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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三千多年发展，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呈现出四种慈善先后出现并多元共存地运行格局，四种慈善分别为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 其中宗族慈善先秦就有，宋代发展尤为兴盛，至近代则日趋衰微。 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所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古代宗族慈善自然拥有丰富的伦理内涵，站在现代伦理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中国古代宗族慈善概述 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农业文明、宗法血缘和家国一体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特色，这一文化要求个体于国需尽忠，在家应孝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的推演践行，加之宗族成员间天然具有的彼此扶持依赖的需要，为宗族慈善的发生提供了丰沃土壤。“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唐以后的儒、释、道，中华慈善思想体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随着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其慈善主体也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国家慈善到以国家慈善为主、 宗族和宗教慈善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发展过程”。 在实际运行中，各种慈善主体并不单独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发挥作用。在相互承继和交互作用的演进中，宗族慈善长期占有一席之地，“宗法制度在周代创设以后，宗族思想得到日益发展，其除了具有长幼有序的社会规范功能之外，宗族内部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相互救助，也为宗族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导向。两汉时期，随着宗族聚居形制的发展，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慈善事业便日益盛行”。 唐朝时期， 士大夫的宗族救助善举更是屡见不鲜。到了宋朝，宗族慈善发展尤为繁盛，“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宋代士大夫的功名之路让他们不仅深深体会到入仕来之不易，更对贫富贵贱差距带给困难群体的艰辛感同身受。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推动宋代以后社会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除义庄、义田外，还出现了义塾，这些为族人生存发展提供了长久性的经济、制度等方面保障。 “明清时期，宗族保障得到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作为宗族的经济实体，已超越了偶发的单纯的济贫性质，具备了初级形态的社会救助性质，从而使宗族通过义庄的动作，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当时宗族社会救助的项目主要有：贫困救助、就业救助、生育、婚丧救助和教育救助”。 据上述宗族历史分期及不同阶段的特性，可以看出，早期宗族慈善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而随着宗族发展演进，与国家的界限日趋清晰，宗族演变成为“家”与“族”两合的共同体，宗族慈善与政府慈善也就逐渐剥离，获得相对独立。无论文化、社会背景还是慈善本身，都决定着古代宗族慈善拥有丰富的道德蕴含和价值。 伴随宗族及宗族慈善的发展变迁，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也得以丰富和发展。 1、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 由于早期宗族与国家的一体性，宗族慈善因此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宗族慈善因而拥有很强的政治伦理意味。“不敢侮鳏寡”，强调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应爱护施恩，“惠民”即施惠于庶民，统治者要保民、惠民、利民、安民和恤民。这些西周时期统治者的统治、慈善举措体现了自商代以来的民本思想。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让西周思想家们开始对民与神、民与君、民与国的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轻天重民、人主天辅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政治伦理思想也开始由神本走向人本、民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标志着“德治主义”政治伦理在西周开始形成。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尊老爱幼，恤矜寡，抚孤独，拯废疾的社会措施是慈善的重要体现，慈善是这一“大同”社会的重要构成，这一慈善愿景体现了儒家“仁政”和“德治”主张，儒家的主张是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又为后来历代儒家继承和发扬，并成为封建社会核心政治伦理思想。慈善作为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践履，推进自商周之后形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实践化。虽然政府或官办慈善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流变， 但最初宗族国家一体时所拥有基本伦理精神一直延续，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对灾民、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关爱、慈善一直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各级官员的爱民思想和德性修养。 2、贵生的生命伦理 历代各色各类宗族慈善形式、内容和方法各有异同，但在根本上都贯通着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人生之道，在这一人生之道里，齐家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命担当，正所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齐家”是孝弟伦理原则的践行，“齐家”就是要睦亲敬祖，提携子孙，促进家庭、宗族和睦幸福，醇厚家风门风并发扬光大。既做到了对家人子孙的提携、教化，又传承和发扬了宗族道统。宗族慈善很好地成就了这一人生追求，这种家族伦理责任的担当，是儒家贵生生命伦理的重要践履。 “儒家'贵生’，追求的是'精神生命’的不朽。 儒家'贵生’，在理论上始于'仁义’，在内涵上体现'仁义’。 '仁 义’贯穿于儒家'贵生’理论的始终，并构成其理论的根源和目标。而'仁义’所承载的，不是一种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而是体现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德性生命’。 '德性生命’就其本质来说，毋宁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这种生命，是用'德性’的光辉彰显精神生命的宝贵，是以'仁义’的力量体现精神生命的高贵。 所以，儒家'贵生’对于'德性生命’的强调，其实就是在追求人的'精神生命’的不朽”。 一个人在实现家族责任担当，整齐门风的同时，个人身心会得到陶冶，德性得到涵养，自身生命空间和精神视野得以拓展，这是精神的解放和人性的舒展。 3、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 中国文化的特性使得中国不存在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宗族归属感、认同感于是成为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重要追求之一。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家庭缔结的终极目标是子女之永恒联属， 使人生绵延不绝。 短生命融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 可见，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使人缓解因生命短暂、有限而带来的孤独、恐惧和焦虑，给人一定的生命安全感和充实感，从而避免“意义危机”问题。 宗族慈善促进同族共济，宗族成员由此建立更紧密的物质和精神关联，宗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宗族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也得以满足。 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革，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已全面进入乡村社会。然而，传统文化的因子在许多地方并未完全消失，“构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内生秩序， 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古代宗族慈善绵延几千年，宗族慈善的伦理精神和理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有着自身特殊魅力和伦理价值，深入挖掘，对促进当前我国农村社区伦理建设，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风尚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掘其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当前农村社区伦理建设和我国慈善现代化都大有裨益。 来源：于馥颖著《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解读》，载《哲学史学研究》2016年第4期。 【整理编辑：时英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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