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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京剧名伶程砚秋--张本瀛

 老北京的记忆 2018-01-22

一代京剧名伶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年),满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亦是享誉海内外的京剧程派艺术创始人,工青衣行当。原名承麟,字菊侬,号玉霜,后改作御霜。乳名小石头,早年曾起艺名程菊侬,后易名艳秋,于1932年元旦,再次改名为砚秋。

    程砚秋先生,祖籍是吉林的长白山区,满族正黄族人。其先祖曾随清太宗皇太极远征高丽等地。清顺治元年(1644年),又随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入主关内,后不幸战死在沙场,由朝廷御赐黄金首级,安葬于德胜门外小西天茔地。五世祖英和,字煦斋,号树琴,曾任清道光初年的首辅重臣。曾祖父是阿昌阿。砚秋父亲荣寿,为家中唯一的独子。前妻无子嗣,遂娶继室托氏,生有子女11人,仅存四子:长子承厚,次子程和,三子承海,四子承麟,即程砚秋。癸卯年十一月十四日,程砚秋诞生于西城区后海南沿的小翔凤胡同。

家境没落被迫学戏

    程砚秋5岁的时候,家境开始一天天衰落,最后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祖宗老宅子,辗转来到当时京城社会最底层人群的聚集地,崇文区西晓市北侧西湾尺(后并入苏家坡胡同)。这一时期的程家,父亲荣寿不幸因病过早去世,兄弟四人的生活,只有靠母亲托氏为一些大户人家缝缝补补苦度时光。经常是三天两头地吃了顿没下顿,日子过得简直是拮据极了。

    为了给一家人减轻沉重不堪的负担,由母亲托氏做主把四子承麟(即程砚秋),通过梨园圈儿里的保人以半学艺半卖出的名义,介绍到京剧界的花衫艺人荣蝶仙先生家里,一边当学徒,一边学习京剧中的青衣、花衫、刀马旦。程砚秋在其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先后师从陈彤云、陈啸云、乔蕙兰、阎岚秋、王瑶卿等诸多菊坛名家。19岁时又拜梅兰芳先生为师。1927年23岁时,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被社会公认为京剧“四大名旦”,曾与梅兰芳并称为一时之“瑜亮”,

    回首程砚秋先生所走过的从艺道路,那可真是一条艰辛与心酸交织在一起令人刻骨铭心的苦难之路。师父荣蝶仙的家位于宣武区虎坊桥附近的魏染胡同。当年初来乍到的小菊侬因家境寒微,自幼就养成不怕吃苦和任劳任怨的美德。除了平日师父交代的按时准点练功以外,几乎荣家的所有杂活,诸如收拾房间,打扫院子,打水,洗衣服,买米买菜,乃至倒尿盆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荣先生在梨园界以脾气火暴、性子急躁是出了名的,尤其对徒弟很是苛刻,稍有一点怠慢,徒弟便遭到轻则训斥辱骂、重则挥手就打的处罚。名义上为徒弟,实与杂工无异。菊侬面对这一切,小小年纪的他只有默默忍受。因为过早地饱尝了人世间的过多苦难和艰辛,久而久之,小菊侬养成了内向、坚忍、倔强的性格,从来不多言多语,更不轻易在困苦面前低头屈服。

    不过荣蝶仙先生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小菊侬跟他学徒的这几年中间,荣先生对他在从艺基础与选择合适行当的培养方面,还是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特别是看到菊侬的腰腿功、跷功已练得相当不错的情况下,内心里很是高兴。但是对于正处于少年时期的小菊侬,未来的嗓子(因京剧唱工演员十五六岁都有人倒嗓时期)还没有太大的把握。不过,吃了大半辈子戏饭的荣先生眼光还是很独到的,他见处在青春发育期的菊侬面容清秀,性格文静,如果再有一幅上好嗓子,肯定是个学青衣的好胚子,于是特地请来当时著名的青衣名角儿陈啸云来教戏。陈先生教给菊侬的第一出戏名叫《彩楼配》。陈先生一字一句教得仔细,小菊侬一腔一调学得认真,不多的日子,竟然把这出戏学得有滋有味。性子特急的荣先生急切地让菊侬立马儿上胡琴吊嗓子,结果这么一试不要紧,菊侬的嗓音那是又高又亮,这让荣先生大喜过望。他高兴地对旁边坐着的陈先生说,菊侬以后就大有希望了,如果学唱花旦实在太可惜,于是拍板让菊侬专攻青衣行当。

    “青衣”在京剧表演艺术中又叫“正旦。”按照传统,在旦行中占有中心地位,表演以唱工为主,动作幅度较小。一般情况下,多扮演端正娴静的正派人物,其服装又以穿青褶子为多,故叫“青衣”、“青衫。”青衣的身段和动作虽不繁难,但一举一动都要求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诸如目不斜视、笑不露齿、袖不露指、行不动裙,等等。

    小菊侬自改学青衣之后,不再练跷功了,却增加了喊嗓子的功课。戏迷、票友们都知道,青衣首重的便是唱工,嗓子是最重要的本钱,故有“一响遮百丑”之说。学艺时期的八年如一日,每天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时,勤奋自学的小菊侬就趁着人们尚未起床、街上没有什么人的时候,时而跑跑圆场,时而疾步来到郊外的陶然亭一带。当年这里地处城外,周围十分空旷、荒凉,草木浓郁,人迹罕至。附近基本都是梨园义地,埋葬着很多穷苦无着的可怜艺人。因为这里环境极其安静清幽,由此吸引不少的梨园子前前来遛弯、喊嗓、练功、学艺。日子一长,菊侬在这里慢慢认识了一些小伙伴和同行,如李四广(丑)、孙甫亭(老旦)等人,当时也都是十来岁。若干年以后,当年的这几位小伙伴,基本都成为程砚秋舞台上长期合作的艺术搭档。

    一天,菊侬刚练完早功,荣先生特地把好友赵砚奎先生请到家里拉琴,专为菊侬调《宇宙锋》的唱腔。由于赵先生是按传统的老办法拉,菊侬此前从未尝试过,结果怎么试唱也张不开嘴,或许是心里紧张的缘故,越紧张越是唱不好。这时在太师椅上坐着的荣蝶仙见状大动肝火,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着客人赵砚奎的面儿,狠狠地打了小菊侬一顿竹板子。由于菊侬此前刚刚练完撕腿等基本功,血还没有完全换过来,突遭如此毒打,血一下子全聚在腿碗子上,很快成为一片黑紫色的淤血疙瘩,并留下长久的创伤。此伤直到二十年后,他到欧洲考察戏剧时,才在一家德国的医院里,通过手术治疗了这一幼时留下的伤痕。

    尽管小菊侬在荣家学艺常遭毒打,生活备是艰辛,但他对此并不嫉恨。成名以后,菊侬非常感谢师父对他的严格要求,对师父及其家属均多方照顾,表现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

瘿公仗义出手为程砚秋赎身

    一晃几年过去,菊侬的功夫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师父荣蝶仙的安排下先后学了十几出戏,于是开始在京城演出。最初是参加浙慈会馆的“春阳友会”的演出,立即引起人们的刮目相看,四座皆惊。有的戏迷不禁伸出大拇指赞叹说:“这小子可非等闲之辈,将来必定如云龙飞天。”还有的票友当面给了菊侬许多热情的鼓励,菊侬则更加虚心地向前辈名家请教,多方积累舞台实践的经验为己所用。

    大约在十二三岁左右,程菊侬第一次登台演出。演出地点在丹桂园(东安市场内),为赵桐珊(艺名:芙蓉草)唱开场戏。当年的芙蓉草是位艺术相当出色的旦角演员,与尚小云、荀慧生同在正乐科班学艺,人称“正乐三杰”,又与白牡丹(荀慧生艺名)并列为“花草同辉”。芙蓉草年长程菊侬三岁,尚未出科,以边演出边学习的方式,广泛吸收梆子、皮黄、昆曲各种行当的表演技艺,会戏不少,被同业者称之为“能派”。后来,程菊侬真正成名挑班以后,芙蓉草甘当一片绿叶,辅佐程砚秋,两人配合默契,排演了不少新戏。

    菊侬唱戏能挣钱了,师父荣蝶仙自然是心花怒放,恨不得立刻将他变成一棵摇钱树。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荣先生不顾菊侬练功、干杂活儿的劳累,逼着他不仅白天去浙慈会馆唱戏,晚上还得到丹桂园演出。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几乎连轴儿转地忙个不停。此时的菊侬正是身体发育、变声倒嗓的关键时期,需要很好的调理和休息,可卖给荣家的菊侬却没有这起码的权利,必须日复一日地为师父荣蝶仙卖命。一天,他在浙慈会馆的日场唱《祭塔》,晚上又赶到丹桂园陪女老先生李桂芬唱《武家坡》、《玉堂春》,不料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嗓音突然嘶哑,开始“倒仓”。

    “倒仓”本是男青年在十四岁到十八岁期间,发生变声的正常生理现象。“倒仓”期间,声音会变得低沉嘶哑,不能再继续演唱,必须要很好的保护和调理嗓子,以期顺利度过倒仓期。这是关系到一个演员(尤其是文戏演员)艺术生命的头等大事。不少的京剧演员就因为没有过好这一关,毁了嗓子,造成终身之遗憾。恰恰在这时,上海一家戏园子的老板许少卿,专程到北京来邀角儿到沪上演出。他在朋友的引领下,来到东安市场里的丹桂园里观戏,眼光老到的他一眼就相中了正在演戏的程菊侬。遂向程的师父荣蝶仙提出,以每月六百银元的包银,约请菊侬到上海天蟾大戏园子演出三个月。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荣蝶仙满心欢喜。爱财如命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徒弟此时正处于“倒仓”时期,千万不宜多唱戏的现实。

    如果菊侬呆在北京,隔三差五地唱上一出,边唱边调养嗓子,也许能顺利倒过来。如果去了上海,跟人家订了合同,必须每天保证演出两场,势必将嗓子毁了不可。菊侬为此焦虑万分,但是身不由己,一切都由师父荣蝶仙主宰。眼看这一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就要被无情的风雨所摧折,忽然有人挺身而出,他愿出资为少年程菊侬赎身,并在日后像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慈父一样,将这株柔弱的幼苗培育成为参天大树。这个人有就是令义伶程菊侬终生不忘的一位慈父一样的恩师罗瘿公。

    罗瘿公,号瘿庵,晚号瘿公,祖籍广东顺德,1880年生于北京。其父罗家劭为清末翰林院编修。瘿公幼承家学,自幼聪慧,早年就读于广雅学院,师从康有为,与梁启超、陈千秋同为康门弟子。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副贡,后屡试不第,乃与林纾(琴南)、樊增祥(樊山)等人结为诗社,以文会友,并选择名山胜地,结伴游览。林纾绘画,众人题诗,颇有古代兰亭集会的流风遗韵。

    罗瘿公认识程菊侬,也是通过“戏”这一媒介。他后来在《赠程郎》五首诗的小序中,记载了他与程菊侬相识的经过:

    余屡闻人誉艳秋,未之奇也。一日观梅郎剧罢,杨子穆生盛道艳秋声色之美,遂偕听曲。一见,惊其慧丽;聆其音,婉转妥帖,有先正之风。异日见于伶官钱家,温碗绰约,容光四照;与之谈,温雅有度。迩来菊部颓靡,有乏才之叹,方恐他日无继梅郎者;今艳秋脱出,风华相映,他时继轨,舍艳秋为谁?

    罗瘿公以无比惊喜和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菊侬资质优异的天赋和超凡脱俗的才华,并断言他是继梅兰芳之后的又一艺术天才。瘿公先生深为菊侬的艺术所陶醉,成了其最热心的观众,凡是菊侬的戏必看。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风雅何人作总持,老夫无日不开眉。

纷纷弟子皆相识,只觉程郎是可儿。

    正当罗瘿公和朋友们为菊侬脱颖而出采烈的时候,菊侬嗓子“倒仓”了,大家都很关心,希望他好生休养,早日缓解过来,顺利渡过这一难关。不料却传来荣蝶仙答应上海之约,硬让菊侬到沪上唱戏长达三个月的消息,这无异于将菊侬推入火海,后果堪忧。当罗瘿公的好友许伯明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罗商议,如何加以挽回。他们先派一位中间人去荣家通融一下,希望荣蝶仙能收回成命,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看来唯一的途经,只有解除“师徒契约”,为程赎身,但这需要一笔巨款。罗瘿公本是一位清贫人士,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回天之力!好在一些金融界的朋友,在得知此消息后鼎力相助,从而使得罗很快筹措到贷款七百银元交给荣家,才退了上海方面的合同,将菊侬从荣家赎出。这时的小菊侬才十三四岁的样子,提前一年出师。后来菊侬在唱戏成名赚钱之后,才将此款项还清。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罗瘿公从自己的住所广东会馆,步行至不远的魏染胡同荣蝶仙家,将小菊侬接走。当时还是少年的程菊侬,信步跟着罗瘿公离开了学艺八年的荣家。眼看着小菊侬挣脱牢笼,像一只稚气未脱的雏鸟一样,飞向自由的蓝天,罗瘿公露出慈父般的欣慰微笑。

瘿公全力掖助以成其材

    罗瘿公仗义为菊侬赎身,仅仅是第一步,罗先生的目标并不仅仅挽救一个险些被葬送的天才,而是倾其全力,将天才一步步引向艺术辉煌之路。

    菊侬出师以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为此罗瘿公为他改名艳秋,字玉霜,还起了个书斋堂号“玉霜   ”从此程艳秋这三个字,便在梨园界和广大观众中流传开来。在生活方面,罗瘿公让艳秋静下心来好好调养,并请同仁堂的中医大夫来家帮助治嗓子。与此同时,罗先生还多次到程家去探望。他见到程家所住的天桥大杂院里又脏又乱,拥挤嘈杂,便到前门大街的北芦草园九号租了一所房子,将程家全部安排到新居。这里相对比较安静,且离梅兰芳的住所很近。罗瘿公自己住的广东会馆距此也不太远,便于彼此间就近往来。这一切都由罗一手筹措,目的是为艳秋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之能更好地练功、学艺和习文。

    艳秋的嗓子稍有发转后,偶尔也搭班演出,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在其十四岁至十六岁的这三年中,罗瘿分为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订出每日的课程表:上午由阎岚秋(艺名九阵风)先生教武把子,练习基本功,调嗓子;下午由乔蕙兰先生教昆曲身段,再由江南名笛谢昆泉、张云卿教曲子;晚上到王瑶卿先生家中学戏或有针对性地观摩演出。每周一、三、五由罗瘿公先生带着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学习其他艺术表现手法。从这张课程表中,可以看出罗瘿公是有步骤地想将程艳秋培养成一个文武混乱不挡的全才。特别是艳秋正值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阶段,如果不打下全面扎实的基础,今后很难有大的成就。

    在延请名师为程艳秋传授专门技艺的同时,罗瘿公亲自担任程艳秋的文化课老师,向他讲解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以及书法等课程。罗瘿公十分清楚,演员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今后就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模仿前辈的匠人。

    过去由于家庭极度贫困,没有机会学习,幼年的程艳秋勉勉强强算是念过一年的私塾,文化程度自然不高。但是天性聪颖好学的他,非常珍惜如今罗师为其营造的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学习中真是如饥似渴,饱饮知识的琼浆,遍尝艺术之甘露。继而催发了他心灵深处的在诗词、书法和绘画方面的天分和才情,为其后来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型演员吸收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营养。

    正处于人生妙龄时期的程艳秋聪慧内秀,勤奋好学,更使惜才、爱才的罗瘿公对他刮目相看,并相信他将来必成大器。为了使艳秋能进一步学到更高的京剧艺术,独具慧眼的罗瘿公,又为艳秋选择了一位当年最负盛名的老师——梅兰芳。

    梅兰芳比程艳秋大十岁,那时也就二十几岁,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在舞台上流光溢彩,倾倒了大江南北无数的观众。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在时代潮流的推动和众多朋友的支持下,大胆进行戏曲艺术的探索与改革,编演了不少的新戏。其中既有时装戏《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又有古装新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千金一笑》等。在这些剧目中,梅兰芳从头饰、扮相、服装、道具、曲调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明显有背于以往的传统老戏,令广大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罗瘿公正是梅兰芳进行艺术革新的热情支持者之一。他与梅兰芳之间同样有着深厚的友情,当初曾介绍著名画家王梦白教梅兰芳学习绘画,王先生则在一、三、五到梅家,向二十二岁的梅兰蓄谋传授技艺、进行辅导,从而使梅兰芳在绘画艺术方面得以打下扎实基础。之后,梅又结识了书画界名流吴昌硕、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等艺人,绘画艺术日臻成熟。以至于在抗战期间,面对日寇的淫威,梅兰芳大义凛然,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帝国主义演出以粉饰太平戏的阴谋。后来为生活所迫,曾一度以卖画维持全家生计。

    罗瘿公为艳秋想得更早,也更周密。他让艳秋一家搬到北芦草园新居,与梅兰芳家成为近邻,就有便于两人来往之意。由于罗瘿公这层关系,艳秋偶尔随罗师到梅家拜访,梅兰芳见这到位清秀聪慧的少年,也很喜欢,交往中得知艳秋十分用功,在舞台上已崭露头角,更有意栽培。罗瘿公见两人很投缘,便决定让程艳秋拜梅兰芳为师,梅当即应允,这让程艳秋喜出望外。

    程艳秋拜梅兰芳为师变成了现实,自是格外珍惜,虚心向梅师学习。梅先生也很器重这位极有才华和实力的学生,尽量挤出时间为艳秋说戏,如《醉酒》、《虹霓关》、《女起解》、《玉堂春》等戏。自己如有演出,必定留出一个固定座位给艳秋观摩。艳秋从梅师那里获益匪浅,对他日后成名成派起到不小的作用。

得王瑶卿悉心调教  唱腔另辟蹊径

    程艳秋16岁时又拜王瑶卿先生为师,王当时39岁,正值壮年,还一直从事京剧艺术的表演工作,但已经收到了不少徒弟,并且在教戏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梨园界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倾囊相授、从不藏私而有口皆碑。他风趣地将自己的教学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别瞧着我有这么多徒弟,就好比有这么多猴儿,全在我这个绳上拴着,我得瞧这个猴儿该怎么拴才怎么拴,如果认真了,是一个猴儿一个拴法。”王先生的“拴法”的确与众不同,他能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条件和情况加以指导,促使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众多艺术人才茁壮成长,真正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

    那时的王瑶卿家住在北京城南宣武门外大马神庙二十八号,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宅子,分南北两个大院。王瑶卿住的北院有五间房,右边两间是他的卧室,中间是客厅,另外的房间住着家人。在他居室正中的房檐下悬挂有“古瑁轩”三个字的硬木匾额,因此“古瑁轩”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也成了王老先生家的代称。平日这里总是宾客盈门,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除了王门众多桃李以外,还有不少文人雅士,如罗瘿公、齐如山、陈墨香、黄秋岳、徐凌霄等,都是王家常客。京城名票、大收藏家张伯驹以及包丹庭、章小山、祝荫亭、韩慎先(夏山楼主)等人也常来王家请教。

    在这名人云集的沙龙式学府中,当时的程艳秋还是一个小字辈。他总是规规矩矩地坐在偏僻的角落里,静听客人们的高谈阔论,以此增加自己的见识,并不时为来来往往的客人们端茶送水。待客人们一一散去时,而王瑶卿一般情况下都需要休息,艳秋则知趣地到庭院中围着金鱼缸开始练台步,背台词,从不懈怠,也不事张扬。他不声不响、不急不躁的性格,在不知不觉中引起了王瑶卿老先生的注意。一天午后,王先生让他先唱上传统戏《玉堂春》中的两段,以便对其进行业务方面的考察。结果听着,听着,王瑶卿不由自主地锁紧了眉头,整段听完以后,更是令王先生大失所望。

    原来程艳秋的嗓子自“倒仓”以后,变得又闷又窄,出现了一种“诡音”(又称“鬼音”,即脑后音)。这种诡音,如果唱老生、花脸还勉强可以,可如果要唱旦角,那就百分之百是吃不不戏饭儿。这与梅兰芳那圆润甜美的嗓音,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王瑶卿毕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戏曲教育家,他并没有向艳秋吐露实情,更没有将其拒之门外。按常理,程艳秋是梅兰芳的学生,梅又是王瑶卿的弟子,程与王之间,隔了整一辈,王瑶卿完全可以用这个借口拒收这个“吃不了戏饭”的徒弟。可王瑶卿见艳秋心诚意笃,学戏又十分用功,全无半点浮华油滑的坏毛病,因此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性格有些内向的徒弟,并给予一番热情的鼓励和亲切的开导。他谆谆地告诫说:“你可千万别跟畹华(即梅兰芳)比呀!你的嗓子比较特别,如果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是闯,也许就有饭!”这一个“闯”字,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程艳秋今后的艺术道路。

    王瑶卿先生家里平时客人很多,等客人都离去以后,已是深夜。这时王先生要先躺在卧榻上吸足了大烟,因此格外的有精神,这也是他说戏的最佳时刻。往往精神头儿十足、身板儿笔直的他,站在客厅里连比带划,进行京剧角色招式的示范。艳秋不管自己有多困,每晚总是坚持到最后来聆听王先生说戏,然后细心加以领会。当他离开王家,总是在子夜、凌晨时,再步行到家里已是凌晨两三点钟,可睡不上几个小时,天一亮又开始起床练功了。他一直牢记王先生的教诲,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即不悲观亦不失望,更不盲目模仿。始终坚持以坚忍不拔为座右铭,后在王瑶卿、罗瘿公等师友的全力支持、帮助和指点下,反复试验,另辟蹊径,终于摸索出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苦苦地练出了一种艺人不常用用的虚音。逢到拔高的时候,就用虚音来带低音,最后落到脑后音上面。因此他演唱是,忽而“雾里看山”(即用虚音稳住“脑后音”),忽而“春光明媚”(以“虚音”领起高音),显示出一定的节奏变化,行腔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又与众不同,独具神采。因此,业内人士都把程艳秋的“虚音”叫做“救命音”。经过两三年的不间断探索、练嗓儿和演出实践,艳秋终于练出了一条高低皆宜的“功夫嗓子”,为日后备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程派唱腔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瑶卿先生不仅是杰出的京剧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是菊坛公认的善创新腔的高手。他不仅把握了程艳秋的嗓音和演唱特点,还适时地将一些传统老戏如《贺后骂殿》、《六月雪》加以改旧创新,使之更适合程的演唱,成为程艳秋的拿手好戏之一。同时,程艳秋还将自己早期编排的新戏,都统统拿来由王瑶卿先生重新创腔,排练,即使后来程艳秋为自身的某出戏设计的唱腔,也要先去向王瑶卿先生请教,经王加以订正后,才放心地到舞台上演出。在程艳秋的艺术实践中,王瑶卿对程艳秋那别具一格的唱法和脍炙人口的行腔,乃至对程派剧目的建设和程派艺术的形成,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说,程艳秋有这样的名师引路,应该感到这是他艺术人生中万幸的事,同样,王瑶卿也应为有这样艺术出色的徒弟而感到自豪。

痛悼恩师成就“义伶”美名

    正当程艳秋在罗瘿公的督促和辅佐下,推出《青霜剑》、《金锁记》,初步奠定了程派艺术的风格之时;正待罗瘿公鼎力相助,扶持弟子迈向新的艺术高峰之际,罗瘿公却因病积劳成疾,长期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23日,不幸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家外国医院逝世,享年44岁。

    罗瘿公晚年几乎将全部心血和精力用于培养程艳秋,几年工夫,终于使程成为梨园中拔地而起的栋梁之材,这使罗感到十分欣慰。罗瘿公与程艳秋的遇合,正如梅兰芳当年得识齐如山一样,他们在艺术上的合作,可谓相得益彰。当年在病榻中,罗师还奋笔为程写出最后一部剧本《金锁记》。临终前不久,他神智清明,倚枕自草遗嘱示其家人,并且影印三百份,分送世交和友好。

    遗嘱中,罗瘿公对程艳秋备加赞扬与感念,程艳秋对罗师倾力栽培、提携之恩,更是铭刻心间,竭尽全力予以报答。罗瘿公住院、治病的昂贵费用,由程全部承担。罗住院期间,程即使再忙再累,也要不时前往医院请安问候。见到恩师日益消瘦的身体,艳秋心如刀绞,暗中祈求苍天保佑。为了恩师身体能好转,他恳求医生定要全力抢救,不惜一切费用。无奈回天无力,病魔夺走了罗瘿公的性命。斯人早逝,使艳秋痛失良师,悲恸不已。他抚尸痛哭,亲自视殓,一手操持,为恩师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

    根据罗瘿公的遗嘱,程艳秋在西山万花山四平台为罗师选购墓地,礼葬恩师,并停演数月,素服一年。程艳秋尊师报恩的高尚美德,受到世人广为赞誉,被称为“义伶”。不少文人为之写诗、题词,加以赞扬,其中康有为的诗有感而发,令人深思:

落井至今甘下石,反颜同室倒操戈;

近人翻覆闻犹畏,如汝怀恩见岂多。

惊梦前程思玉茗,抚琴感泪听云和;

万金报德持丧服,将相如惭菊部何!

    饱经人世间沧桑、阅历丰富的康有为,在诗中无情地谴责宦海官场中同室操戈、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赞扬菊坛义士知恩报德的高尚情操,两相对比,何其鲜明。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旦角名伶评选活动,由观众直接投票,不限名额,被选对象须挂头牌而又有个人的本戏。结果梅兰芳以《太真外传》、尚小云以《摩登伽女》、程艳秋以《红拂传》、荀慧生以《丹青引》、徐碧云以《绿珠坠楼》等新戏,以及兼顾他们多年来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声誉,荣膺“五大名旦。”后因徐碧云较早地离开戏曲舞台,故而观众中只流传“四大名旦”之说。

    在这场艺术竞争中,四大名旦中年龄最小的程砚秋,锋芒毕露、奋起直追、勇于开拓,在而立之年,已创立了风靡大江南北的京剧程派艺术。在以后的岁月里,程砚秋继续排演了《锁麟囊》、《女儿心》、《英台抗婚》等新戏,以及不断锤炼一批老戏,使程派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通过程派艺术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大致的基础与雏形,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经基本奠定和确立。

英年早逝程派千秋

    在四大名旦中,程砚秋是年纪最小,亦是仙逝最早的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在长期的艺术探索与实践中,刻苦钻研,知难而上,最终形成了遐迩闻名的程派艺术。程砚秋在解放前,先后应邀担任南京戏曲学院北平分院院长、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程砚秋以其独树一帜的发声、吐字、用嗓、润腔等一系列综合技巧,创立了风格含蓄的程派唱腔。程派艺术的代表作有《四郎探母》、《贺后骂殿》、《三击掌》、《汾河湾》等。新戏则有《青霜剑》、《文姬归汉》、《梅妃》、《红拂传》,以及后期的《锁麟囊》、《荒山泪》、《春闺梦》、《女儿心》等。早期上演的《龙马姻缘》、《梨花记》、《花舫缘》、《玉镜台》等均很有特色。另有武打戏《聂隐娘》、《沈云英》、《陈丽卿》等。以及由单折戏增益为全本的《费宫人》、《金锁记》。程派唱腔幽咽婉转,却于柔美的旋律之中,别具一股阳刚之气,锋芒咄咄逼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程砚秋所塑造的舞台形象,多为遭遇悲惨的古代中下层女性人物,她们普遍具有外柔内刚的性格。程砚秋的艺术表演颇具特色,是人物性格与表情、身段、唱念等技艺的高度融合。尤其是他创造的十种水袖技法,大大丰富了旦角儿水袖的表现力。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后,驻所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和汉奸特务,几次三番强行闯入位于西四报子胡同的程砚秋先生家中捣乱。勒令程先生交出《春闺梦》、《荒山泪》、《青霜剑》等剧本,并一再威逼利诱程砚秋先生,为日本人演戏劳军,但程先生誓死不从。后经过一番化装,悄然来到海淀区青龙桥一带的董四墓御果园以务农种菜名义,避难于西郊乡野,并以“御霜”别号自居。

    1945年日本投降后,程砚秋先生心情格外振奋,不久便回到城里的家中,为重返梨园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此时翘盼多日的广大程派戏迷,没出半个月便在京城的戏园子里,再度领略了这位历经磨难与风霜的老艺术家之风采。新中国成立后,程先生和广大民大众一样,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地。他以饱满的激情来讴歌可爱的祖国。党和国家也对这位德高望重、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艺术大师以很高的礼遇。1951年,由国家文化部出面,邀请程砚秋先生担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负责主抓中国京剧院的艺术指导等工作。五年以后,在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党组织根据程砚秋先生一生追求进步,爱憎分明的高尚品行和对京剧艺术不间断的探索精神,于1957年5月6日将其及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年以后,程砚秋先生在致力于京剧表演艺术的同时,还挤出时间,从事戏曲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工作。1958年夏天,程砚秋先生因患心肌梗塞,不幸在北突然与世长辞,享年54岁。他的去世,是中国京剧艺术的重大损失。程砚秋死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注:此文已收录在本人撰写的中国民俗文化一套四本中的第四本《京师名伶》一书中。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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