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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振坤《黄帝金人铭疏证》前言:金人铭的文献价值

 大罗小哥 201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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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振坤 | 来源:《段振坤学说》


第一,《金人铭》是明确早于老子和孔子的文献,证据确凿,没有任何争议。


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1],孔子亲自从铜人背上抄录下《金人铭》,文本见于《儒家者言》(佚失)、刘向《说苑》、《孔子家语》,文本亦见于《孙卿子》(佚失)。


老子,春秋末年的道者,他在《道惪经》一书中大量引用《金人铭》言论,阐述《金人铭》思想,几乎《金人铭》的每一句话都能在《道惪经》一书中找到痕迹,“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把《金人铭》的作者当作至高无上的教父。



第二,根据《武王践阼》与《太公金匮》,《金人铭》是明确早于太公和武王的文献,并明指系黄帝所作。


公元前1056年,商帝辛四十二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丹书受戒是商末先周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书之《竹书纪年》。《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是武王实录,“武王曰:昔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武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武王摘录《丹书》之言作为戒铭。《金人铭》载于黄帝《丹书》,为武王席铭、楹铭所证。周太庙之铜人,当为武王丹书受戒之产物。


《太公金匮》载: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2]《太公金匮》明指《金人铭》系黄帝所作,其所交代的《金人铭》创作背景,与铭文内容紧密相合。



第三,从语言学和文字学上证明了《金人铭》必为西周以前之远古文献。


西周初期是言文分家的分水岭,从西周初年起,书面语言开始脱离口语演变为文言,《尚书》、《周易》、《诗经》代表了这种趋向;而西周以前的商代甲骨卜辞,其书面语言尚未脱离口语,不存在口语以外的成分,因此口语法则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先秦完全属于口语文献的《金人铭》、《夏小正》与远古谣谚,从语言学上证明系西周以前之远古文献。


《金人铭》的“盜怨主人”的“盜”字,在甲骨文的造字本义中是河流泛滥之义,引申指权力欲望泛滥,后来讹变为偷盗之义。“盜”字作造字本义解在先秦文献中只有《金人铭》之“盜怨”、《诗经·小雅·巧言》之“盜言”、《道惪经·惪经第十六章》之“盜夸”数例。“盜怨主人”的意思是“权力欲望泛滥人民就会痛恨掌握权力的人”,这个“盜”字证明《金人铭》决不是晚出之文献。



第四,从《金人铭》的铭文内容来看,《金人铭》产生于阶级分化刚刚萌芽的时代。阶级分化的萌芽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如果阶级分化尚未萌芽,民众不会有“民害其贵”(部落领袖的特殊地位对原始民主与平等构成威胁)的情绪;如果已经完成阶级分化,“民害其贵”的情绪亦不会存在。“民害其贵”的情绪只有在原始民主与平等意识尚非常浓厚和巩固,而阶级分化亦已开始萌芽的时代才会有。《金人铭》作为黄帝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其所表现的阶级分化刚刚萌芽的时代痕迹,与轩辕黄帝作为部落联盟领袖的身份是相符的,铭文内容直指《金人铭》为黄帝时代的原始口传文献。


先秦黄帝书是以黄帝原始学说为基础,数千年几百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综罗百代,博大精微”。黄帝《金人铭》与上博楚简《曑惪》、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献链条,金人铭与黄帝书之间,具有同一的逻辑体系、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黄帝《金人铭》从文献上和逻辑上论证了先秦黄帝书和黄帝学说的古老性、独立性和真实性。


据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考证,黄帝铸鼎原聚落群体在约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7个部落,1309个氏族,26万多人口,这些部落具有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3]。这是一个伟大的族团,正是这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伟大族团,催生了黄帝原始学说。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國远古时代所谓‘中國’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4]


庙底沟类型彩陶几乎均可以从阳纹和阴纹两个角度來观察,这种互补的观察对于理解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极为关键[5]。庙底沟类型彩陶所使用的绘画语言可以分解为阳纹弧线三角、阴纹弧线三角、圆点三个基本语素,其中阳纹弧线三角和阴纹弧线三角均自成花纹,对阳纹或阴纹单独进行观察,都是完整的花纹图案。如果把阴纹视成图案,阳纹就成了有意涂成的底色;如果把阳纹视成图案,那阴纹就成为烘托阳纹的底色;亦可把这类图案视为由阴纹、阳纹合成的纹饰。这种有意识的绘画手法。


反映的正是阴阳互补与相異的阴阳原理,庙底沟类型彩陶阴阳纹所表达的相异与相补的阴阳原理,使黄帝阴阳学说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明。透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可以大体掌握黄帝学说的知识背景。这方面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作为轩辕黄帝的原始真传,《金人铭》纯正、优美、崇高,中國文化的源头之水是多么清澈。原始民主时代我们伟大的祖先轩辕黄帝,所提出的执雌持下原则,奠定了中國文化不死的本性——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主义、社会向善主义,这是中國文化的元气和正气所在。


黄帝学说为先秦诸子所崇信,庄子言“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司马迁言“百家言黄帝”,黄帝“为学者所共术”。西汉初年以黄帝学说为政治指导思想,创造了文景之治的伟大治功。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帝学说在中國文化史上沦为绝学,我们伟大祖先的伟大学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黄帝《金人铭》是中國文化的诞生宣言,它在太公、武王和老子那里,曾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我们今天把这篇最伟大最古老的文献,重新置于它应当具有的神圣地位上,由此揭开文化尊黄的序幕。


[1]《孔子家语·观周》。

[2]唐马总《意林》卷一。

[3]许顺湛《追溯铸鼎原历史的辉煌》。

[4]苏秉琦著《谈“晋文化”考古》《华人·龙的传人·中國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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