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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乐府诗发展的步伐迈进了清王朝之后，由于当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导致其创作格局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乐府诗品类方面，体制短小灵活的竹枝词成为了诗人们的首选。这一变化直接催生了竹枝诗黄金期的到来，而23000首之量[1]所体现的，则是这一时期的竹枝词创作乃前无古人。二是在题材内容方面，咏史怀古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这一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使得旧题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等，在清代皆成为了咏史乐府诗的载体。仅以宫词类乐府为例，史梦兰《全史宫词》二十卷的推出，即成就了清代乐府诗史上的一座宫词类乐府的高标。三是乐府诗专集的大量刊行，表明了乐府诗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一种供需两旺的市场局面。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标志着乐府诗的发展在清王朝已进入了其史的王国里的最后一个高峰期。本节主要就清代咏史乐府诗的创作略作观照。 一、咏史乐府诗的承续关系 以乐府诗的形式咏写历史（含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就唐后乐府诗史而言，元末以“铁崖古乐府”著称的杨维桢，虽非开其先河者，但无疑称得上是一位大家。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主要见于《铁崖先生古乐府》、《铁崖古乐府补》、《复古诗集》等诗集，其门人顾亮曾从中专门予以辑录，并编成《杨铁崖咏史古乐府》一书，收诗62首。清高宗乾隆期间（1736—1795），王度青又编成《杨铁崖先生咏史乐府》四卷，共收咏史乐府诗270首；与此同时，楼卜瀍编注《铁崖咏史注》八卷（全为咏史乐府诗），收诗243首。清德宗光绪期间（1875—1908），宋泽元编辑《四家咏史乐府》，收录了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365首[2]。这是迄今为止，收录杨维桢咏史乐府诗最多的一个乐府诗选本，表明杨维桢现存的咏史乐府诗之数量，至少已有365首之多。 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虽然为其本人及门人等称之为“古乐府”，实则是由旧题乐府、歌行类乐府、自创新题的“古乐府”（主要指诗题无“歌”、“行”、“吟”等字样者）三者所构成，且以后者居多。如《单父侯》、《大良造》、《夷门子》、《腊嘉平》、《王铁枪像》（一本作《王铁枪》）、《观津客》、《春申君》、《天下士》、《厕中鼠》、《蓝田玉》、《光州民》、《鸿门会》、《高阳酒徒》、《田横客》、《陆大中》、《樊将军》、《传舍吏》、《三邹子》、《芦中人》、《悲吴玉》、《大司徒》、《滑稽儿》、《张特进》、《龚老人》、《两迁公》、《关内侯》、《东阁开》、《牛腹事》、《新都侯》等，即皆属于杨维桢所自创的新题，但其却均被称为“古乐府”。杨维桢的这类“古乐府”诗题，在其咏史乐府诗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对此，只要以全部属于“古乐府”的《铁崖咏史》八卷（《丛书集成续编》本）为例略作类比，即可准确获知。是书共收杨维桢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261首（含增补、附录），其中属于作者自创新题者，则有208首，具体为：卷一18首、卷二16首、卷三31首、卷四32首、卷五、133首、卷六26首、卷七30首、卷八19首。这一具体数据表明，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在诗题的制作方面，几乎完全遵循的是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关于新乐府的“即事名篇”与“因事立题”说，所不同者，只是二者之“事”一为“新事”（元、白），一为“旧事”（杨维桢）而已。 《铁崖咏史》八卷所收杨维桢的261首咏史乐府诗，就其内容言，上迄先秦，下逮蒙元，其间2000馀年数以百计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即均为其所咏写。杨维桢之所以雅好并擅长创作咏史乐府诗者，关健就在于可以借诗中的人与历事进行“美刺”。对此，明人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已有所载，其云：“独先生之作逸于思而豪于才，抑扬开阖，有美有剌，陈义论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间理乱兴亡之故，若指诸掌；而其命辞，皆即史传故实隐括而成，叶诸金石，若出自然。”[3]其中所谓“有美有刺”、“婉而微章”云云，实际上就是指咏史乐府诗的“美刺”作用，即杨维桢以“古乐府”大量咏写历史题材的创作动机，其实乃是皆为现实而发，也即借古喻今与述史鉴今之谓。此则表明，杨维桢包括《铁崖咏史》在内的所有咏史乐府诗，都是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的。而此，即构成了杨维桢咏史乐府诗的一大特色。 正因为杨维桢咏史乐府诗具有“婉而微章”等方面的特点，所以元、明之际有不少诗人曾以之为仿效的对象，其中成就最突出者，即为明初茶陵派的领袖人物李东阳。李东阳的咏史乐府诗，主要为《李东阳集》中的大型连章体组诗《拟古乐府》101首[4]。对于李东阳《拟古乐府》与杨维桢咏史乐府诗的承续关系，明、清时期的王士祯、宋荦、杨际昌、朱书、郭云等人，都曾进行过比较与品评，或认为“杨铁崖、李西涯乐府，同工异曲”，或认为“杨、李之作，博称前代”等。而李东阳附于《拟古乐府》卷首的《拟古乐府引》一文则明确指出，由于“元杨谦夫力去陈俗而比纵其辩博”的特点，他才“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等之事迹，并“托诸韵语，各为篇什”，因而乃有了《拟古乐府》这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第一巨制。其中如《屠兵来》、《渐台水》、《昌门君》、《树中饿》、《邯郸贾》、《鸿门高》、《臣不如》、《殿上戏》、《颖之浊》、《文成死》、《九折阪》、《尚方剑》、《两虎斗》、《严陵山》、《汉寿侯》、《五丈原》、《晋之东》、《氏带箭》、《五斗粟》、《燕巢林》等诗题，与上举杨维桢《单父侯》等诗题相比，实如出一辙。仅此，即可见出二者的承续关系之一斑。李东阳《拟古乐府》问世未久，即多为时人所仿学，如胡缵综《拟涯翁拟古乐府》即为其例。胡缵综的《拟涯翁拟古乐府》，凡二卷，诗108首，四库馆臣为其撰写的“题要”称：“乃取东阳古乐府二卷，以次属和，立题指事，率由东阳之旧，亦间有厘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张先孝为子评，而其弟统宗为之注。”[5]胡缵综另有《拟汉乐府》八卷。是集又一名《舆上集》，以其多成之于舆上而名之。 明末清初，咏史乐府诗的创作不仅蔚然成风，而且多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如王士禛《小乐府》30首、吴炎《今乐府》100首、潘柽辛《今乐府》100首等，即皆其为例。所谓“小乐府”，就是指用五言四句的绝句体所创作的乐府诗。其名最早见于杨维桢的自谓：“予三体，咏史，作七言绝句体者三百篇，古乐府体者二百首，古乐府小绝句体者四十首。绝句，入到吾门者，章禾能之；古乐府，不易到吾门，张宪能之。至小乐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6]其中所言“古乐府小绝句体”，即为“至小乐府”中的“小乐府”，也就是五言绝句体。王士禛的《小乐府》30首，实际上就是30首五言绝句体的咏史乐府诗。其题下有注云：“读《三国志》。”[7]就诗题言，其全部属于作者所自创的新题，与吴炎、潘柽辛二人的《今乐府》完全相同。此后未久，模拟之风又盛行。首先是陈梓、郑世元二人专仿吴炎、潘柽辛的《今乐府》，而推出了各自的《今乐府》81首；继之则是尤侗仿效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而拟作了《明史乐府》100首。而尤侗的《明史乐府》与陈梓、郑世元二人各自的《今乐府》，其诗题亦皆“自创新题”之属。而在此前后，万斯同《明史乐府》68首、胡介祉《咏史新乐府》60首等，亦先后问世。至清代中、晚期之际，咏史乐府诗的创作更是如火如荼。此期较重要的诗人诗作，主要有熊金泰《三国志小乐府》一卷、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唐宋小乐府》一卷、张晋《续尤西堂明史乐府》一卷、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一卷、邹均《读史乐府》一卷、袁学澜《春秋乐府》一卷等。而这些咏史乐府，亦皆为“自创新题”之作。此则表明，在由元而清的咏史乐府诗的创作中，仅就诗人们于诗题的制作而言，乃是皆属于“自创新题”的新乐府范畴的。 由于咏史乐府诗创作的高潮迭起，而导致了有清一代咏史宫词的勃兴。一般而言，七言绝句体为清代咏史乐府诗的主要体式之一（只有部分为五言绝句体的“小乐府”），而清代的咏史宫词亦属如此，这种体式上的相同性，显然为宫词咏写历史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利。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明显的共同点，即其几乎都是以大型连章体组诗结构。这两个方面特点的存在，而使得咏史乐府诗自李东阳《拟古乐府》始，即与宫词类乐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以宫词的形式咏写历史，元代诗人已多所为之，如宋无《唐宫词补遗》、顾瑛《天宝宫词》、张昱《唐天宝宫词》等，即皆为其例。清代以宫词咏写历史之作，主要有吴省兰《五代宫词》一卷、《十国宫词》一卷、陆长春《辽金元宫词》三卷、程嗣章《明宫词》一卷、蒋之翘《天启宫词》一卷、史梦兰《全史宫词》二十卷等。尽管这些宫词所涉及的人与事，在史实、史迹等方面与咏史乐府诗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二者的创作意旨则是完全相同的，即其都是意在借古以喻今与鉴古以述今。因此，清代的这些宫词类乐府，实际上也是属于咏史乐府诗的范畴的。 二、清代咏史乐府诗的特点 综上所述，清代为咏史乐府诗史上的鼎盛期，已毫无疑义。清代的咏史乐府诗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与现实和历史两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言，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在李自成率军攻陷北京之时，长期盘踞于东北地区并已称帝改国号为“大清”的满清，以掇政王多尔衮为统师，指挥八旗劲旅入关，并于同年迁都北京。20年后，全国基本统一。在由明而清的易代之际，一部分仕宦类诗人如林古度、谈迁、朱之谕、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钱澄之、吕留良、屈大均、顾炎武、黄生等人，不仅不肯出仕于清廷，而且还以各种文学手段表示对朱明王朝的怀念，如“降臣”钱谦益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江苏常州人，曾一度被视为明末复社的领袖，其对于朱明的怀念，主要表现在所编《国朝诗集》一书中。对于《国朝诗集》的编辑动机，钱谦益在《国朝诗集序》一文中已曾言之，其有云：“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效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8]很明显，其目的在于仿效元好问《中州集》，以编朱明一代之史。正因此，《国朝诗集》在体例的编次方面，也深有“寓意”。钱谦益的这一编辑“寓意”，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曾有所揭示：“列明诸帝王后妃于乾集，列元季遗老于甲集前，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丁集，分上、中、下，以见明运中否，方有舆者。其文亦纯为本朝臣子之辞，一似身未降志者，其不逊如此。”[9]身为清臣的钱谦益，对于亡明的怀念，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而与钱谦益相先后的其他诗人，于亡明的怀念也与之不相上下，所不同者，是这些诗人多以诗歌创作的形式进行表达，于是，以朱明历史为咏写对象的一批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如遗民诗人吴炎《今乐府》100首、潘柽辛《今乐府》100首，不仅在诗题方面为“今乐府”，即皆为其所“自创新题”，而且咏写对象全部为朱明一代之史。仿二人之作的陈梓《今乐府》81首、郑世元《今乐府》81首，亦属如此。而胡介祉《咏史新乐府》60首，则是以南明政权的初期历史为描写对象的，即对弘光朝的史事进行了咏写。胡介祉（1692—？），字循斋，号茨村，祖籍山阴，今北京人，尚书胡绍龙之子，有《随园诗集》等。其《咏史新乐府》所咏写的史事，为明思宗死于北京景山后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并即皇帝位，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五月终为清兵所杀的一段历史。钱谦益与赵之龙、王锋等人献南京城而降清者，即在是时。而尤侗《明史乐府》（100首）、万斯同《明乐府》（68首）等，则于诗题中直接点明了对“明史”的咏写，这种标明咏写对象于诗题的乐府诗，又较之吴炎等人的《今乐府》与胡介祉的《咏史新乐府》更具特点。因为这样的乐府诗题，可直接告诉时人与后人，其乐府诗所咏写者乃为有明一代的“专门史”或者“通史”，而非仅局限于明代的某一时期。此外，这类乐府诗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每首诗均附有或详或略的注释（尤侗《明史乐府》注释附于诗后，万斯同《明史新乐府》的注释附于诗前，有似“小序”一般），而使之成为了一种“诗注合一”的范式。仅就清代诗人言，尤侗则为这种范式的始作涌者，因为其大型连章体组诗《外国竹枝词》即属如此。而还值注意的是，尤侗等人对于朱明一代史实的咏写，已由诗人们最初的怀念一变而为“鉴诫”或者寄托了，因之，其诗中对于明代的各类人物与史实的描述，不仅介入了作者的感情色彩，而且或褒或贬的特色也愈加鲜明。而此，即成为了明代咏史乐府诗的又一个特点。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号悔斋，又号西堂，今江苏苏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鸿学博词，有《西堂全集》等。《清史稿》、《清史列传》有其传。作为诗人，尤侗颇擅长于乐府诗的创作，除《明史乐府》（又名《明史拟乐府》）100首外，另有《海外竹枝词》100首等，且均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其《明史乐府》100首，写成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完全是仿学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而为。对此，其附于卷首的《自序》已曾言之：“昔李西涯（李东阳）以二十一史拟古乐府百篇，大抵北事属辞虽名乐府，其实古歌诗之遗也。……予承乏纂修明史讨论之暇，间采其遗事可备鉴诫者，断为韵语，亦拟乐府百首，虽未敢窃比西涯，庶几存咏史之体。其中别白是非，挥写哀乐，不过寄吾意之所在。”[10]而其中的“可备鉴诫”、“寄吾意之所在”云云，即为尤侗“亦拟乐府百首”的目的之所在。请看《铁尚书》一诗： 平原昔有颜太守，济南今有铁尚书。老罴当道谁敢过，北平殿下且回车。王入城，下铁板，惜哉不中浪沙免。王击炮，竖神碑，高皇帝在何来哉。国可灭，身不屈；肉可割，骂不绝。壮哉尚书真似铁。 诗末附作者自注云：“铁铉守济南，燕王堤水灌城，铉令军民诈降，伏勇士开门侯王入，下板几中。王大怒，以炮击城，铉书高皇帝神牌，悬城上，师不敢击。既被执，背立大骂，割其耳鼻，不肯回顾，寸磔之，投尸油锅，导令朝上，展转向外，终不可得。帝大怒，令内侍用铁棒夹持之，使北面，俄油锅沸丈馀，诸内持手糜烂弃棒走，尸反背如故。”[11]诗注合一，对铁铉不屈于燕王（即明成祖）的品格与气骨进行了高度颂扬。据《明史·成祖纪》、《恭闵帝》等材料的记载，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因推行削藩政策，而遭到诸王反对。建文二年（1340），燕王朱棣起兵“靖难”，自北平率军南下，两年后攻入南京，登基称帝，成为历史上的明成祖。其执政之期被史家称为“永乐盛世”。朱棣在攻打济南时，曾任兵部尚书的铁铉施诈降，欲诱骗朱棣入城擒之，朱棣中计入城，城上伏兵坠下千斤閘，只毙其坐骑，朱棣得免逃走。后城破，铁铉被执，誓死不屈，为朱棣割其耳鼻，虽下油锅但却“尸反背如故”。尤侗在这首诗中，歌颂的对象是铁铉而不是明成祖朱棣，表明了他对朱棣夺权篡位的所谓“靖难”之举，是深为不满的。又如《老客妇》： 老客妇，不再嫁；老秀才，台懒下。鍼线诏他家，征书求报罢。安车诣阙谢朝班，一代春秋笔削间。白衣宣至白衣还，鹿冠鹤氅蹑高屐。三弄梅花吹铁笛，仙去还寻九华伯。却笑老臣有危素，和州空守余阙墓。 诗题中的“老客妇”所指即为杨维桢。而诗末之注，则对杨维桢“老客妇，不再嫁”的史实进行了较全面介绍。诗与注的合写，实际上就是《明史·杨维桢传》之所载，也即关于杨维桢应诏进京修礼乐书一事。当时的情况是：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诸儒赴京修礼乐书，以杨维桢为“前朝老文学”，而专门派翰林詹同奉币以征。时杨维桢已72岁，乃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第二年，朝廷再派人相请，杨维桢则赋《老客妇谣》一章呈给朱元璋，曰：“皇帝谒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朱元璋许之，并赐安车诣阙廷，留京一百一十日[12]，令修《元史》，纂礼乐书，遣还。尤侗此诗，即是对杨维桢既应诏赴京“纂礼乐书”而又“白衣宣至白衣还”的品格进行了称颂。《铁尚书》与《老客妇》二诗，一对不与明成祖合作的铁铉进行颂扬，一对不肯仕于朱明的杨维桢进行了赞许，由此不难获知，尤侗《明史乐府》的“可备鉴诫”，确实是具有深意的，这也是尤侗《明史乐府》有别于同类之作的一个明显特点。 万斯同（1638—1702）是一位以遗民自居的清初诗人。字季野，人称石园先生，今浙江宁波人，有《石园诗文集》二十卷等。曾受业于黄宗羲，为著名的史学家。康熙十七年（1696），荐博学宏词科，不就。第二年，以布衣身份被诏修纂《明史》，其《明史新乐府》即写于是时前后（或有认为写于康熙十年者）。方祖猷《万斯同评传》对万斯同的生平事迹、史学成就等，虽有较为具体之考察，但于万斯同的文学特别是乐府诗却只字未及。《鄞县志》卷七十四著录万斯同《鄮西竹枝词》50首[13]，并于诗后附有注释，全组诗主要以历代“宁波人物”为描写对象，并兼及“鄮西”地区的风土民情。万斯同的《明史新乐府》，凡二卷，一作《新乐府》、《明乐府》，又作《万季野新乐府》。综而言之，万斯同的《鄮西竹枝词》、《明史新乐府》在文学技巧、文学成就方面，均较尤侗《海外竹枝词》、《明史乐府》要逊色许多。至于李邺嗣在为万斯同《明史新乐府》所写序中，称其“前视元白，后当杨李，则几过之”云云，实属不的之辞。这是因为，一则万斯同《明史新乐府》为咏史乐府，与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无以相比；二则从咏史乐府的角度言，其《明史新乐府》虽然是受杨维桢、李东阳同类之影响的结果（主要为杨维桢），但却难以“当杨李”而“过之”，这从李邺嗣序中“或谓以季野史学盖世之才，不使纂成一朝之史，而徒取三百年之单文俚句，造为韵语”云云，便可窥其大概。但尽管如此，万斯同的《明史新乐府》也是自有其特点的，这就是李邺嗣序中所说的“意存讽刺，以合乎变风变雅之义”。在咏史乐府诗中“意存讽刺”者，乃肇始于杨维桢，这从吴复于《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卷六之末所作的评语中，以及上引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之“有美有刺”，即可准确获知。以具体篇目言，杨维桢“铁崖古乐府”中的《秦刑篇》、《观津客》、《春申君》、《王铁枪》、《牧羝曲》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万斯同与杨维桢，一为今浙江宁波人，一为今浙江绍兴人，且杨维桢又为明、清两代公认的一位咏史乐府诗的大家（说详后），则万斯同《明史新乐府》受杨维桢咏史乐府诗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万斯同《明史新乐府》中“意存讽刺”之作，可以《状元膳》一诗为其代表。其云：“状元归里长苦饥，盎中无米常绝炊。有客晨来欸客饭，日旰不至何迟迟。家无宿粮人尽知，乃公不知何太痴。待客无肴须得米，缸之罄兮将责谁。罗状元，尔诚过，三餐不继尔贯经，客也何辜同遭饿。不见他家状元归乡里，中厨梁肉饱犬豕。”据诗前“小序”所载，此诗所写为“成化中”一位罗姓状元因家中贫困而无米待客的故事，状元家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生活的艰辛便可想而知。而此，即为这首《状元膳》的“意存讽刺”之所在。类此者，《明史新乐府》中尚有多篇，兹不具举。 除了以明史为描写对象的咏史乐府诗之外，在清代的咏史乐府诗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咏史乐府诗，即其所描写的对象不是明代的史事，而是明代之前的各个朝代如两汉、三国、李唐、赵宋等。清代诗人开此类咏史乐府诗之先河者，当首推由明而清的王士禛（一作祯）。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今山东济南人。据《王士禛全集·渔洋诗集》可知，王士禛现存的咏史乐府诗即上举《小乐府》30首。这组诗虽然是作者“读《三国志》”之所得，但其所选择的咏写对象，却极具典型性与现实意义。如《阴平道》一诗：“忽凿阴平道，中山王气收。英灵归北地，败国恨谯周。”这首20字的小诗，主要为作者读《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邓艾传》与卷四十二《蜀书·谯周传》所致。据此二传载：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十月，邓艾率魏军自阴平道“凿山通道，造作桥阁”[14]，之后直逼成都，时蜀国群臣或主张“奔吴”以图后计，或主引“奔南”而自守，惟谯周力主降魏，最终使蜀汉基业功亏一簧。王士祯选取此一史实而作“小乐府”者，其表面之意虽然是“败国恨谯周”，而实际上则是“败国恨吴三桂”。由是而观，可知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即构成了王士禛咏史乐府诗的一大亮点。王士禛是清初继钱谦益、吴伟业之后的又一位文坛领袖，被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称为“一代正宗”，其以三国史事为描写对象的《小乐府》的问世，实际上是对杨维桢、李东阳咏史乐府传统的一种继承，因此在当时即引发了诗人们对明前史事的咏写，以至于推出了一系列这类咏史乐府诗。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则为洪亮吉的《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 洪亮吉（1745—1809），字稚存，号北江，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流放新疆伊犁，有《洪北江全集》等。其《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一作《拟晋南北朝史乐府》，凡二卷，诗110首，由诗歌本文与注释两部分组成。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在史事的描写对象方面，虽然已点明为“晋南北朝”，但其实则与李东阳《拟古乐府》、尤侗《明史乐府》不无关系，对此，附于《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卷首的管干珍之《跋》已有所言。其云：“夫今之乐府，铁崖（杨维桢）始之，茶陵（李东阳）继之，悔庵（尤侗）又继之，稚存洪子曰：吾之为乐府也，祖此矣。”[15]此则表明，洪亮吉的《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与李东阳《拟古乐府》、尤侗《明史乐府》乃是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的。但就所选取的史事而言，《晋南北朝史乐府》所描写的对象，与李东阳《拟古乐府》中的“两晋南北朝”部分并无重复者。要而言之，李东阳由于其宰臣的身份与地位，故所咏写的“两晋南北朝史”多为与当时政治、军事相关的一些人或事，如《淮阴叹》写韩信、《牧羝曲》写苏武李陵、《明妃怨》写王昭君、《五丈原》写诸葛亮等；而洪亮吉因其史学家的识见，所咏写者则多为一些社会名流与中下层官吏，如《广武叹》之于阮籍、《桃源记》之于陶渊明等。二者的咏写对象之不同，表明了二人对于“两晋南北朝史”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的。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李东阳对于诗中的人与事是颂扬多于批评，而洪亮吉对于诗中的人与事则是批评多于颂扬。如洪亮吉《岘山碑》一诗： 杜公碑，碑书功，高岸为谷谷作陵。羊公碑，碑坠泪，茫茫泪枯碑不碎。碑不碎由民心，君不见古来贤达皆争名。羊公碑后碑俱泯，此碑非金亦非石。碑之崇，崇以德。 诗末附作者注云：“羊祜坠泪碑在襄阳岘山。杜预好为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16]由诗之所写与注释之介绍可知，作者对于杜预效“羊祜坠泪碑”而自立“功勋碑”的举措，是持批评态度的，因而乃有“杜预好为后世名”之云。又如《广武叹》： 一日笑，留狂名；百日醉，留酒名。酒名狂名俱不免，先生能作青白眼。驱车何茫茫，广武何荒荒。当时楚与汉，莽莽百战场。百战场，斜日下，竖子成名尚堪诧，扰扰何况牛与马。 此诗表面上是对阮籍的赞美，实则是借阮籍的“广武叹”以感慨“世无英雄”，正因此，作者才用“竖子成名尚堪诧，扰扰何况牛与马”作结，借以表明其对于现实的认识与看法。 洪亮吉另有《唐宋小乐府》一卷，诗103首。与《两晋南北朝史乐府》相比，《唐宋小乐府》却要逊色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唐宋小乐府》为洪亮吉之少作，而且还在于诗的形式杂乱无章，所咏写的内容也较为简单，如《生张说》、《檐铃声》、《兄与妹》、《孔吏部》等，即无如此。如《孔吏部》一诗仅为两句：“孔吏部，不乐居朝当有故。”如此而已。但也有较可读者，如《雁塔名》一诗：“大雁塔，小雁塔，进士题名何杂遝。李白杜甫盖代才，可向塔上题名来？”这是对唐代新科进士题名于大雁塔的一种讽刺，反映了作者对于俘名的不屑一顾。但这样的诗篇毕竟不多。 三、咏史乐府诗四大家比较 唐后乐府诗史上的“咏史乐府四大家”，是指元代杨维桢、明代李梦阳、清代尤侗、洪亮吉四人。其所代表的，其实是咏史乐府诗在元末、明初、清初、清中期因此四人而发生的四次大的变化。对于前三人各自咏史乐府诗的成就，上引管干珍为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所写的《跋》，已曾言之。此外，舒位《春秋咏史乐府序》不仅将杨维桢、李东阳、尤侗三人并提，而且还认为其《春秋咏史乐府》（140首）是直接受三人咏史乐府影响的结果。而附于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卷首的“忏花主人”之《跋》，则又将四人并提：“咏史乐府自元明以来，于铁崖（杨维桢）、西涯（李东阳）、西堂（尤侗）外，可与三子卓然并峙者，惟洪稚存先生当之无愧。先生著作等身，而所撰《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与《唐宋小乐府》，悉皆濡古涵今，准情酌理。”[17]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山阴人宋泽元（即忏花主人）首次将四人的咏史乐府诗进行了辑录，并以《四家咏史乐府》为书名合刊。《四家咏史乐府》对四人咏史乐府诗的编排顺序，依次为杨维桢、李东阳、洪亮吉、尤侗，之所以将洪亮吉置于尤侗之前者，主要是以尤侗《明史乐府》所写全为“明史”之故，即杨维桢等三人咏史乐府诗所咏写的对象，均在“明史”之前。《四家咏史乐府》的具体收录情况为：杨维桢《铁崖咏史》八卷，诗233首，增补、附录28首，《铁崖小乐府》一卷，诗102首，附录2首，合计365首；李东阳《拟古乐府》二卷，诗整100首；尤侗《明史乐府》二卷，诗整100首；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诗110首，《唐宋小乐府》一卷，诗103首，合计213首。四者共计778首。 宋泽元《四家咏史乐府》在清中期的刊行，称得上是咏史乐府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咏史乐府诗在当时及其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也使得杨维桢、李东阳、尤侗、洪亮吉四人咏史乐府诗的地位，在唐后乐府诗史上得以正式确立。宋泽元并撰《四家咏史乐府序》云： 乐府一道，于古歌谣为近，盖风雅颂之变声也。自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名。夫乐府者，教乐之官耳，必调律吕谐和八音，始称合作。六朝以还，节奏寖失，古意亦乖，或假借古题抒写胸臆，或径以时事创立新题，此又古乐府之变革也，李、杜之《蜀道难》、《新婚别》之类是也。杨廉夫先生乃择取历代史书，一人一事，以韵语歌咏之。李茶陵、洪北江后先继起，尤艮庵则专就明史而作，名曰乐府，实有韵之史论也。予尝取四家之什而考骘。东维高古浑沦，才力纵肆，偶一放笔，辄若天上黄河，滔滔汩汩，挟泥沙而俱下；又好为昌谷奇语，夭娇神幻，令人莫窥涯涘。曩有铁雅之称，当之奚愧。茶陵、北江二家气概渊雅，书卷纵横而格律谨严，实相伯仲，如行九折坂中，步步均求实践。李以逋峭胜，洪以遒健胜，高下正未易轩轾。西堂熟于胜国掌故，议论悉有根据，生平好以游戏行文，故诗中每有诙谐之笔，然风骨高张，词旨朴茂，其不矜才不使气之处，断非浅学所能几及。予因并列行之，为论史家别辟溪径，成一大观。集中各逞辞锋，各申论断，既可诵辞章之声韵，复可证古义之是非。譬如日月照而代明，韶武奏而并美，吉金大贝璀璨于前。吾知艺苑中得此，必有眉飞色舞者矣[18]。 这篇《序》文，实际上涉及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咏史乐府诗的发展源流，一是对四家咏史乐府诗的评论，而后者又尤值注意，因为其为后人了解与认识杨维桢、李东阳、尤侗、洪亮吉四人咏史乐府诗的风格特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但其中也有可商榷者，如认为“茶陵、北江二家”“格律谨严”者即为其一。就诗歌体式言，李东阳的《拟古乐府》（100首）与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110首），全为古体诗而非近体诗，即使如洪亮吉的《唐宋小乐府》（103首），也并非是如杨维桢的“咏史小乐府”与王士禛的《小乐府》（30首）那样，全部为五言四句的绝句体，而是几乎全为不讲究平仄声律的古体诗，所以，所谓的“格律谨严”说，实属无的放矢之谓。至于宋泽元言及的四人咏史乐府诗的风格特征等，实则是对唐后咏史乐诗流变情况的勾勒。 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尽管有近400首之多，但主要是建立在其“铁崖古乐府”的基础之上的，因之虽曰“古乐府”，其实大都为作者所自创的新题（只有少部分旧题乐府），如《单父侯》、《大良造》、《夷门子》、《腊嘉平》、《王铁枪》、《观津客》、《龚老人》、《两迁公》、《关内侯》、《东阁开》等，且几乎全为七言歌行体，并兼“有先秦两汉之气格”（孙承《东维子文集序》，《四部丛刊》本《东维子文集》卷首），个性突出，特点鲜明。于是，杨维桢的这类咏史乐府诗，即成为了当时诗人与“铁雅弟子”们争相仿学的对象。李东阳继杨维桢之后，首次以整100首的大型连章体组诗的形式进行咏史乐府诗的创作，其此举不仅在形式等方面突破了杨维桢“古乐府”的藩蓠，而且还完全告别了传统的旧题乐府这一乐府诗品类，所以自李东阳始，明、清两代的咏史乐府诗便几乎全部属于新题乐府的范畴了。而其《拟古乐府》整100首诗均为整齐划一的“汉乐府式的三字题”的实况，又使之成为了明、清两代咏史乐府诗的一种制题范式（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诗虽然多为三字题，但也有四字题、五字题等）。尤侗的《明史乐府》虽然自称为“未敢窃比西涯”，其实在体式、结构、制题，以及论断、鉴古、美刺等方面，均与李东阳《拟古乐府》不相上下，而其于每首诗后均附有注释的举措，既使诗歌本文与注释融于一体，形成了一种韵散相兼、诗注合一的新样式，又极大程度地扩大了乐府诗的容量，升华了作品的形式美。洪亮吉《两晋南北朝史乐府》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句式的灵活性方面。以三字句为例，如上举《岘山碑》、《广武叹》二诗的三字句之用，或诗首，或诗腰，或诗尾；或上下两句皆以三字句相对；或上句为三字句下句为七字句等，形式应有尽有，极富于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长短句式的灵活运用，既突出了所述写内容的重要性与典型性，又以节拍的急促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效果，一鸟二石，作用大焉。 以上的简要比较表明，杨维桢等四人的咏史乐府诗，虽然前后相隔的时间约有600年之久，但其既具一脉相承、互为表里之特点，又不乏个性与风采，所以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其实代表的是咏史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四座高标。宋泽元对《四家咏史乐府》的合刊，则使这四座高标首次得以“集体亮相”，为时人与后人对其之了解和认识，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据。而更值注意的是，这四座高标的存在，充分反映了唐后乐府诗的发展，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题材的属性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最初的现实性已逐渐为历史性所替代。而此，在有清一代又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突出。清代诗人之所以热衷于历史题材的乐府诗创作，一方面如上所言，与诗人们对朱明王朝的怀念关系密切（主要指清初诗人），一方面则和清代的文字狱大相关联。清王朝的文字狱，是用以控制当时社会思想的一种最为严厉的手段，龚自珍《咏史》诗中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即足以反映出当时诗人们对于文字狱的畏惧心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清代诗人们于咏史乐府诗中讨生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从另一个角度言，正是由于清廷的大兴文字狱，才导致了咏史乐府诗在这一时期的兴旺发达。当然，清代的诗人们也并非完全漠视现实，如阎尔梅《采桑曲》、尤侗《煮粥行》、吴伟业《捉船行》、钱澄之《捕匠行》、宋琬《渔家词》等，就都是一些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的歌行类乐府，但这样的作品在清代乐府诗史上毕竟只是少数。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清代的乐府诗除了竹枝类乐府外，其它各类乐府诗都是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为主的，也正因此，才涌现出了尤侗、洪亮吉这样足可与杨维桢、李东阳媲美的咏史乐府诗的大家。 注释： [1]这一数量是对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统计的结果，若以丘良任《中华竹枝词全编》进行统计，其数量会更多。 [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1989年影印本宋泽元《四家咏史乐府》，收录杨维桢的咏史乐诗诗集两种，其一为《铁崖咏史》八卷，诗233首，增录15首，附录13首，共计261首；其二为《铁崖小乐府》一卷，诗102首，附录2首，共计104首，二者实际收诗365首。具体见《丛书集成续编》第264册第475页—582页。 [3]转引自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64页。 [4]李东阳的《拟古乐府》，或作101首，或作100首，众说不一，如岳麓书社1983版《李东阳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钱谦益《国朝诗集》皆作101首，而《丛书集成续编》本宋泽元《四家咏史乐府》则作100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持整100首说者，认为《尊经阁》一首不在《拟古乐府》之列故也。又，《花将军歌》一诗，持整100首说者皆作《花将军》，如此，则《拟古乐府》100首诗的诗题，即皆为整齐划一的“汉乐府式的三字题”。本文此处作101首者，从《列朝诗集》。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571页。 [6]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下《铁崖古乐府》，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02页。 [7]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渔洋诗集》卷十七，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23页。 [8]钱谦益《国朝诗集序》，《国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9]转引自许逸民《列朝诗集点校说明》，《国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10]尤侗《明史乐府自序》，宋泽元编《四家咏史乐府》之《明史乐府》卷首，《丛书集成续编》本，第246册，台湾新文丰1989年影印本。第656页。 [11]宋泽元编《四家咏史乐府》之《明史乐府》，《丛书集成续编》本，第246册，台湾新文丰1989年影印本。第663页。 [12]关于杨维桢应诏赴京“纂礼乐书”之事，最早记载者为明初宋濂《杨维桢墓志铭》、贝琼《铁崖先生传》，其次即为尤侗此诗（含注释）与《明史·杨维桢传》，合勘之，知杨维桢应诏赴京“纂礼乐书”乃为事实。或认为其乃后人作伪者，似不确。又，尤侗此诗之注中有“令修《元史》”之载，而《明史·杨维桢传》则无，二者异。 [13]关于万斯同《鄮西竹枝词》的数量，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第六章第三节第350页之“注释②”作40首，乃误。 [14]陈寿《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23页。 [15]管干珍《两晋南北朝史乐府跋》，载《两晋南北朝史乐府》卷首，《丛刊集成续编》本，第246册，台湾新文丰1989年影印本。第624页。 [16] 宋泽元编《四家咏史乐府》之《两晋南北朝史乐府》，《丛刊集成续编》本，第246册，台湾新文丰1989年影印本。第626页。 [17]忏花主人《两晋南北朝史乐府跋》，载《晋南北朝史乐府》卷首，《丛刊集成续编》本，第246册，台湾新文丰1989年影印本。第622页。 [18]宋泽元《四家咏史乐府序》，《四家咏史乐府》，《丛刊集成续编》本，第246册，台湾新文丰1989年影印本。第475页。 （本文选自《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第一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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