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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这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大革命失败，长子、次子相继壮烈就义，而他因“右倾错误”受到了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只能东躲西藏，再加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而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小自己30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当时的潘兰珍并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据《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记载：“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期间，他又发声谴责国民政府而被捕。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潘兰珍陪伴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那么他在最后的日子为何要居住在江津？有人说陈独秀流寓江津，标志着一位风云政治家的退隐。这话没错，但他为何不隐居别处，而隐居江津呢？ 原来，陈独秀舍重庆而至江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受他的安庆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回国后又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安徽名医邓仲纯的邀请。邓此时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挂牌行医，并且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生活开销却比重庆便宜得多。 岂料，陈独秀与潘兰珍8月3日乘火车上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住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次年3月，他在黄荆街 83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一家七口（三儿陈松年一家已经到来）搬去同住。然而，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陈独秀、潘兰珍为此深感苦恼，忍气吞声地捱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于是，他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 1941年春，应江津人杨鲁丞（清光绪进士）的孙子杨庆馀之邀，为杨鲁丞整理校正遗稿，也算是解决食住之忧。据说那进士的学问受过章太炎的奚落，杨家便刻意请出陈独秀这大名士出面，好为祖宗挽回面子。但陈独秀整理手稿以后，也说杨进士的手稿没多少学术价值，最后，杨家只提供陈家住房，一切饮食供应皆停。那一家人的生活仅靠三子陈松年夫妇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了。 陈松年 杨庆馀之子杨明兴对陈独秀这一时的生活状况这样说“陈独秀是1941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袍都弄去当了。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陈太太还过我屋来借米。” 可见，他最后日子的贫穷困厄。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在江津写成《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教育部长两次批示，预支了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因书未出版，两万元稿费直到他穷死石墙，也未动用一分，临终前还交代潘兰珍：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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