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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正文之前，先简单提一下几位对本文主人公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美国女作家，代表作《纯真年代》等）有重要影响的大 V 们： 维侬·李（Vernon Lee），原名 Violet Paget，以其超自然题材小说以及美学评论文章流传于世；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美国作家，代表作《螺丝在拧紧》等；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诗人； 尼采（Nietzsche），德国哲学家； 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以及最重要的一位，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爱尔兰作家、诗人、剧作家，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 那么，你是否清楚，伊迪丝·华顿是何方神圣？ 伊迪丝·华顿 伊迪丝·华顿出生于纽约名门望族。1880 年开始发表小说，1889 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获得了意外的成功。1905 年长篇小说《快乐之家》出版，使她成了 20 世纪前二十年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1920 年出版的《纯真年代》为她获得了普利策奖。她一共写了十九部中长篇小说，出版过十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大量的非小说作品。 所以，即使你对她的名字可能略有陌生，但对大腕云集的同名改编电影《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应该还是多少有点印象。如果没有，不妨补看一下那部经典爱情电影。 《纯真年代》（1993 年版） 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主演: 丹尼尔·戴-刘易斯 / 米歇尔·菲佛 / 薇诺娜·瑞德 伊迪丝·华顿 1862 年出身于纽约上流社会家庭，23 岁时结婚，丈夫比她年长 12 岁。因为缺少精神上的共通之处，她的婚姻很难称得上幸福，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两人的离婚。之后伊迪斯移居法国。 因为喜欢旅行，伊迪丝·华顿于二十世纪初期在意大利遇到了作家维侬·李，之后逐渐进入亨利·詹姆斯及其周围的男同性恋作家圈子，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在他们的影响下，伊迪丝开始阅读约翰·阿丁顿·西蒙兹、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的作品。同时，还与美国记者莫顿·富勒顿（Morton Fullerton）之间展开了一段恋情。 在上述几个圈子的影响下，作为写作爱好者的伊迪丝·华顿，渐渐把自己的创作角度和题材，从美国小说中关于“性”的传统论调——在当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作家，这一时期的小说通常是带着浓厚的道德主义——中挣脱出来，转向英国和欧洲正在兴起的唯美主义和性解放题材。 提到唯美主义以及那个时代的性解放， “王尔德”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于是，我们在伊迪丝·华顿的作品中看到了她对奥斯卡·王尔德的效仿，以及她在写作技中体现出来的，对异性恋女性“接过唯美主义和性解放事业的旗帜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的探讨和试验。 从 1905 年开始直到写作生涯终止，虽然作品不少，但伊迪丝·华顿对王尔德的模仿不算太成功。在小说《果树》（ The Fruit of the Tree，1907 年）中曾尝试了王尔德式的悖论技法。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 Ansell 夫人有句话说：“大多数离婚女性再次结婚，是为了获得尊重”，而其中的父亲角色 Langhope 先生给出了一种“王尔德式回应”：“是的——那是对她们的惩罚。” 华顿的短篇小说《另外两个》（ The Other Two，1904 年）讲述的是一位女士与她的两任前夫加现任丈夫的故事。它展示了一个后王尔德式的世界：父权掌控着性和经济，而女性正在从这种掌控下尝试逃离。小说中的女主角 Alice Waythorn 其实是这个家庭中性和经济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三个男人一定程度上都服从她的安排。 这是王尔德在自己作品中常暗示的“性的无政府主义”的体现，因此被当时社会上对正兴起的女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那些人所畏惧，更是那些王尔德的反对者所担忧的。 在华顿构建的小说世界，以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定律正在分崩离析。 在《道连·葛雷的画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 年）中，亨利·沃顿勋爵说过个人主义和追求享乐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享乐是天性测验我们的试金石，是天性认可的表征。我们快乐的时候总是好的。但我们好的时候并不总是快乐的。”这番话得到了画家霍尔渥德的如下回应：“可是，亨利，人活着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不是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吗？”（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荣如德译本） 类似关于个人主义以及其可能造成的代价的争论，伊迪丝·华顿在另一个短篇小说中作了直白的探讨。《估算》（ The Reckoning，1902 年）在女性性自主这个问题上与王尔德形成了一种互动——或者说继承。 伊迪丝·华顿被王尔德的性超验主义（原文为：sexual transcendentalism ）所吸引，但又对这种主张可能造成的影响力感到畏惧。在华顿的作品中，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她恳求王尔德能进一步将性超验主义理论化，从而为某些女性发声——那些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冒着怀孕的风险，可能会接受危险的非法堕胎，甚至染上各种性病的女性。《估算》的主人公 Julia Westall，是一名“新女性”，她信奉王尔德的性解放观念，希望拥有一个自由的未来；但故事最后，同样前卫的丈夫为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孩抛弃了她，Julia 成了社会边缘人，只能孤独终老。 让我们暂时回到十九世纪中期，看下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小说《逆流》（ À Rebours，1884），可以说，它对《估算》中的性别主张进行了一番全面解读。 于斯曼的虚无主义小说意在探索为了一己私欲，不顾他人价值观，对自己的感官刺激进行一种极为颓废的追求，而得到的极端答案呢：主人公陷入孤独、混乱的境地，感官刺激最终变成倦怠。 让我们尝试将《逆流》探讨的主题放到男女关系中：假设男性在爱情中选择退出，并且毫无收敛地对女性和家庭表现出敌意时，于斯曼所写的那种极端的自私、混乱、不择手段、不顾后果，有极大的可能就会出现在那个退出的男性身上。 与之相比，伊迪丝·华顿在《估算》中提出了一个女异性恋必将面临的问题：如果你对自我追寻说“是”，那么这种追寻的安全线在哪里（如果有的话）？华顿想要知道：如果我们（女性）为男性打开了“自由”之门，摆脱了性别造成的双重标准，甩掉了家庭负担等，那是否会迎来一个自恋和孤独的反乌托邦时代？ 王尔德把性关系描述为一种智力的呈现和扩展形式。事实上，男性性超然主义者的魅力及其持久的影响力，源于对自我的超强自信，这是通过性觉醒实现的。 但是对伊迪丝·华顿这位异性恋女作家来说，文学中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女性对男性说话时，她发话者的地位和作为男性爱人的身份是相悖的。小说《夏季》（ Summer，1917 年）中，女主 Charity 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和爱人 Lucius 沟通，想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他听不见她的声音——在 Lucius 眼中，她渺小到根本不可见。在 Lucius 眼里，他对 Charity 只有性欲。 在小说《夏季》以及华顿的私人信件中，和男性情人的对话、以及关于性的沟通，不幸地都只是一种互相伤害。 《夏季》中，Charity 年方 17，华顿把她塑造成一个坚持女性应该享有性快乐权利的人，她保护自己免受性骚然和乱伦的威胁。华顿创作的 Charity 几乎可以被称为是女性性权利的捍卫者。 有没有和我一样想到了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 然而一定程度上，《夏季》也是一个女性受害者的故事。故事从 Charity 的养父 Royall 律师开始说起：养父喝多了酒，试图强行进入 Charity 的房间。Charity 面对乱伦或性侵表现得无畏，更重要的是，毫无自我愧疚。而当代年轻女性在类似情况下却往往逆来顺受、沉默不语。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信中就有提到同母异父的兄弟曾对她性骚扰。你很难再例举出哪部同时代的小说里面，会有关于女性对性骚扰做出抵抗的描述。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 Charity 因为对性的自我主张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并不是一本关于受害者的小说，而是一本关于抵抗的小说。华顿不仅把 Charity 描绘成一个“用反抗和自卫”来进行性报复的女性，读者还可以透过她的视角，理解女性欲望和艺术感知之间的联系。 将时间倒推到《夏季》完成的 20 多年前，在《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王尔德的戏剧作品，1893 年上演）中，我们可以听到王尔德说出了这样的观点：所谓“可敬的人”如果是指那些不公正、残酷或者愚蠢的人，那实际上他们比单纯的性侵犯更可耻，更肮脏。 在《夏季》中能看到华顿对此的呼应。华顿认为，正如王尔德在其 1893 年的剧本中所写的那样，所谓“正当的女性选择”——强迫贞节，强迫婚姻奴役，或者仅仅是泛泛的虚伪——在道德上相较于以卖淫为生、但内心纯洁的女性来说，其实更加肮脏。 一个男同性恋剧作家的笔在 1892 年就可以这样激进，一位女作家在 1917 年也做到了。 Charity 的爱人 Lucius 最终离开了她。Charity 面对的现实是：自己变成了一个被中产阶级男人诱惑，怀孕并抛弃的可怜女孩。但是她没有为自己对性自由所做的追求后悔，哪怕考虑过卖淫来抚养孩子。她试图逃回母亲身边，但母亲也“病入膏肓”，因为仿佛 Charity 的母亲——而不是 Charity 自己——是那个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女人。至此，Charity 的人生出路其实已经完全被断绝。 在华顿写作的时代，如果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女性敢于走出规定的性角色，那其实她就别无选择了。危机之后，Royall 律师，那个施虐者（同时也身兼“父亲 / 情人”身份的人）来找她，Charity 屈服了。她嫁给了他，在“不真实”的氛围中完成了一纸婚姻的契约。 小说结局似乎不合情理：华顿让 Charity 承认 Royall 律师终究还是个好人。就好像华顿无法给这样一个勇敢、独立的女主人公安排一个应许的结局。华顿放弃了，正如她的女主人公一样。不过，在《夏季》最后的三四页，当女性因为性主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惩罚，华顿还是为女性性权利安排了一场激昂的论战，并在小说中取得了纸面上的胜利。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一生啊！他在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总是那么软弱，空有满腹的脉脉深情。在这苍茫的世界上，这样的男性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看上去拥有很多，实际上连自己也不拥有，浑身挂满了种种未实现。”（摘自上海译文版《纯真年代》前言，文：梁永安） 在这里插一句：如果没有对王尔德精神的传承，不知道伊迪丝·华顿是否还能在《纯真年代》的最后，对男主角纽兰作出那么犀利的人性剖析。 伊迪丝·华顿（左，1890 年）和奥斯卡·王尔德（右，1882 年） 当伊迪丝·华顿创作出这些激进的作品时，王尔德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了，而且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刻意或者公然地想要培养女性性革命继承者。但是，华顿却接过了这些激进分子的旗帜——我们现在还是会称同性恋者为激进分子——运用他们的挑衅、挑战和修辞策略，留给了后世一条出路，或许在艺术家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女性可以实现性解放。 （完） 本文编译自：the-tls.co.uk 原文作者：Naomi Wo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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