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经学史的发展中，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孟子得以受封爵号，入孔庙配享，《孟子》由先前的子部上升为经部，列入“兼经”，立为官方教材。这一变化始奏于自韩愈为廓清儒学道统，恢复纯正圣人而掀起的中晚唐以来的崇孟风潮，宋初以来以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代表的宋初学人对孟子的大力推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最终孟子能受封袭爵，配享孔子，悬为科举功令，王安石可谓居功至伟，实在堪称第一功臣。 关于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自西汉中期开始，“孟荀并号”一直是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这一情况直到中唐时期发生了变化。中唐时，韩愈为了振兴儒学，排斥佛道，及解决其它一些社会弊端，在对孟子和荀子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后，认为孟子对孔子真意的继承 “醇乎醇者”，而荀子对孔子真意的继承则“不粹不醇”，孟子思想更能为排除异端，加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武器。于是，韩愈在确认孟子是道统正宗继承人的基础上，对孟子思想大力进行推崇发扬。韩愈作为中唐时期有重要有影响的人物，其对孟子的推崇发扬也引起了其他人对孟子的兴趣，在中晚唐逐渐兴起了一股崇孟风潮。 这公堂之上，犯人随你处置！ 广告  宋初的儒学家门继承了韩愈的观点，继续对孟子思想进行挖掘与发扬，从而使中唐以来兴起的崇孟思潮更加愈演愈烈。而王安石正是生长在这一思潮中，风起云涌的崇孟思潮不仅对王安石进行了思想的洗礼，而且也为其后来崇孟举措提供了良好时代机会。 王安石年少时对儒学的学习十分刻苦，入仕以后，虽然仕途比较跌宕起伏，但王安石继续学习钻研儒家经典，对儒学的刻苦学习，使王安石具有了较深的儒学修养。此外，在王安石在儒学学习过程中，周围有一群精通儒学的前辈朋友，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儒学氛围，这些都为王安石提高其自身的儒学修养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王安石一生都对孟子有着深挚的感情，其自年轻时就对孟子特别偏爱，情有独钟。他不仅自年轻时就以孟子为榜样，而且十分崇敬孟子的高贵气节和人生抱负，并在文风上也极其模仿孟子。 王安石自身的儒学修养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对孟子的个人偏好是其崇孟的情感纽带，而孟子思想能够为其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则是其崇孟的根本原因。
北宋中期时，自宋初以来形成的“三冗”问题更加严重，国内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国内矛盾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思想潮流与改革潮流同时出现的情况，就预示着社会将发生大的变革，也预示着有卓越的领袖人物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而卓越的领袖人物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将这两股潮流合二为一，实现社会与意识形态的伟大变革。 王安石不仅顺应了北宋以来崇孟思潮的兴起，对孟子思想进行了阐述解释，作为其变法的理论依据。并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地位极力提高孟子的政治地位，最终在北宋仁宗、神宗年间，成功将崇孟思潮与改革思潮合流。 首先，王安石以孟子的“权变”思想作为进行变法的理论依据 “经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所谓“经”，即在通常情况下所应遵循的既定原则；所谓“权”，即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变通方法。 《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日：“礼也。”日：“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对墨守陈规不知权变的“执中无权”思想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王安石继承孟子这一“权变”思想，将“辨义行权”视为解决一切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普遍原则，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惊世骇言，将孟子“权变”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哲学高度，为其变法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其次，王安石以孟子思想为变法的具体实施进行思想指导 在变法的具体实施上，王安石提出从“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这两个途径入手，并且以孟子思想对“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进行了指导。 在指导“大明法度”的实施上，王安石直接引用了孟子 “合乎先王之政”，“法于先王之道”这两句话。即照先王的办法和历史经验去治国平天下，就会取得成就而不会产生差错。但他同时强调“法于先王之政”并不是完全的死守教条，而是要有选择的去做，要“当法其意”。孟子在阐述“合乎先王之政”， “法于先王之道”时，也强调不要完全照搬先王，而是要有所选择的去做，要用心体会本意的去做。 在指导“众建贤才”的实施上，王安石也直接引用了孟子的思想。王安石不仅引用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话，说明了光有好的法令是并不能自行于世的，法令必须要有人推行，而且他与孟子一样，认为人才是一把双刃剑，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力劝君王能够选拔优秀人才，来推行变法。例如，孟子说“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不信仁贤，则国空虚”，王安石则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
再次，王安石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地位极力提高孟子的政治地位 在变法中，王安石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将《孟子》与论语并列为兼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凡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可以修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五经当中的任意一经，而《论语》与《孟子》则为必考科目。自汉代以来，经学只是五经，《论语》在唐代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孟子》一直属于子书，不属于科举考试内容，与《论语》的地位相差悬殊，不可相并而论。王安石此举将《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使其成为经书，列入与《论语》相同的地位，奠定了《孟子》在官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士子们“戈取功名之路”的必读之书。古代的科举考试是士人释褐入官的途径，起着指导、规范士人和社会各阶层人生价值取向的作用，利禄之途自然会引人奔竞，这对于提高《孟子》一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提高《孟子》地位的同时，王安石还通过劝说宋神宗对孟子授号封爵来提高孟子的地位。《宋史·神宗本纪三》记载：熙宁七年( 1074) ，“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诏封孟轲邹国公”。元丰六年( 1083) 冬十月，“封孟轲为邹国公”。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在此之前，孟子即没有爵号，也没有配享过孔庙。在三国以前，从没有过弟子陪享孔庙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魏齐王正始二年( 241)“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壅, 以颜渊配。”颜渊是最早配享孔庙的人，一直到唐朝初年，配享孔庙的也只有颜渊一人，贞观二十一年( 647) ，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中，唐睿宗太极元年( 712) ，加曾参配享，直到宋神宗以前孟子从没配享过孔庙。通过对孟子封爵授号，使孟子成为社会各阶级尊崇的对象，极大的提高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除了通过政治的力量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外，王安石还通过其新学，对孟子大力推崇，在他的带动下，新学派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大都力崇孟子。除了王安石所撰的《孟子解》14卷外，许允成撰有《孟子新义》14卷，王勇撰有《孟子注》14卷，龚原撰有《孟子解》10卷，王令撰有《孟子讲义》5卷，沈括撰有《孟子解》1卷。这些都对北宋的孟子升格运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这些举措，在社会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也是孟子及其书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对此后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以自己深厚的儒学修养为基础，以个人情感偏好为纽带，顺应了北宋时期风气云涌的崇孟思潮和改革思潮，将崇孟与变法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他不仅运用孟子思想为其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而且利用宋神宗对他的信任，大力推崇孟子及其书，积极促成了朝廷对孟子及其书的承认，在宋代的“孟子升格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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