分类数据处理中不作考虑)；按生产要素来说，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106个、技术密集型企业131个、资本密集型企业32个；按企业规模来看，所有的样本都达到了规模以上企业的标准(即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样本企业按照规模划分为：小型企业52个(年产值5000万以下)、中型企业84个(年产值5000万-5亿)、大型企业133个(年产值5亿以上)。 2.变量的选取 (1)因变量的选取 本文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作为研究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偏好的因变量。当前，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理念的深入，形成多种不同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方式，包括集团化办学、联合办学、董事会、理事会、行业指导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培养、技能鉴定，提供实习实训基地、顶岗实习、科技合作等。企业通过这些途径和方式参与职业院校办学，并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影响，满足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要。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量表，通过对样本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各种方式水平的综合描述，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划分为完全不参与、低水平参与和深度参与三个等级。其中，令完全不参与=0，低层次参与=1，深度参与=2。 (2)自变量的选取 为收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及政府政策相关数据，本研究在Jennifer Young“针对雇主的国际比较研究”量表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量表。量表主要包括11项指标：“促进企业技术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整合”、“借助外界的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给企业带来新的理念和活力”、“给企业带来新的技术”、“满足季节性和特殊项目的用工需要”“降低用工成本”、“为正式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以及“法律政策的约束和保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行业组织的引导和监督”和“相应的激励措施”等。以上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不赞同”、“不太赞同”、“说不清楚”、“比较赞同”、“非常赞同”，分值分别为1、2、3、4、5。 如表1所示，通过KMO和Bartlett的检验发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量表的11个变量的KMO值为0.843，sig为0.000，表明问卷效度较高。  通过因子分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偏好量表的11个变量可以划分为3类：企业的技术偏好类、企业的成本偏好类和政府政策类： 其中，企业的技术偏好性变量包括促进企业技术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整合、借助外界的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给企业带来新的理念和活力、给企业带来新的技术以及为正式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  企业的成本偏好性变量包括满足季节性和特殊项目的用工需要、降低用工成本。 政府的相关政策变量有法律政策的约束与保障、构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行业组织的引导和监督、相应的激励措施。 通过对样本表示自变量的成本偏好、技术偏好和政策导向相关题目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3个维度上的代表企业参与动机及影响因素的问卷Alpha系数分别在0.8以上和0.7以上，表明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结果(见表3)。  二、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研究使用层次回归分析研究方法，介入调节变量，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来分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机中技术偏好对成本偏好的调节作用以及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机偏好的调节作用。各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线性回归方程： y=α1xcv+α2xc+α0 (1)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性线性回归方程： y=α1xcv+α2xt+α0 (2) 技术偏好与成本偏好的交互作用方程： y=β1xcv+β2xt+β3xc+β4xtc+β0 (3) 政府政策对技术偏好的调节方程： y=λ1xcv+λ2xp+λ3xt+λ4xpt+λ0 (4) 政府政策对成本偏好的调节方程： y=λ′1xcv+λ′2xp+λ′3xc+λ′4xpc+λ′0 (5) 其中，因变量y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水平；xcv代表了控制变量，本文主要选取了企业类型、核心生产要素和规模三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类型包括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核心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企业包括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xc、xt、xp分别为企业的成本偏好变量、技术偏好变量以及政府政策；xtc、xpt、xpc分别代表了技术和成本偏好的交互变量、政府政策与技术偏好的交互变量以及政府政策与成本偏好的交互变量：α、β、λ为控制变量χ的系数，表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各个方程中的α0、β0、λ0均为随机扰动项，代表被模型忽略但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它因素的总和。 三、计量估计结果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水平描述性分析 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描述性统计 根据因变量“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整体均值为1.16，处于中间水平，说明样本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在调研样本中，与职业院校低层次合作的企业占总样本的64.22%，甚至有6.4%的企业完全没有和职业学校进行过合作。这说明目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还处于较低水平，深层次合作的动力明显不足。 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组间差异分析 按照企业产权属性、核心生产要素和企业规模，企业间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见表4)。  根据企业产权属性，各属性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水平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国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偏高，达到了1.39，比合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水平1.02高0.37，比私营企业0.98的参与水平高0.41。国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与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的差异显著。 根据企业核心生产要素，各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差异显著，其中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达到了1.41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则相对较弱，分别只有0.97和1.01，分别比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低0.43和0.40。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的差异显著。 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规模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大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达到1.34的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而中型和小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则相对较弱，分别为0.97和1.01。大型企业与小中型企业之间差异显著。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分析 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本偏好和技能偏好分析 表5反映了多层次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从模型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的统计结果来看，成本偏好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两者之间呈现正向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决策当中成本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本得到的补偿或者弥补越多的话，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水平越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可能是为了满足季节性或特殊项目的用工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降低技能人才培养的成本。这与绝大多数研究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降低与补偿机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5中的模型3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能偏好的统计结果显示，自变量技术偏好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27，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企业的技术技能水平越高或企业对技术技能的依赖性越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水平也就越高。这说明当前我国企业技术技能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足够的程度，技术技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带来的工资挤压效应，改变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本收益的格局，促进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伴随着信息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企业对于技术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技术相匹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加迫切，企业希望通过深度参与职业院校可以将企业的人才需求标准整合进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标准中，借助职业院校的师资、场地等培养培训资源，实现企业员工技术技能的更新，实现企业自身技术技能水平的改进与提升，支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既具有成本偏好性的属性，也具有技术偏好性的属性。因此，研究假设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具有成本偏好和技术偏好得到验证。 2.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与成本偏好的交互作用分析 根据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工资挤压理论，由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来源于成本弥补和工资挤压作用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性来源于技术进步提升的劳动效率带来的工资挤压效应，两者形成机制并不相同，但可以同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产生影响。而当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工资挤压效应将超过培训成本，企业会获得额外的培训收益，导致企业对成本敏感性的下降，此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动机会与成本偏好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验证工资挤压效应下的技术偏好与成本偏好的影响，模型4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与技能偏好引入模型，分析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与技术偏好和成本偏好的共同关系。结果显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与技术偏好和成本偏好同时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技术偏好和成本偏好共同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水平，两者可以共同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产生影响。 而将技术偏好作为中介变量，将技术偏好与成本偏好的交互作用引入模型5之后，结果显示，技术偏好与成本偏好的交互作用系数为-0.072(P＜0.05)。这说明，技术偏好对成本偏好有着显著的负向交互作用。这说明伴随着技术进步，当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增强时，成本偏好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影响会有所减弱。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3.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机偏好的影响分析 我国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公办院校占主体地位，因此，政府政策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模型6结果显示，在引入政府政策变量以后，技能偏好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相关系数由之前的0.127提升到0.133，增加了0.006。将政府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将政府政策与技术偏好的交互作用引入模型7以后，结果显示，政府政策与技术偏好的交互作用系数为0.061(P＜0.05)。模型6和模型7的统计结果表明，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有正向促进作用，有效地提升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水平。这说明，当前我国政府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具有明显的技术偏好的倾向。政府政策中强调职业院校人才标准与企业技术需求标准的对接，注重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积累能力的提升。这些政策有利于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增加工资挤压收益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机水平的提升。  模型8结果显示，在引入政府政策变量以后，成本偏好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相关系数由之前的0.099降低到0.097，降低了0.002。将政府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将政府政策与成本偏好的交互作用引入模型9以后，结果显示，政府政策与成本偏好的交互作用系数为-0.054(P＜0.05)。模型8和模型9模型的统计结果表明，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有负的促进作用，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水平。这是由于政府政策中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奖励和成本补偿措施，客观地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转由政府财政所负担，从而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对成本的敏感性，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以满足周期性的用工需要、降低用工成本等成本偏好动机逐渐减弱。 由此可得出结论：政府政策对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性动机和成本偏好性动机均会产生影响，但却产生不同的结果。政府政策提升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性，而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及影响路径，如图所示：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表现出一定的成本偏好性，也表现出对于技术偏好的动机。而在工资挤压效应的作用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会对成本偏好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即随着企业技术倾向性的增强，会降低企业对成本的敏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中的成本偏好。而政府政策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会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和成本偏好产生调节作用。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产生正向影响，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产生负向调节。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偏好与政府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三)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效果分析 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偏好的差异分析 如表4所示，不同类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企业产权属性、核心生产要素和规模等个性禀赋特征差异，企业对于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的承受与敏感程度将会有所差异，必然会对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动机偏好产生影响。为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偏好的差异，本研究运用相关性分析对各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进行了分析，如表7所示。 表7 各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机差异性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表7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动机偏好有着明显的差异。按企业属性划分，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动机均高于成本动机，属于技术偏好型企业，其中合资企业对技术动机的敏感程度尤为明显，而私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相比技术动机来说，与成本动机的相关程度更高，属于成本偏好型企业。 按企业核心生产要素划分，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技术进步表现出更高的偏好性，因而属于技术偏好型企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过程中对成本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技术进步，属于成本偏好型企业。 按企业规模划分，中小型企业与成本动机的相关关系明显高于技术动机，属于成本偏好型企业，相反大型企业对技术进步的敏感程度稍高于成本动机，可划分为技术偏好型企业。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合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均属于技术偏好型企业，而私营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同属于成本偏好型企业。 2.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效果分析 如表8所示，从政府政策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影响程度有明显的差别。就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而言，政府政策对于私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有着显著影响，相关系数达到0.130(P＜0.05)，而对于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就不同核心生产要素的企业来说，政府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相关系数达到0.186(p＜0.05)，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而从企业规模上来看，政府政策对小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有着显著影响，相关系数达到0.116(P＜0.05)。政府政策对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也有着显著影响，相关系数达到0.180(P＜0.05)，比政府政策对小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的影响系数高0.064，而政府政策对大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说明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看，现有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这类成本偏好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效果明显，而对合资企业、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技术偏好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作用较弱。这表明当前我国政府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更倾向于采取税收激励或经济补偿等直接的政策，而在提升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积累能力、提升职业院校满足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水平等方面的措施却显不足。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决策既受到成本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性和技术偏好性。一般来说，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成本偏好和技术偏好的属性。 由于工资挤压效应的存在，伴随着技术进步，工资挤压收益将超越培训成本，从而改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格局，导致企业成本偏好性的降低。这也就是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会对成本偏好产生调节作用，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发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将随着技术偏好的增强而呈现出逐步减弱的发展趋势。 政府政策对于我国以公办职业院校为主体的技能培训体系有着重要影响。政府政策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和技术偏好的重要外生影响变量。政府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有正的促进作用，而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有负的影响，这表明我国政府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而降低其成本偏好。 就政府政策效度而言，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偏好的差异，导致政府政策效度差异显著：现有政策对于成本偏好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实施效果明显，但是对于技术偏好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作用较弱。这表明，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显示出一定的成本偏好性。 综上所述，本文对推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政府政策的制定应充分关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的属性。一方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会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另一方面，以成本补偿为主要特征的现有政策，不仅对于技术偏好型企业的效果相对比较有限，而且会对成本偏好性的企业形成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挤压了成本偏好性企业自身承担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意愿，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因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关应逐步从成本补偿性向技术激励性转移，从顶层设计出发，对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途径和方式、企业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等进行制度设计成为必然。 2.加强制度和机制设计，切实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主体地位，有效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技能水平的有效提升。其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对技能的需求与技能供给的有效对接。因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能偏好的有效激发，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导致的企业对技能的需求可以有效地传导到技能培训过程中。这就需要不断进行混合所有制、集团化办学等模式创新，不断完善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行业指导委员会、院校董事会制度、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组织网络，拓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途径，使企业能切实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实习实训、人才评价等领域发挥直接主导作用，实现企业技术技能需求标准与职业学校技能人才培养标准有效对接，使基于工资挤压效应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技能偏好性得到良性发展。 3.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资质认证制度，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参与。各级政府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重点支持技术偏好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从规模、技术水平、技师水平、培训内容、培训条件等方面对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的资质进行认证，建立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并将作为企业开展职业教育情况的主要内容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4.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核算及激励机制，保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核算指标体系，定期评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情况，整合财政投入、社会捐赠、企业培训基金等资源，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合理的激励补偿机制，在有效弥补企业培训成本、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的同时，保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自发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龙德毅，王世斌，潘海生.中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年度报告2011[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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