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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胡雪岩充当了左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胡雪岩一生纵横商场，与官场人物相交甚密。通过官商后台，打下一片江山。他先以王有龄为靠山，后以左宗棠为靠山，一步步走向事业的辉煌。然而，“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的生意之所以能够遍布大江南北，兼及海外，全赖官场势力庇护，然而其失败却也源于官场的倾轧。官场成就了胡雪岩的事业，官场也摧毁了胡雪岩的事业。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左宗棠陕甘用兵成功后，入军机而又外放两江。两江原来是李鸿章的地盘，官员多为李的亲信。而李鸿章作为政坛新秀，与逐渐年老的左宗棠政见相左。比如，在对法战争问题上，左主战，李主和。两派矛盾日趋白热化。这样，左宗棠一上任就必然先要清除其管辖区域内李鸿章的力量，并且很快的付诸行动。当时李鸿章丁忧回籍，左宗棠趁机打击李的势力，引起了李派人员的强烈不满。但是，情况突变。由于国家危机，朝廷又起用尚在服丧期间的李鸿章，李上台后，制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战略方针。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左臂右膀，得力助手，使得左李矛盾冲突的矛头直指他，而他尚不自觉，未做任何防御措施，不免失之大意。 其次，胡雪岩逆时代之潮流，囤积丝茧的做法使得资金周转不灵。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之将没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然结束，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沿海的江浙开放的通商地区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机器。但是，必然的，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会使得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广大手工业家庭破产。胡雪岩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之下，他为了维护中国广大小农的利益，不惜高价买进蚕茧，囤积一段时间，使从事蚕茧加工的洋人工厂因无原料而倒闭，这样，就可以将原料卖给蚕茧加工的各小农家庭。但是，此举无疑触怒了洋商。因此，在胡雪岩钱庄挤兑风潮急需脱手求现时，洋商乘机压价，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他的失败，可说是时代的悲剧。 第三，商人的社会地位制约了胡雪岩的发展。中国两千多年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士、农、工、商”的阶层顺序。中国历来不是一个重商的社会，而是个重官的社会。封建政府给予了商人种种限制。比如，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商人之后代不得做官、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商人不能穿华贵的衣服、不能坐豪华的马车……但是胡雪岩的生意扯的很大很广，并且为了生意的方便，还捐官为四品道台，想要与官员平起平坐，。胡雪岩不是不知道商人在中国的地位，他曾经说过：“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做无商不奸。”还说：“我跟你说一句，再大也大不过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为啥？他是一个国家同你做生意。……人家的政府，处处帮商人讲话，我们呢？”不能不说胡雪岩很清醒，但是，说归说，做归做，更主要的是他已经卷入官场无法自拔了。随着官势而上，随着官势而下，胡雪岩实际上已经是身不由己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胡雪岩濒临破产时，朝廷并没有念在他功劳的份上，帮他度过难关，相反还要限期缴还朝廷欠银，抄家抵债。 第四，中国钱庄体制上的落后也是胡雪岩失败的原因。这个时期西方资本已经走向集团化，银行已经成为了西方资本融资的主要形式，并且世界性的大银行都在中国设有分行。而中国这个时期还是钱庄。钱庄说到底还是个人资本、家族资本，它的规模始终无法与银行相比。胡雪岩实际上是一个人与一些集团在竞争。所以，当阜康钱庄出现挤兑风潮时，很快就濒临破产。 第五，胡雪岩历来的经商理念具有一种冒险性的接近赌徒赌博的性质。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本事。”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最终，他的“八个坛子七个盖“经商行为穿帮了，造成了他信誉的严重下滑，当阜康钱庄被人恶意兑款时，很快就形成了挤兑形势，可谓推波助澜。胡雪岩最初是依靠王有龄而发家的，而他用五百两的巨款援助落魄中的王有龄本身就是一种下赌注的行为。 第六，胡雪岩事业长期处于一种顺风顺水的状态，这使得他产生了一种侥幸的心理。从他创业的第一天起，即使生意上遇到了拦路虎，比如资金短缺、关系无门路等情况，也被他以权谋的手腕迅速的解除了。这样势必形成一种极强的自我膨胀感，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他后期性格上的反映就是不听人劝告，万事继续采取冒险做法而不留后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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