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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李静玮:从一花一叶,到天地山水

2018-01-19  天和图书...


一、破碎的故事


在许多民间故事里,第三次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再可怕的妖,第三次撕不下符咒,也要望着主人公喟叹;再无辜的乡野少年,第三次说谎大叫狼来了,也无人搭救;再圣洁的少女,她忘了护身的项链,遗下天神的肖像,面对屋外哭嚎的野鬼,也禁不住第三次的恐惧。


当伟华兄第三次邀请我写自述的时候,我终于认真了起来——恰逢岁末,新旧更替,也是时候理一理思绪,回头看一眼来时的路。


我出生在湘南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河的这头是李姓人家,河的那头是邓姓人家。记忆里一次婚礼,河这头的女人嫁到对面去。大红色的炮仗衣铺了一路,覆满了桥面,延伸到远方。


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成为一个观察者。我想发现河水里的水怪,夜间偷食贡品的小仙,还有睡在牌位后的祖灵。我看着阿姐恋爱的脸上泛着红晕,母亲织毛衣时一阵叹息,祖母去世了,祖父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屋里,泪水却止不住涟涟滴落。


最初,我藏在被子里阅读各类文学作品,从马尔克斯,尼尔盖曼,到郑渊洁,张爱玲,白先勇。人类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能穿透天上地下,横跨文明之界。想象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其丰富的象征——在书写鬼怪的时候,作者可能在谈阶级与权力,而在现实主义的题目之下,也许又飘荡着弱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魂灵。


八年前,我结束在一家少儿期刊上的连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里面的精灵们便来自那个现实与想象交织的童年。那个时候,这本书给了我很大信心,而年轻的我也以为,未来便是这样了——我将继续搜集故事,讲述故事,像一只蜂巢中孜孜不倦的工蜂,每天乐此不疲地重复同样的乐趣。


“写东西啊,要写清楚。”我总是记得,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导师这样语重心长地说。


在他看来,我是有些木讷的,又不通人情世故,不免使人担心。


他教我回他的家乡,采集历史资料,搜集民间传说。也是那时候,我去了那个洋溢着槟榔香气的城市。市中心的院落里,坐着一位与吾师一般模样的先生。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可是周家?院里的先生再露出一个与吾师一般模样的笑容,说,是不是周家,你看像不像?


那段时间,是全年最热的时候。我住在城郊的大学附近,每日乘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进城,一页一页地翻找地方志和档案资料。一线坚定的意志串起了那三个月的生活——我要说清楚这段故事,它的起承转折,来龙去脉,都应一一详述,细致说明,加上脚注,再多多思量。


一年以后,我看到《民俗研究》上与吾师合著的文章,心里喟叹不已。喜的是此前积累下的工夫并未随风逝去,悲的是,当年我并未遂师愿,顺利进入理想大学攻读博士,而是回到家乡的一所大学,当了个不做科研的教书匠。


当年,我也结束了一段沉重的感情。至此,我终于发现,时间并非线性上升的,爱可以反复无常,学业并不永远一帆风顺,而故事里那些曾经鲜活的精灵们,它们听见我深夜在被中的哭泣,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灰暗的化石。


那一个冬天,我不堪心中的负担,合上手中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开始亲自用脚探索海外。我在东南亚经过越南、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又回到西藏,从喜马拉雅山的北麓,来到雪山之间的尼泊尔。


二、雪山之国


“欢迎来到尼泊尔。”回想起来,我第一个有印象的尼泊尔人,就是那时候在前台接待我的丹尼斯。他从小成绩优越,还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有一份体面工作,是家中的骄傲。然而,三十岁那年,一场车祸带走了他无忧无虑的时光。他在医院里昏睡了几个月,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腿瘸了,头顶秃了,工作也没了。只有老母亲疲倦地守在床前,头发白了一大把。


“所以,你有什么好发愁的。”他和别人说话的语气总是尖酸刻薄,“你这么年轻,四肢健全,还有钱来尼泊尔玩耍。”


和学语言起家的前辈不同,我是到了田野点,才开始在当地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当地语言。在村落里,我经常发觉自己想说话,却又无从表达——这种缺氧般的感觉持续了一年,并时不时再次出现。


但是,在人群多元,文化丰富的尼泊尔,不管是精英还是庶民,都很乐意包容我扶不上墙的“烂泥(尼泊尔语)”。对于他们而言,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努力学习自己的语言,这本身便是一件值得欣慰和骄傲的事情。


就这样,我开始尝试融入尼泊尔。而这里的人民也热情好客,使我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在加德满都市区,有许多经营英文书籍的书店。我在那里找到了海门多夫、麦克法兰、奥特纳、盖尔纳和费舍等名家的作品,然而,最打动我的,还是比斯塔的故事。这位高贵的尼泊尔人类学家将半生奉献给了人类学与自己的国家,最后在人们的非议中,消失于喜马拉雅的荒野。


他著作颇丰,才华横溢,本来可以衣食无忧,儿孙满堂,在后辈的赞誉中安度晚年。但在这样一个位于大国夹缝间的小国,那些忧国忧民的思虑,仿佛都超出了理性的上限。


“在这样的国家,怎么不会得忧郁症呢。”数年以后,翻译尼文《西游记》的塔姆先生谈起比斯塔等学者,意味深长地感慨。


在热情与忧虑之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导师是蒙古族人,性格温润如南方春雨,对我也宽容慈爱。在我与他讨论研究的那些日子里,他总是静静地听我絮絮叨叨地说着田野里的琐事,不时给出中肯的建议。


“要将这些都记录下来。”他时常一边慢悠悠地说着,一边在满满的书架上摘下几本相关研究递给我,“先积累资料,不要着急下结论。”


在他眼里,学生都是需要保护的孩子。地震后,他立即给我发语音信息,前前后后询问一通,最后总结道:“地震后或许会有危险,还是早些回来吧。”


在导师的支持下,我得以继续在尼泊尔的田野工作。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海外民族志基金,我获得了第一笔相关资助。此后,我拿到两次教育部国家奖学金,又给杂志写稿子,田野得以持续。中间青黄不接,买不起机票的时候,恰好逢上国内的文玩热,我为好友设计了一个纽瓦尔风格的菩提手串,很快销出五十多条,也解了经费的燃眉之急。


在外人看来,人类学的研究不仅开销不菲,而且费心费力,又不讨好。而海外民族志那说不出口的辛酸,也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


我丢过钱包,遗失过护照。在数据采集结束的第二天,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八级大地震。之后的一周里,我和寄宿的家庭睡在阿尼哥公路边上。家中的兄长受惊过度,熟睡时经常梦到地震又来了,跳起来放声大叫,使人神经紧张。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时候。当印度政府决意用经济手段制裁尼泊尔,全国性的油气危机开始了。人们开始用柴火烧饭,步行前往十几公里以外的上班地点。街边停满了没有油的白色出租车,一辆又一辆,连在一起,绵延数里,看不到尽头。


随着对尼泊尔人同理心的增长,尽管我并非尼泊尔境内任何一个民族,但我忽然发觉,自己也产生了地方式的民族主义情感——尼泊尔人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喜马拉雅山的脚下,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骁勇善战的士兵和美丽富饶的土地,却被南方的大国当做自家后花园一般任意惩戒,毫无尊严。


在油气危机的末尾,我回到了北京。经过三年反复的选题,修改,写作——重新选题,修改和写作,最终,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学校的优秀论文奖。


答辩的晚宴上,导师让我唱一首歌,我唱了一首《Chaubandima Patuki》——在颁布新宪法的那个夜晚,无数尼泊尔人在街头唱起这首韵律婉转的歌。女人们在大街与天桥上点满了油灯与蜡烛,像是呼应着这首歌里赤诚的爱国之心。


什么时候,贫穷落后的小国家也能有尊严,能与它们的邻国有真正“兄弟一般”的关系?


三、蜀地的现代性


毕业后,我来到四川大学。


对我而言,四川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我明明是一个外来客,可是我说西南官话、吃鱼腥草、用大把青椒炝炒五花肉,本地人眼里都没有一点诧异。后来,前辈们告诉我,过去张献忠屠川,杀死许多本地人,湖广一带的居民迁来,成为现今四川汉人的基础。而湘西、湘南一带的语言较易理解,很快成为外来人口之间交流的主要语言。


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同乡们来到蜀地的两三百年之后,源头相同的我也到了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是,他们的后代已经在成都平原的养育下,成为土生土长,慢条斯理的本地人,而我依然保留着湘南地区那种火急火燎的暴躁和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固执,在这种陌生的熟悉中心有戚戚。


成都有一种调合之美。她的高楼大厦间有古刹,街边浓妆的摩登少女穿汉服。这里的人们喝碧潭飘雪,吃火锅串串,也追求西化的现代性。住在九眼桥的美国人类学家博伦斯坦无意间揽下一个音乐表演的活计,结果拍出一部租赁外国人的纪录片《梦想帝国》。


在这里,我也搜寻到一些来自喜马拉雅以南的线索——操场上,经常有南亚的学生打板球,市区有好几家印度人开的咖喱馆子,我甚至在路上遇到了在特里布万时一起做调研的学生——他告诉我,他是他们院里有史以来第一批来访中国的学生。另一头,当我回到尼泊尔,巴克塔普尔的裁缝家庭叫回他们的小儿子——他拿着新款的小米手机,说他上个月还在成都的郊区做佛像,那里一切都很好,只是薪水有些差强人意。


身处现代性的历程之中,我也不由得随之飘移,开始向往其诞生的源头。在英国短期访问期间,我站在大英博物馆的南亚展厅,趴在玻璃橱窗前看精美的细密画和毗湿奴雕像,兴奋得挪不动腿——我忽然想起来,英国不只有美体小铺、薯条炸鱼和Sichuan food,她还是印度的前宗主国,喜马拉雅区域当代政治问题的历史源头。


要理解这些,便要往前回溯。回到工业革命,回到《甜与权力》,回到迷人的南亚次大陆——从世界史、政治经济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里寻找答案,再回到人类学的热土。


2017年的十二月,我在印裔学者帕塔·米特的印度艺术史讲座上看到一张加尔各答画派的画作。画上的少女出生印度河平原北部的部落民族,皮肤黝黑,发如墨玉,而画家使用了日式的水墨技法,使整幅画面既洋溢着南亚的热情,又带着东亚特有的矜持。


原来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之间,可以以这种微妙形式相连。


我忽而对“消散的现代性”有了多一分的理解。在西方学者致力于建构民族主义理论的同时,印裔学者们却已在身份错位中参透了共同体的虚妄。当洁净与肮脏错置,最博闻强记的祭司开始使用英语中最复杂的句式,一切坚固的事物都成了可逆的,文化的边界也将弥散在空气中,等待与新的文明体系相拥。


一开始,仿佛都是繁杂的琐碎,但历久弥新,便会有所得,有所悟,竹节抽枝一般,鳞次栉比,应接不暇。这便是人类学以小见大的美妙之处。


“明年有什么计划呢?”落笔时,先生这么问我。


回到尼泊尔,回到四川,回到湖南,回到北京。


而今,当这一个故事起承转折,延续至今,我发觉去哪里都成了“回去”——一个微小的人类学人,还未踏遍青山,还未满头白发,但心怀对知识的渴求,仿佛已处处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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