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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过争议，麓川平叛 麓川，位于今天云南腾冲县西南，在明朝的全明叫“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属于明朝治下的土司政权，由当地思氏家族世代镇守。 这个土司机构，设立于明朝洪武年间，但是几年前来，却经常不消停，时不时就闹点动乱。等到第三代“宣慰使”思伦发时期，更闹得变本加厉，宣德年间，就曾多次出兵侵略周边土司，气的镇守云南的明朝沐国公沐晟愤然请旨，要求出兵讨伐。但当时明朝刚从交趾撤军，实在不愿生事，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思伦发更加变本加厉，大肆侵吞周边土地，欺压忠于明朝的各地土司，俨然成了一方豪强。 对这个不消停的土司，朱祁镇一开始还想忍，甚至还多次免征其各类税赋。谁知事与愿违，眼看思伦发越发嚣张，也终于忍够了：正统四年（1439年），思伦发大肆侵扰腾冲等地，公然武装叛明，明英宗也愤然出手，先后派大军进剿，谁知这思伦发却极强硬，连续多次击败明军，连明军统帅沐国公沐晟，也因忧愤交加，甚至暴死于军中。次年明王朝再度南征，由沐晟之弟沐昂统军，谁知事与愿违，思伦发坚壁清野，打得明军灰头土脸，再度劳而无功。 眼看战局不乐观，明朝内部的反战声也四起，此时依然主政的杨士奇等文臣们，更极力主张罢兵休好。年轻的明英宗，也不免心生动摇。恰就在此时，初掌大权的王振站了出来，二话不说否决了罢兵建议：坚决打！ 在王振的力主下，外加张辅等人的支持，明军对麓川的第二轮征讨启动。王振之所以全力支持此战，说到底还是为了树政绩立威，但在这次筹谋中，他却不是瞎指挥，相反物色了一位得力能将：兵部尚书王骥。 在当时，王骥可谓是文官带兵的杰出人物，朱元璋之后的明朝文官里，因为战功而封候的只有三人，其中就有他，而在这次大战前，王骥早就立功颇多，多次出征蒙古，打了一堆胜仗。这次王振命他提督军务，更开了一个先例：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由文官带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接下来的战局证明，王振没看错人，正统六年（1441年）起，麓川战役第二阶段打响，明军一改上次的狼狈，打得高歌猛进，特别是发挥火器优势，在马鞍山战役中一次性歼灭思伦发部十多万人，将其精心训练的战象部队消灭殆尽。俩年以后，王骥再度南下，终于逼迫缅甸方面交出思伦发，这个长期作乱的枭雄，于正统十年（1445年）被王骥斩首，函送京城。 至此思任发败死，其领地麓川宣慰使司，也被明英宗改为“陇川宣慰使司”，思伦发的余部，则由其子思机发带领，躲在孟养苟延残喘，而大明的兵威，也将其彻底吓怕，事后思机发派弟弟入京，请求招抚讲和。事情到了这里，按说该圆满结束：挟战胜的兵威，收服思氏家族残部，便可一举安定西南。 然而明英宗与王振，对这事却不这么看，非要彻底赶尽杀绝。结果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王骥再度率军出征，这次的战斗打的异常艰苦，明军深入金沙江，一路浴血搜杀，在鬼哭山强行攻坚，终于一举击溃思机发，谁知前脚刚班师，思氏残部又拥立另一儿子思禄发，再度攻占孟养，这下明军师老兵疲，只能与之议和，承认了其土司地位。麓川地区，终归和平。 平定麓川之战，是土木堡惨祸之前，王振专权时期的最大政绩。若以功过论，此战消灭了一直作乱的思氏家族，稳定了西南局势，确实功业多多。但王振好大喜功，特别是正统十三年的这次远征，更堪称重复劳动。结果徒费钱粮不说，更陷入战事泥潭。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正是由于大批精锐部队，相继南下征讨，明朝在京城地区的军事力量，也大为削弱，后来土木堡惨案的败笔，也在这里种下。 四、军政败坏埋隐患 虽然征讨麓川，留下了诸多隐患，但无论明英宗还是王振，都自然看不到。 而且对照后来的土木堡惨祸，其实更多的伏笔，在明英宗执政的“正统年间”早期，也已相继种下，论罪过，更难归于哪一个人。 在经历了“仁宣之治”的高度繁荣后，正统年间的明王朝，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首先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既是封建王朝的自然经济规律，更与宣德年间后期起，吏治的日趋腐败有关。 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流民的大量增加，从宣德年间后期起，明朝的流民问题就越发严重，大批的无地农民，争相向湖广地区甚至闽浙地区聚集，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在土木堡之变前，南方的浙江，福建，相继发生叶宗留，邓茂七等人的农民起义，广东也爆发黄萧养农民起义，逼得明军不得不大举南下，换句话说：土木堡前，大明的军事，一直是多线作战。 同时天公也不作美，自从明英宗登基后，一直到土木堡惨祸前，明王朝几乎无年不闹灾，特别是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地区，更是连年持续不断的蝗灾。这时的明王朝，赈灾问题做的还算靠谱，明英宗本人更是连年下旨，督促地方官员开仓赈济，更颁布规定：凡是逃荒百姓积欠的赋税，一律减免。而这时的王振，表现也相当不错，正统七年（1442年），他还做主减免了明王朝往各地的采办，减轻百姓负担，确实善举不少。 但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无论明英宗还是王振，都没有看到：军政败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卫所制度废弛，大批士兵逃亡。 由于土地兼并的剧烈，原属于军队卫所的各类军屯土地，也大面积流失，外加腐败滋生，军户负担加重，各地士兵不堪重负，纷纷逃亡。正统年间，明朝进行了多次军队户籍的清理，好些个地区军队缺编极其严重。比如山东御史李纯奏报，山东的好些卫所，一些原先有百多士兵的军事重地，竟然逃得只剩下一俩个人。 而没逃的部队，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供应严重不足。比如军事重地大同，御史张鹏就曾奏报，亲眼看到大同当地的驻军衣不遮体，生活极度困顿。而且军械质量也下降，就连号称大明最精锐的高科技部队神机营，正统四年（1439年）领到的兵器盔甲，好些质量都不过关，根本不能用于战争。就连大明最精锐的骑兵三千营，战马竟然缺两万多匹。这样的军队，根本打不得仗。 如上的各种情况，明英宗不是不知道，每次也都及时办理。但是问题累计成堆，处理办法更都是小修小补，根本问题在于，明初确立的卫所军事制度，这时已经遇到了大麻烦。而还没等着明英宗解决这麻烦，瓦剌打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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