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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宗室及遗留大臣辗转向南走，他们和明朝留都南京一些文臣武将试图拥立朱家王室藩王，重建明朝，然后挥师北上，恢复家国。当时的形势下，如果南明朝廷中有一位略有才德之藩王，倘能够吸取教训，重用忠良，团结民众，其以江淮以南半壁江山的支撑，即使不能一举规复北方，也可能像宋朝一样，划江而治，使中华文明之正统血脉保留上百数十年，但能如此，则清朝八旗铁骑，当不能蹂躏南方；再假以时日，其强弩之势，必将为之减退，则中国历史，当走上另一轨道；中华文明，当留一抹残阳夕照，以照亮吾华今日之文明传承道路。然而，南明之宗室诸王，长期饱食终日，脑满肠肥，不思进取，竟无一人能够运筹天下，凝聚天下仁人志士之心而成偏安之功。今且以南明建国后之几次重要“反转”机遇，以阐明朝之亡，实属自寻亡路。  第一次机会：南明之初建，首先在拥立何人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忠正之臣史可法主张拥立桂王朱常瀛，而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则以立贤为名拥潞王朱常淓，但最终福王朱由嵩在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下，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建立弘光朝廷，史称南明。福王政权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谋求与清军联合以消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对于这一战略选择，我们且不予置评。关键是，当大顺被清朝击溃，多铎移师南征，当此危急时刻，弘光政权内部竟然展开了激烈的党争，爆发太子一案，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愿与李自成正面交战，反而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史可法时在扬州虽有督师之名，却实无法调动四镇之兵。一月之中，清军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四月廿五，扬州城陷，史可法不屈遇害。随后，清军渡过长江，克镇江。弘光帝出奔芜湖。五月廿二朱由嵩被虏获，弘光政权仅存世一年，即遭覆灭。 第二次机会：南京失陷后，又有杭州的潞王朱常淓（1645年）、抚州的益王朱慈炲（1645年）、福州的唐王朱聿键（1645—1646年）、绍兴的鲁王朱以海（1645—1653年）、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1645年）等政权先后建立，其中以鲁、唐二王政权较有实力。这时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大江南北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南明政权没有借机取势，趁机光复扬州和徐州等战略要点，而内部却再次发生党派斗争和地方势力跋扈自雄，鲁、唐二王政权甚至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各自为战，所以当清军再度南下时，先后为清军所各个击破。鲁王在张煌言等保护下逃亡海上，在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唐王则被清军俘杀。  第三次机会：11月，在广州和肇庆又成立了两个南明政权：唐王弟朱聿（1646年）称帝于广州，改明年为绍武元年；桂王朱由榔（1646—1662年）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这两个政权也不能团结，甚至大动干戈，互相攻伐。绍武政权仅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揭阳的益王朱由榛（1647年）、夔州的楚王朱容藩（1649年）称监国与桂王争立。郑成功也在南澳一度立淮王朱常清（1648年）为监国，后废。桂王在清军进逼下逃入广西。 第四次机会：正当南明政权接连覆亡，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农民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李自成亡后，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逃来广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江西提督金声桓、清广东提督李成栋、清广西巡抚耿精忠、清大同总兵姜镶、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清甘州副将米喇印先后反正回归明朝，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还包括北方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一部以及东南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永历政权内部再次出现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不能团结对敌，农民军也备受排挤打击的内讧局面，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杀，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虽有李过之子李来亨等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但大明完灭之势，已无日矣！  第五次机会：以孙可望为统帅的大西军加入抗清一线，再次改变了局势。1652年，南明永历政权接受孙可望和李定国的联合抗清建议，定都安龙。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阳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张煌言、郑成功等率领的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江东桥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等一系列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的第二次抗清高潮。然而，就在大明复国有望之时，永历政权内部再次发生内部矛盾：孙可望嫉妒李定国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国，导致宝庆战役重大失利；永历十年（1656年），孙可望密谋篡位，再次引发南明内部一场内讧，李定国拥桂王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吴三桂攻入云南，经磨盘山血战而使南明军精锐损失殆尽。 历史本也有情，因中华文明之久远坚韧，是以能够给本土政权以数次恢复之机；然亦因中华文明之权斗内讧之劣质传统，是以虽有良机而难以把握；因中华文明土壤下所产生的郑成功、张煌言、史可法、李定国等优秀分子，南明政权得以苟延残喘十八年；再因中央专制集权体制下培植的明王朝诸藩王之无能而失势去国，殊不令人深思良叹。纵观历代王朝之兴衰，借鉴古今中外历史发展大势，必得以雄才伟略之领袖凝聚华夏之心，必得摒弃中华民族“勇于内斗、拙于御外”之劣质文化传统，必得以健全的民主法制制衡集权之肆虐（即今“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之提法），吾华才能于不久的将来再造辉煌，重建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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