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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果你热爱古典家具，你一定不会错过一本叫《木鉴》的书，12年前，这本书横空出世，此后经久不衰。原因何在？材质是人们收藏与探讨硬木家具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甚至一度最为重要，这本从学术角度出发的书就这样成了市场的宠儿。而此书作者，便是周默先生。 周先生对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坚守，容不得半点马虎，对无中生有乃至恶意炒作的观点时常感到愤怒，著书正是为了正本清源。于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黄花黎》一书终于问世，2018年年初《紫檀》一书也已面世。和《木鉴》不同，这两本书都是对某一木材的专项研究，因此显得更为深入。 周先生喜欢追根溯源，无论是木材还是家具，总是拨开表面云雾，想去看一看里面的风景。他用“追问”形容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说对每一种木头的追问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我们就聊一聊他的《黄花黎》。 1 拿到周默先生的《黄花黎》一书，你定会被它的书名吸引，进而忍不住好奇，周先生为何会用这样一个“黎”字？这并非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其实早在十余年前，周先生就提出“黄花黎”一词，并在他的代表作《木鉴——中国古典家具用材鉴赏》一书中，沿用了这一称谓。理由有三： 一是“花黎”一词在史籍中便多有出现，如《诸蕃志》、《海槎余录》、《黎岐纪闻》及海南、广东的地方志中就多有记载； 二是花黎木为中国之特产，也是中国硬木家具中唯一完全生长于中国本土的木材，主产于海南岛黎母山及其周围林区。海南岛的原住民一般习惯性地将地名、土产或其他物品均冠以“黎”字，均具有鲜明的海南黎族地方特色，让人一看便知这些地名或物产源于海南岛之黎人或由黎人控制及活动的特定地区。另外，花黎木也是海南岛黎族赖以生存的主要贸易商品，也是与岛外商人或统治者争夺生存权的有力武器； 黄花黎产区：五指山 三是古籍中记载的“花梨”，周先生认为多是来自于东南亚、南亚进口的花梨，从木材学上属于豆科紫檀属，而我们所谓的海南岛所产的黄花黎属于豆科黄檀属，用“黄花黎”以区别进口的“花梨”，让人一目了然，不至于产生误解。 黄花黎树干 无论是“黄花梨”还是“黄花黎”，其实都是俗称，本无所谓对错，只是更贴近周先生对这一木材的理解。在书中他亦指出研究俗称的价值和意义：“由于历史及地域的原因所造成的俗称，对于我们研究木材及家具的源流、含义、历史与文化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我们除了重视每种木材的学名外，更要重视对于俗称的认识与研究，尤其对于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优秀家具、古代建筑及其他木质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植物学或木材学的著作，周先生更注重探讨黄花黎的历史与文化，故对一些争议问题，他选择直面和呈现，但不轻易下结论。如现在很多人普遍关心的越南黄花梨在历史上的使用问题，周先生便在书中指出陈焕镛《海南植物志》及日本正宗严敬1943年出版的《海南岛植物志》中都对海南岛也产东京黄檀有所记载，虽然尚无法明确此“东京黄檀”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越南黄花梨的学名，但前人的这一植物学研究已然令人感到惊讶与遐想。 东京黄檀（标本：河北泊头。孙玉成，摄于2014年8月16日），俗称越南黄花梨或越黄，主产于长山山脉东西两侧的越南、老挝，叶、花、果、皮于海南产降香黄檀极难区别，二者的木材表面特征较易分辨。 2 中国人对木材美的认识古已有之，那么，中国古代家具使用木材的共性是什么？特性又是什么？为何就使用那几种木材？这是周先生时常会向学生提到的问题。对木材颜色的干净、纹理的清晰、自然的香味与油性等，中国人的确有着自己的偏好，只是极少有一种木头像黄花黎这样，与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和一个民族，和它的历史、文化纠缠得如此之紧。这也是他写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海南省昌江县王下乡黎族绣面女 摄影：杜金星，2009年11月19日 “但我反对将黄花黎过于神秘化，古人眼中，这无非是一种木材而已，无非是一种媒介而已，通过它表达某种思想和感情。”因此在书中，你能看到周先生对作为木材的黄花黎，其生长、分布、基本特征与利用的论述及与相关木材的比较研究，令其回归价值本位；同时还能看到他对海南的历史与文化乃至移民与汉黎关系变化的关注，黄花黎背后的史海钩沉。 黄花黎树冠 黄花黎树叶 黄花黎花蕊 说到木材，绕不过的是其与家具的关系，这也是周先生所谓“木材的历史与文化”这一学科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木材与家具是什么关系呢？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已有所阐述：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很多木材从东南亚输入，有些木材的品种我根本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如果连原料都说不上来，做成家具，刷点色，上点蜡，就更看不出来了。因此，现在搞家具研究的人首先要研究新的进口材料，把木料来源、不同类型或同一类中不同的名称都弄清楚。现在有好些像紫檀又不是紫檀的木材，说不出它的名称。不像从前家具的用材比较容易分辨。家具摆在那里，离我二三十米，我就知道是黄花梨还是紫檀，大致不会错。因为从它的造型、它的做法就能看出它是什么木材。现在家具市场已经乱了套，加上仿制品，更说不清用的是什么木材，所以只有敬谢不敏了。 明 黄花黎独板架几案 “现在研究家具，一定要先辨认木材的种类，特别是新出现的品种及其产地。如认真研究需要向木材行业请教，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向他们索取木样，如能出国考察则更好。至于科学的分类、辨认则需求助于木材学的专业人员，技法和设备都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和使用。研究家具要深入到木材学这一区域就更难了。” 可见，木材和家具是一种本末关系。 花黎架几案独板 3 中国古代家具形式之美在五代及北宋已有标杆式的艺术成就，至明末，种类之全、用材之精、器形之妙，特别是结构科学、合理，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一个理性的进步，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巅峰期。 “现在我们谈明式家具，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谈黄花黎家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优秀的黄花黎家具，我认为可以说是明式家具的代名词。”在《黄花黎》一书中，周先生用很大的篇幅谈论了黄花黎与明式家具的关系，尤其强调了普遍流行于晚明文人中间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发挥的作用，正是文人对家具品格、审美和个性张扬的要求，使得飘逸、浪漫而温暖的黄花黎家具独树一帜。
明 黄花黎夹头榫平头案（局部），圆材，横枨两根，枨间及上下无任何装饰，浑圆光素；面心板为一块玉，所有部位几乎不见卷曲的花纹或鬼脸纹，颜色干净、一致，选料与器形吻合；牙头与牙板齐平。无论近看远观，整体比例与各部件的尺寸、关联、对应恰到好处。最大看点，如意云纹出锐角，尖利急促，翻转自如。尖与圆、虚与实的关系处理尤为用心，柔婉中见清丽，平淡处生新意。 周先生更尝试在书中给“明式家具”特别是“明式风格”一个具体而准确的定义，因为即便是王老生书中狭义的明式家具概念，也没能回答究竟何为“式”。 周先生认为“明式”或“明式风格”的主要特点包括六点： 一是造型简洁、优美、清新； 二是结构科学、合理； 三是文人参与家具的设计，“明式”又有明显的“文人家具”之特征； 四是不尚雕饰，注重材料的自然颜色与纹理； 五是注重线条语言； 六是木材以榉木、黄花黎为主，次之为紫檀、铁力、乌木、黄杨木、榆木、柏木等，特别是明式黄花黎家具可为明式家具之标本，即所谓“匿大美于无形，藏万象于极简”，这是对“明式”的最好诠释。
明 黄花黎巾架，搭脑出头外翘，没有任何雕饰，不见常规的凤头纹或花叶纹；挂牙微有曲折，角牙饰云纹，两根横枨与立柱相交，未安让人注目的中牌子。一减再减，至底座则一反传统，不见立柱立于两墩，而植于钟形（或几字形）横枨上，钟形结构代替了巾架的站牙底座，可谓明式家具至简、至美的标本。 “在苏州，榉木家具的出现早于黄花黎家具，二者的形式、品种及工艺手法几乎完全一致，故榉木家具应是黄花黎家具的先祖与模范。”《黄花黎》一书做的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正本清源，有时它斩钉截铁的语气甚至会吓你一跳。
明 榉木一腿三牙大方桌，桌面尺寸殊大，冰盘沿起拦水线，边抹与面心连接采用明末时尚的挖圆作；罗锅枨为整料挖制，素混面，弯曲、张驰，收放自如。《长物志》曰：方桌“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者，以供展玩书画。若近制八仙等式，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此桌朴拙、大方无文，为苏式文人家具之模范。 周先生看待明式家具有它不一样的视角，这与他对家具形而上问题的持续追问是分不开的。书中原有一章标题为“黄花黎与黄花黎家具的审美及哲学思考”，终因难度太大而不得不搁置，但至少他做了这样的尝试。 “多数研究明式家具或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一般纠缠或拘泥于材质、造型、工艺上，对于其审美或哲学层面上的探究还没有真正开始。但已有少数年轻学者开始将目光移到明式家具形成的渊源、成长与最终确立之过程，明式家具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关系，阳明心学对于明式家具形成与完善的关系。这是研究明式家具里‘形而上’的东西，也是研究明式家具不得不涉及的领域。”周先生在书中写道。 近六七年来，他在北大读中国哲学、佛教，勤奋求索，增殖学养，让他有社会历史人文的积淀，故而在林木鉴别专业知识、中国传统家具结构、鉴赏审美意识及木材家具的历史与社会成因，都有了精到描述。（王守常先生语）这就是周先生的治学之路——他早已超脱了木材鉴定专家的身份局限。
黄花黎海螺纹
黄花黎鬼脸纹 4 就周先生来说，从木材到家具是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而从家具回到木材则又为木材研究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令人尴尬的是，尽管人们如此热爱黄花黎和黄花黎家具，黄花黎却在濒临灭绝。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
海口东湖市场出售的黄花黎根料径级越来越小，并且夹杂从越南来的根料及其他类似于黄花黎的根料，黄花黎树根的供给进一步趋紧。其背后的原因为2013年以来黄花黎家具价格高昂，销售趋缓，而手串市场活跃。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兴起的黄花黎家具收藏热从总体上来看，并不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冲动，而是带有明显的趋利性、投机性，从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高涨与资源毁灭。甚至连古旧房屋构件、家具、残件，只要是黄花黎均被高价收购。”周先生眼中，这一过程并非正常、理性的艺术品收藏，而是一种炫耀式消费而引起的非理性的社会效仿。这一现象是近二十年来黄花黎资源濒临灭绝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海南制黄花黎凉床
黄花黎房柱，深色部分为心材，浅色部分为边材 野生林消失的同时，黄花黎人工林却在全国多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某地区甚至以“一棵黄花黎就等于一座银行”为诱去号召人们种植，殊不知这引发的是一场新的生态灾难。 “黄花黎这个树种对环境非常挑剔，对气候、土壤乃至伴生植物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若不分地域且大面积地集中种植，不仅是对生态的一种破坏，生长出来的黄花黎也不是我们需要的黄花黎。树就像人一样，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周先生说。
海南尖峰岭，黄花黎油黎的主要产地 摄影：海南石怀逊
黄花黎曲折的树干及树皮 5 “无论是写黄花黎还是紫檀，如果只是空中楼阁，偶尔看两眼黄花黎和紫檀家具，偶尔看一两根黄花黎和紫檀，想把书写好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天天和它做伴，天天和它在一起，再阅读和解读相关文献。”从1980年代至今，周先生去了无数次海南岛，如此才能做到追根溯源。 他坦言，很大程度上自己的任务就是总结古人是如何认识和利用这些木材的，并援引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金泽大学等大学为例，这些大学都有机构专门研究木材的历史和文化，且非常尊敬中国人对木材的认识和利用。 “日本这个民族，从生到死，整个过程都是与木材相联系的，因此他们命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他们都觉得是和木材与森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而我们是忽视的。”周先生说。 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却是慢慢发生的。1983年大学毕业后，周先生被分配到林业部，从事珍稀木材的进出口工作。当时中国东北的柞木、水曲柳常常出口到日本，日本人明确木材的尺寸和质量需求后，林业部就根据需求准备。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弄懂他们订这些木头到日本去究竟是做什么用，也就是木材的利用问题，这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周先生说。 所以往往是，他们根据日本人的需求准备了一批木头，但日本人每次看后只选出其中一两根，总是不如意。那时东北又只有冬天能看木头，几次三番下来，对方就显得非常生气。
海南黄花黎扎排水运方式 《清代黎族风俗图》，现藏海南省博物馆。摄影：魏希望，2011年5月9日 还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先生找到他们要一些香榧木，他们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木头长在什么地方，周先生就用电报如实回复了对方。这时，日本人竟根据他们手上19世纪的一份资料告诉他，在云南大理某个村落产的一种木头就是他们需要的香榧木。这让周先生颇为诧异，他立马打电话给云南省林业厅，最后经云南省林科院确认、大理剑川县兰坪县红旗林业局实地勘察，事实确实如此。 在浙江诸暨、杭州富阳，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木材，但日本人只要云南大理出产的香榧木，这让他们更为不解，因为云南的香榧木长得既丑，又瘪瘪歪歪的，没有一颗是正圆的，而浙江的恰恰相反。为什么日本人偏偏要长得丑的香榧木？这与他们对东北木材的需求截然不同。 原来，东北的柞木、水曲柳用作装饰，要切得很薄，且要满足日本人对直纹的视觉喜好，所以大的正圆的木头更合适；香榧木则用于围棋棋盘制作，下棋时要心如止水，棋盘的几个看面看过去都需要呈现直纹，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整挖的木头只有云南的香榧木，因为它的树很多都是扁的，椭圆形的，心材长在外面。日本人能从树的外表看到内里，看到里面的结构和花纹，适合做什么样的东西，这里面的学问之深让周先生大为感慨。 “我们缺乏这种细心的观察，包括采伐与运输过程中对木材的特殊关照都是我们那时难以企及的。这位老先生是1947年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的博士，其毕业论文是《论榧木采伐与运输之正确途径》，写了20多万字，这对我的震动极大。”周先生说。从此，他对木材的研究开始逐步细化，为的就是能够经得起追问，这也是我们翻看《黄花黎》一书时所能感受到的与众不同之处。 有人质疑研究木材和家具之间的关系，周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如果连一种木头的现状、历史、材性、特征都搞不清楚，又该如何设计一件家具？只有因材设计、制器，才能成就一件好家具，而这就源于对木材的理解，就像他一直在讲的，“紫檀有紫檀的理想，黄花黎有黄花黎的追求，不同的木材有不同的审美，要表达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审美层次或理想，这对木材的选择是十分敏感与重要的。”
豆瓣楠镶菱花形面心紫檀五足高香几 设计：沈平，工艺与制作：北京梓庆山房周统，摄影：连旭 “‘黄花梨’可以说是人们的一个共识，您提出‘黄花黎’是想进行纠正，还是仅仅表明一种态度？”我问他。 “无所谓纠正，只是表明我的看法，仅仅是我的一己之见，但一己之见一定不能够胡说。”周先生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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