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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古史辨派科学求真精神，促成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编者按：是文不仅对卫宏所作《毛诗序》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也在上古文献成书的问题上，提出了文献考据要从一个确定的起点出发的观点，并认为这也是文献考据学作为现代学术的一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一切历史文献的书写都会有“当代”的重构，也就说是“当代”史的书写。重视确定的起点，就是要首先检视其“当代”书写，唯如此，才能对文献成书有一个科学信实的现代考证。古史研究亦然，新古史辨重视默证就是重视对未知领域的研究要从已知起点出发，对未知领域不仅“不立一真，唯穷流变”，也“立足可据流变，穷其多元真面”。欢迎各位方家多提宝贵批评意见，共同推动学术进步！ 《毛诗序》作者与成书问题一直聚讼纷纭，被四库馆臣称为自古“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1]相关综述比较多，笔者无意于复述。[2]这里要强调的是文献考证的一个基本方法问题：我们立足的起点应当是一确定可信的文献，而不是一个悬置性假设或某种先行的观念。立足一确定可信的文献，就能够从一安全稳当的起点出发，追溯文献生成过程中不断叠加的历史投射，从而更接近文献演变和成书的真相。而所谓悬置性假设，则是将《诗序》作者悬置于先秦某一时代，或某一人物，然后根据其时代特征、引诗论诗与《诗序》的契合性，以论证《诗序》成书于某一时代或作于某一人物。在处理一些不明作者的文献时，这也是一些学者常用的方法，但局限与问题亦非常明显。 一是易受传统崇古尊经等观念的干扰，偏离文献考证的科学路向。在崇古尊经观念影响下，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经典有古老的历史和出自圣贤之手，这也是“子夏作序”说在古代大行其道的原因。然考其源流，其说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3]可见在班固时代，对《毛诗》传自子夏之说就产生了怀疑。但这种怀疑精神在崇古尊经观念影响下渐渐隐退。据郑玄笺《南陔》等诗： “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其篇端。”[4]郑玄甚至认为《诗序》在孔子论《诗》时已成。此说遂启后世孔子作序或国史、诗人作序诸说。然以现代科学考证检视，皆无坚实的史料根据。而现代学者试图重新认证子夏作序说，甚至更古远的说法，只会与科学路向渐行渐远。 二是只能证其源流，不能断其作者时代。以孟子作序说为例。此说试图罗列孟子论诗与《毛诗序》一些相合者，以证其是孟子或孟子学派所为。但这些言论的相近或相合只能说明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而已，并不能断其作者时代。且从整个说诗系统上看，孟子论诗反映的是以民为本的治道，与《毛诗序》突出以礼为本，“治道非礼乐不成”[5]的政教思想相去甚远。故从支离的言论看，孟子论诗确有与《诗序》相近之处，存在着承继关系，但从整个说诗系统看又有很大的差异。以其他诸子或上博简来考证《毛诗序》成书亦然，同样也只能说明《毛诗序》渊源有自，而不能断其作者时代。 三是缺少一个确定的起点，忽视文献确定指向的历史世界。现代文献考据要求我们必须从确定的起点出发，从可靠的文献资料出发。无论是向上追溯还是向下延伸，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起点。而这种悬置则直接跳过文献所确然指向的起点，陷入了一个碎片式的、经过多重解释重构的世界，致使我们始终立于一个模糊地带。这也是《毛诗序》及一些重要历史文献考证陷于争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苌 只有从一确定可信的文献起点出发，《诗序》成书于毛公或卫宏说的争论才能突破困境。据《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6]这段史书明文遂成后世力主卫宏作《毛诗序》说最为坚实的基点。对此，朱熹云：“《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唯《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7]朱熹认为：“《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8]崔述态度则更为坚定：“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记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后汉书》明文可据。”[9]且范晔所记并非孤证。吴陆玑亦云：“时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10]这进一步说明范书的记载可靠，不能简单否定。 但问题是自郑玄以下陆、范同时代人的说法又无不指向了这一说法的反面。对此，晚清学者曾朴综列七验力证《毛诗序》非卫宏所作： （1）郑玄去宏未远，倘宏作序岂不容见，不著卫宏一字，而言序乃孔子、子夏所为。（2）贾逵、郑众之学皆与宏同出于曼卿之学，而服虔之说时亦相接，其称引同时人说皆标出其名，独引《诗序》皆不及宏作者。（3）蔡邕作《独断》，如引先儒旧说，则标出之，然《独断》载自《清庙》至《般》，尽录《诗序》，而不及卫宏一字，是邕亦不知《诗序》有宏作之说。（4）王肃平生喜难郑学，而于《毛诗》为尤甚，今伪《家语》“子夏习于诗而通于义”，王氏注曰“子夏所叙诗，今之《毛诗序》是也”云云，说亦同郑。是肃亦不知《诗序》有宏作之说。观此四验，是汉魏人皆无宏作《诗序》之说。（5）考晋宋以来说诗者，如郭璞、徐邈、崔灵恩、刘瓛等都不以为宏作《诗序》。是晋宋以来亦不知《诗序》有宏作之说也。（6）司马相如、王褒等皆前汉人既有引《诗序》之文，可见序在卫宏前。（7）考宏《旧仪》有据《诗序》以为说，倘序是宏自作，宏又自用之而自据之，必不足取信于人。[11] 曾朴有力地论证了《毛诗序》非卫宏所作这样一个事实。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既然《诗序》非卫宏所作，我们又如何面对范蔚宗“今传于世”这一确定性记载呢？这个问题如不能有效解决，无论创制何种新说，都无法在《诗序》作者问题上形成真正突破。 在无法解决冲突或走出困境的时候，或许调和是一解决之道。这一调和被《隋书·经籍志》选择：“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12]这又被现代学者继承和发挥：“《毛诗序》的作者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毛诗序》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保留了一些先秦的古说，秦汉之际的旧说以及多位汉代学者的续作。……在没有发现新材料之前，现时只能作这样概括的说明。”[13]从中可见《诗序》作者问题的研究困境。对于《隋书·经籍志》卫宏润益之说，清儒范家相指出， “予考《诗序》如果创自子夏、毛公，敬仲何敢从而润益其遗文。微特此也，《毛序》行于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数十年，立之学宫，流传天下久矣。敬仲以一人之私见，起而更益之，其谁肯信？”[14] 陈允吉更为严厉：“《隋志》所云敬仲润益之词，与范书所载卫宏作序明显不合，征引前代史料，更无确实根据。谅此辈于原无争论之两说中，滥作调人，随情分合，强以己意附会，遂将两说串联一处。”陈先生的话未免太过严厉，但调和不能科学地解决问题是毋庸置疑的。而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又云卫宏作《毛诗序》，陈允吉认为： “一段文字之中，两说俱存，其为不同之两篇，昭昭然黑白分焉。”由是提出了卫宏“另作新序”说，“卫宏所作之《毛诗序》，当为另外一篇，已在南北朝后期亡佚，与见存郑玄所笺之《毛诗序》无关。”[15]相比以往诸说，显然更为合理，也解决了关键文献抵牾所带来的纷扰。但此说比范家相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毛诗序》既已流布天下时，卫宏再作《诗序》，更于理不通。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事实上，乾嘉时期严可均就已提出卫宏另造新序说。[16]受严氏启发，曾朴将卫宏另作新序称为“传道之序”，并认为“从来论宏《诗序》者，以此为最得”。[17]显然，曾朴的“传道之序”无疑包含着对《诗序》旨义的解释，这就使朝这一方向的突破前进了一大步。考范蔚宗之前，论卫宏作《诗序》者，现存文献只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然则将两段文字对照，无论语词还是句式结构都非常接近，二文显然有因袭关系。范晔当是直采了陆氏之语。再进一步观察，范文“《毛诗序》”后，多了一个“善”字；短短一段文字连续用了两个修饰词“善”，这似不合范氏“简而且周，疏而不漏”[18]的特点。千百年来一直未被学界注意，直到清儒胡元玉才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在其《璧沼集》中云： 《隋志》云：“《毛诗序义》二卷，雷次宗撰，梁有《毛诗序义》七卷孙畅之撰，《毛诗集解序义》，顾欢等撰。”敬仲所作，即是此类。善字乃義字传写之讹，当上属为句， “序義”谓序述其义，非为《毛诗》作序也。特其书早佚，故传写之讹，世莫之正。[19] 在胡元玉的基础上黄节进而又云：“余考《说文》善字下云，此与義美同意。又《大雅·文王》：‘宣昭義问’，毛传曰：‘義，善也’，《礼记·缁衣》： ‘章義瘅恶’，释文云： ‘義，《尚书》作善’，足证此二字古来互训互用，故传写易讹，因补胡氏之说”云云。[20]伦明称之为“千古疑团 一朝冰释”。[21] 然考义疏体之兴起，最早也是刘宋时期，两汉乃章句之学盛行的时代，义疏体著述并未之见。所以这里断言卫宏所作为《毛诗序义》还为时尚早，更何况陆氏亦明言卫宏所作为《毛诗序》。然则它的科学意义并非是发现了一字之讹，而是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卫宏所作《毛诗序》与义疏有着密切关联。 沿着这一方向考索，早在唐代成伯玙就将卫宏所作《毛诗序》与其义疏联系起来，其云：“后人见序下有注，又云：东海卫宏所作。事虽两存，未为允当，当是郑玄于毛公传下即得称笺，于毛公序末略而为注耳。”[22]按成伯玙的意思，卫宏所作乃是《毛诗序注》，因郑玄释《毛诗传》称笺，而释《毛诗序》称注，后人误将《序注》作者归为卫宏，范晔相沿以误；但也可能卫宏所作就是今郑笺本《毛诗序注》，而被范晔以后的学者误归给了郑玄。不过，这些我们暂置不论。我们所要追问的是，成伯玙和之前学者为什么认为卫宏所作《毛诗序》乃是《毛诗序注》？卫宏所作《毛诗序》与《毛诗序注》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是问题的关键。 带着这一问题，进一步考察文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著录的文献书目，让人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如《隋志》所云：“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以备《经籍志》。”[23] 《隋志》除了采纳魏晋以来四部目录分类体例外，主要承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著录体例。且书目以《七录》为最详。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相比较，汉魏以降书目著录体例的变化清晰可见。与《汉志》明显不同，汉魏以下但凡直接对经传注解类著述都仅书其经传之名，而不标以“经注”或姓氏之名加以区分，而是以小字标出。如《周易》类，《汉志》著录：“《孟氏京房》十一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而《隋志》著录则为“《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周易》八卷，汉曲台长孟喜章句，残缺”；《诗经》类，《汉志》著录“《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隋志》则为“《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傅毛苌传”。西汉以下的经书传注更是如此，但凡经书的注，都直书经书本名，而不书某某经注。直到义疏体的出现，这一体例才发生变化，著录的书名才标以某经“义”、“疏”或“义疏”，如：“《周易义》一卷，宋陈令范歆撰”，“《尚书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费甝撰”，“《毛诗序义》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类和诗类中有：《尚书》十五卷，晋祠部郎谢沈撰；《毛诗谱》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显然谢沈不可能撰《尚书》十五卷，而是和前面注家一样是注《尚书》十五卷；而据《经典释文叙录》：《尚书》，谢沈注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 《尚书》十三卷，谢沈注； 《新唐书》亦然。而徐整所撰《毛诗谱》三卷，据《经典释文叙录》“郑玄《诗谱》二卷，徐整畅”，[24]其亦与刘炫所注《毛诗谱》为同类。详考《隋志》诸如此类尚有许多，充分反映了这一著录体例的变化： １．礼类。按《隋志》有《丧服经传》一卷，郑玄、王肃各有注；《丧服传》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晋书·礼志》曰：《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本志篇叙曰：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仪礼》疏曰：其传内更云传者，是子夏引他旧传以证己义”云云。[25]又《梁书·裴子野传》：“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26]是知裴子野所撰《丧服传》实为《丧服传注》。 ２．春秋类。《春秋左氏传》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春秋公羊传》十二卷，严彭祖撰；梁有《春秋谷梁传》十五卷，汉谏议大夫尹更始撰； 《春秋谷梁传》十六卷，程阐撰； 《春秋谷梁传》十四卷，孔衍撰，《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徐邈撰； 《春秋公羊、谷梁传》十二卷，晋博士刘兆撰。以上所谓撰者，毫无疑问皆为之注。 ３．诸子类。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 《扬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撰； 《扬子太玄经》十卷，陆绩、宋衷撰。《老子道德经》二卷，卢景裕撰； 《老子》四卷，梁旷撰；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以上所谓撰者，皆为之注亦无疑义。 又《三国志·李譔传》： “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也……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27]又《晋书·谢沈传》：“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28]同书《范隆传》：“隆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甚有条义。”[29]以上史书所谓著诸经传者，显然亦均为诸经传作注。 这一著录形式甚至在《旧唐书·经籍志》中仍然存在：《周官礼》十卷，伊说撰；《春秋经》十一卷，士燮撰；《春秋公羊》十二卷，王愆期撰； 《论语》十卷，宋明帝撰；[30]《庄子》十卷，杨上善撰等。可见对经传诸子，撰注不分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 总之，对于经注，甚至经传、诸子的注，汉魏以下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都可直称所撰著某经传、诸子，可以不具标某经传、诸子之注。由是再来看范晔《后汉书》所说卫宏“因作《毛诗序》”，就真相大白了。这里卫宏所作并非《毛诗序》，而是《毛诗序注》。因为在时人看来序为经，所作不可能是经，当然是注，所以并不存在歧义，且上承“乃为其训”之下，更是意指所作乃是为《毛诗序》训注。再来看前述陆玑之语，既云子夏为之《序》，又云卫宏作《毛诗序》，一段文字中两说俱存，扞格难通之处也就顿然消弭了。前者是《毛诗序》，后者为《毛诗序注》，这也正与魏晋南北朝人突出子夏传经地位相契合，强调《序》为子夏所作，具有经的地位，而宏所作的只是《毛诗序注》而已。 与《毛诗序》最类似者，当属崔灵恩所撰《春秋序》。据《隋志》：“《春秋序》一卷，贺道养注。《春秋序》一卷，崔灵恩撰。”[31]对此，孔颖达云：《春秋左氏传序》为元凯所作，“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32]可见《隋志》所著录各家《春秋序》均为杜预所作《春秋左氏传序》。这里崔灵恩所撰与前后几家一样，是为《春秋序注》。卫宏所作《毛诗序》正与崔氏所撰《春秋序》相类同，是为之注。又据《隋志》： “梁有《毛诗序》一卷，梁隐居先生陶弘景注。”[33]其时注者书名多以《毛诗序》行于世。卫宏亦然，只因范晔称“作”而被淆乱。 称卫宏所作《毛诗序》者，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重要原因应是古无编辑一说，经传之编辑则归之撰著。如《隋志》著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礼记》二十卷，汉九江太守戴圣撰。此尤可注意者《隋志》： 《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对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于《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 《大戴礼·夏小正传》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则三国时已有传名。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于录。……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34]其实既非《隋志》漫题，也非今本讹脱，而是馆臣不审觉其著录体例的变化，以致同样的问题发生在馆臣笔下竟不自知，就在这段文字之前，其著录《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下亦竟题“宋傅崧卿撰”，可见这种视编为著，以注为撰，直以经传为题的著录方式汉魏以下一直不自觉地存在。与戴德撰《夏小正》相一致，《毛诗序》本在《毛诗传》中被各“置其篇端”，亦无传训，至卫宏始将之别辑而出，并为之传注，故无论视编为著，还是以注为撰，卫宏都对《毛诗序》有著作权。于是遂有陆玑、范晔及其同时代人均称卫宏所作《毛诗序》。 严可均甚至在已认识到“《卫氏传》，梁《七录》、《隋志》及《释文叙录》无之。《芣苢》一条，殆从他书采获”的情况下，仍未能跳出范书卫宏作《毛诗序》的影响，而认为“范在刘宋时犹及见《卫氏传》与其叙”，[35]没有认真分析《卫氏传》与《毛诗序》的关系，就断言卫宏“另为之序”，甚为遗憾。考《后汉书·卫宏传》，范蔚宗对卫宏著述交待得非常清楚，卫宏并没有作《毛诗传》。如成伯玙所说： “传者注之别名也。传承师说谓之为传，出自己意即为注。”[36]传与注只是别名而称，这里所谓的《卫氏传》正是对《毛诗》“芣苢序”的注解，此应是卫宏所作的《毛诗序注》遗文。严氏所提魏晋以降人们所称引的孟喜《序卦》、郑氏《序易》、马融《书序》等，亦均非另作一序，正如遗文所见，皆是对原序的传注训释而已。此皆是汉魏以降图书著录体例变化所致。 注释：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编辑/朱雪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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