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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拉图提出“理念论”，为科学与宗教树立了对永恒世界的共同信仰。  （一）牛顿—摩西 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夜中隐藏；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 于是一切都已照亮。 ——亚历山大·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 在这个墓志铭中，蒲柏将牛顿这位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说成是一位上帝的使者，这绝非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笔法，而是代表了18世纪英国人的一种普遍观念。在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中，记载了一位以色列人的祖先摩西，他受上帝的派遣，引导沦为奴隶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并向他们传授了上帝的律法——“十诫”，使他们从此信仰上帝。在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民族英雄——大科学家牛顿，就是一位新的摩西，他从上帝那里领略了自然的法则，又受上帝之遣，将它启示给全人类。而牛顿本人，也确实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自觉地用科学研究来为上帝作论证。他曾说，他的科学研究“着眼于这样一些原理，用这些原理也许能使深思熟虑的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当时，一位名叫本特列的牧师在发表一次题为《对无神论的驳洁》的演讲时，就曾得到牛顿的积极支持，牛顿从科学的角度为他提供了各种论据。 平时，我们已经听惯了那种关于宗教与科学势如水火绝不相容的说法，教科书告诉我们布鲁诺因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教会处以火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至今得不到教会的承认，后者坚持说，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动物，从大象到蚊子，都是当年世界大洪水时由挪亚方舟保存下来的。然而，我们现在却面对大科学家与虔诚宗教徒一身二任、科学与神学携手去攻击无神论的无情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作何解释呢? 其实，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近代科学与基督教也不例外。尽管就整体而言，科学与宗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然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都相信，世界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秩序和规律，而这种秩序和规律同时也就是上帝和人的理性。 当我们面对一架精巧的机械钟时，不由得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运行得如此准确无误呢?答案是：因为它是由一位智慧的钟表匠设计制造出来的，而早在它诞生之前，致使它运行准确的结构和齿轮转速比，就早已存在于钟表匠的理性之中了。或者干脆可以说，钟表的结构与运行规律就是钟表匠理性的体现。 这时我们又发现，经过近代科学家们阐释的自然界，几乎同那架钟表一样有秩序，以至于完全可以将之归结为一些只有在人们头脑中才能存在的数量关系。例如开普勒的行星三定律表明，在椭圆轨道上运行的每一颗太阳系行星，在相同的时间内，其向径（行星中心与太阳中心的连线)竟扫过相等的面积；行星绕太阳公转的恒星周期平方竟与行星轨道半长径的立方成正比。遥远庞大的天体运行，竟然符合如此简单的数量关系，简直就如一架钟表。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莫非它也是由一位智慧的“钟表匠”安排制造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在时间上远远先于人类存在的太阳系，其运行规律怎么会恰恰符合看上去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数量关系呢?基督教正是这样解释的，它说那位超级的“钟表匠”就是上帝。牛顿发现了自然的法则，就是将上帝的理性启示给了人类，他不愧是一位新的摩西。 于是，这样一种观念产生了：存在着一种叫做理性的东西，它一方面是人头脑中的清晰的、有节奏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秩序和法则，两者是同一的。而两者之所以同一，神学家解释说是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理性安排了世界，同时又使人分有自己的理性；机械唯物论解释说，人的头脑本是一片空白，理性是世界秩序性和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有一种被称为“二时钟”的说法，它认为客观世界和人的头脑如同两架运行完全一致的时钟，它们互不干扰，不能说是谁决定了谁。不论哪一种说法，都强调两者的一致性，都认为两者本是一个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西方人的理性主义。同下面这样一种东方式的世界观相比较，可以对西方理性主义有更深的理解，这种东方式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片神秘的混沌，而人只有靠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直觉和顿悟才能把握它。 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科学于是在理性主义这一点上发生了共鸣，它们都信仰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在前者看来，它是上帝的理性；在后者看来.它是自然的法则。而最早使得这种理性主义成为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则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柏拉图。 （二）苏格拉底的“助产术”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于雅典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自幼好学，喜欢作诗，20岁左右开始从师于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哲学最正宗的继承人。 探讨永恒的理性这件工作，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士”，他说自己从事教育的方法就是受到了“助产士”的启发。婴儿本来就是存在于母腹之中的，助产士的任务只是将他接生出来。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也是一样，它本来就存在于人们的灵魂之中，自己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将它发掘出来。这种发掘而不是传授真理的方法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辩证法”，它在对话中通过揭露对方观点中的矛盾而层层深入，最终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认识真理。下面这一段他同欧蒂德谟的对话就是这种“辩证法”的一个例子： 欧：请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善? 苏：偷盗、欺骗、奴役，这几种行为是善吗? 欧：是恶。 苏：那么欺骗敌人、抢劫敌人的财物，或者奴役损害过自已国家的敌人，也是恶吗? 欧：这是善。不过，我是说将欺骗、盗窃施之于自己人是恶。 苏：那好，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孩子病了却不肯吃药，你用欺骗的方法使他吃了药；或者，一支军队在战斗中丧失了士气，统帅欺骗他们说援军就要来到，这使得士兵们士气大增，结果战胜了敌人，这也是恶吗? 欧：是善。 显然，苏格拉底的目标是要在各种具体的善的行为之外寻找出一个一般的“善”。这个一般的“善”，不应用欺骗或诚实、盗窃或施舍、奴役或友爱这样一些具体的行为或品质来定义，因为这些行为和品质的性质会随着对象的变化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在善与不善的对立中来回转化。对于这个一般的“善”的定义，应该是绝对的、不论用来衡量哪一个具体的行为都是适用的。虽然到头来苏格拉底也没有从正面为这个一般的“善”作出定义，不过，他却通过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的努力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方法，即通过归纳论证来取得一般定义，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 这种通过归纳论证来取得一般定义的方法将不同的事实加以分析比较，层层剥皮，逐步舍弃那些分别属于每个个别事实的特殊属性，最后找到属于它们全体的共性。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就脱颖而出了。 这样一种一般定义具有永恒性，从属于它的个别事实可以变化不定，而它却被认为永远不变。例如。我们将“树”定义为具有木质茎的植物，每棵具体的树可以有生有死，可以由小长大，可以有枯有荣，甚至一棵梨树上可以嫁接出苹果，一棵柠檬树可以嫁接出蕉柑，然而树的这个一般定义却不会改变。 这种一般定义又具有客观性，即能为所有的人所同意和接受。这种客观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是来源于人们共同的约定和认同。但当时在苏格拉底看来，既然一个定义可以为人们共同接受，就说明它本来就存在于人们的灵魂之中。 这样一种一般定义，就是苏格拉底所要寻找的永恒不变的、人人共有的理性。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它主要还只是存在于人们的灵魂之中，但到了他的大弟子柏拉图手中，它却成了一个脱离人或先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一个与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相对立的永恒世界. （三）寻找永恒的世界 沿着苏格拉底寻找一般定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 什么是理念?柏拉图说：“当我们给许多个别的事物加上同一的名称时，我们就假定有一个理念存在。”例如，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大小不同、质料形状各异的我们称之为“桌子”的东西，而“桌子”就是这些东西的理念。在我们看来，“桌子”只是人们对于那许许多多被冠以这个名称的具体事物的共性所进行的抽象，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但柏拉图却认为，这个桌子的理念是独立于人和具体桌子之外的客观实在。他认为理念不可能来源于它所指的具体事物，因为具体事物不断变化，理念却始终不变；具体事物消灭了，理念却仍旧存在。例如：一座美的雕像被打碎了，美的观念却不会消失。相反，具体的事物倒是从理念中派生出来的，它们由于“分有”理念才能成为被冠以这一理念名称的事物。一个人被称为“正直的人”，是因为他“分有”正直这个理念；一座雕像被称为美的雕像，是因为它分有美的理念。 柏拉图的理念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其中包含着种类不同、数量无限的理念，如人、马、石头、桌子等自然物与人造物的理念，方、圆、大于、小于、同异、动静等数学和范畴意义上的理念，美、勇敢、节制等伦理意义上的理念，直至“善”这个君临一切的最高概念。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相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柏拉图将它称为“可知世界”，人只有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感觉才能把握它，这种把握是确实可靠的、没有矛盾和真实的，柏拉图称之为“知识”。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变化不定、有生有灭的，相对于人们的认识来说，柏拉图称之为“可见世界”。对于它，人们只能靠感官而不能靠理性去把握，因而不能取得确定的“知识”，而只能取得不确定的、不可靠的“意见”——同是一种酒，有时喝起来苦，有时喝起来甜，能够说哪一种意见真实或不真实吗? 那么，人的理性是如何取得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呢?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助产说”发展成了“回忆说”。他说灵魂是不死的，当它没有同人的肉体结合时，它就住在理念世界，因此本来就具有关于理念的知识，只不过由于肉体的困扰才暂时遗忘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感官接触到了各种具体事物，就使得灵魂回忆起了这些事物的理念。可感世界对于人们取得理念世界的知识起到了提示和媒介的作用。 对于柏拉图这一套唯心主义的理念论，我们完全可以用唯物主义的语言作如下的翻译，可感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各种可感事物无不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与其他事物相同的共性。所谓理念，就是人们运用理性对这种共性的抽象。如果理念世界能够脱离可感世界而独立存在的话，那么它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人们对于某些事物的理性认识之所以能够取得人人认可的客观性质，只是由于这些事物本来就具有共同的本质以及人都具有共同的抽象能力。人的理性认识只有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 我们可以认为，唯物主义的上述说法合乎常识，而柏拉图的那一套简直近于胡说八道。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理念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科学的任务就是从具体事实的比较中建立起一般的概念和概念体系。这种概念和概念体系相对于它所统率的具体事实来说，是一种确定的、普遍的、永恒的东西，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科学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永恒的东西。”要追求、寻找这种永恒的世界，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是坚信它确实存在而绝非一种幻影。而在西方思想史上，正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用近于神话的形式造成了人们对于这种永恒世界的信仰，从而为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原动力。 理念论也是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认为，宇宙是神以理念世界为模型而对一种物质性的基质加工而成的。这种神与理念的结合在基督教神学里就变成了“理性的上帝”或“上帝的理性”，上帝以理性为指导创造世界，上帝的理性就是世界的法则。 这样，柏拉图理念论所体现的对于永恒世界的追求就在科学与宗教中结出了两颗果实。在西方的中世纪，当科学几乎被黑暗和蒙昧完全吞噬时，追求永恒的种子却在上帝的理性中存活了下来。15世纪以后，牛顿等一批科学巨人不失时机地将它化为对于自然法则的探求，使它重新结出了科学的果实。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有影响的一位哲学家，他建立了当时最为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历时50年的学术活动中，他以对话体形式写下了《理想国》等30多篇著作，几乎全部保存了下来。柏拉图对政治活动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他一生曾三次来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王国，试图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建立奴隶制的“理想国”，但均未能成功。有一次竟因与国王发生争吵而被抓起来，送上了奴隶市场，只是由于一个学生的营救才得以返回雅典。公元前387年，他在雅典纪念英雄阿加德摩的体育场附近办起了一所学校，即历史上有名的“柏拉图学园”。这所学校从开办之日起直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历时九百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柏拉图对于人类教育史的杰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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