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高峰，笔 名： 拉木·嘎吐萨，摩梭人。故乡云南宁蒗拉伯格庄。中共党员。1985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职员。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民间文学《云南摩梭人民间文学》（合作），散文集《梦幻泸沽湖》，散文《爱是青橄榄》、《怀念美丽的家园》、《告别妈妈的女儿》、《山那边的童话》、《采集生活的露珠》、《雪山梦幻曲》、《醉歌梦舞夜高原》、《炼象关情思》、《想起那个乡邮员》、《童年，我在故乡的所见所闻》、《女神故乡的月亮》，组诗《写在恐龙的故乡》，诗歌《又是黄昏（外一首）》，纪实文学《母亲王国的摩梭女人》、《三代摩梭女的婚恋》等。诗集《摩梭女人》获庄重文文学奖，散文集《母亲的湖》获滇版优秀图书奖。
摩梭人，世居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地区，以其独特的母系大家庭和阿夏走婚制，引起世人的瞩目。近年来，随着对这个地区古老的社会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学术界开始追溯其源流。但由于几千年复杂的历史情况，古文献记载的零碎，加上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就颇多争议。在众多的论说、推测和设想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摩梭人是蒙古族，是元朝忽必烈南征军的后裔。在持这个观点的人中，王德祥、罗仁贵是力主此说的，并多次撰文论说。最近，他们又发表了《川滇的蒙古人》（见《民族团结》1991年10期，以下简称王文），提出了许多新奇的见解。笔者近日研读后认为，此文无论是文献的运用，还是对现状的考察，都不够充分，未能以理服人，论据不足以说明论点，且不能自圆其说。他们提出的：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并非史籍中所记载的“摩梭”“摩些”“磨沙”“摩娑”而是1253年蒙古南征骑兵的后裔之说有待商榷：其一，从1253年元军进入泸沽湖地区至今不过700余年，为何蒙古族与摩梭人在历史、语言、心理、宗教及风土人情诸方面截然不同？其二，如果说从《华阳国志》记载的“摩沙夷”等称谓，记载的不是摩梭，那记载的是什么族？在历史书籍中当地摩梭又是如何称谓的？其三：在《元史·地理志》中关于当时当地民族“摩梭人”的记载又怎么解释？其四，从元军进入以前，摩梭土酋泥月乌开始得势于永宁，历代的土司宗谱又如何理解？其五，摩梭人传统文化中有关迁徙、送魂，口诵经典中的历史源流作何看待？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渊源，以便澄清不实不词。
一、摩梭人和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关系
摩梭人与蒙古族在历史上的交往和接触是从元代才开始的，也就是公元1253年忽必然南征大理国其中路军进入摩梭人地区才开始。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宪宗三年（1253年）夏六月，入觐宪宗，奉命征云南，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术、王君候、王鉴谕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师次忒刺（即四川“松潘”）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乙已，至满陀城（今泸沽湖）留辎重。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从以上的史记中可以知道，由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行军路线为：松潘——满陀城（泸定）——大渡河——四川木里、盐源一带——宁蒗的永宁（昔名“楼头赕”）——丽江。在永宁和丽江之间的奉科一带渡江。何以见得？可以从当地地名中追索到。如今奉科渡口称“目古都”，这显然是“蒙古渡”的讹音，又如《元史》中的“自卡头济江”，“卡头”在今丽江奉科乡善美行政村恒可自然村；是“空独”念成“卡头”之误。在当地名声远扬的雄奇险关“阿山波”，被称为“太子关”；在史书中的“罗邦”一词是今“拉博”的变音，指今天的宝山古石城。我们可以确定路经永宁的是中路军无疑。
那么，元军进入摩梭人世居重地泸沽湖地区的情况怎么样呢？据《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传：“癸丑秋，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摩些（读Sū）二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来迎降。”还是从中道的“麽些蛮主迎降”的记载看来，元军从四川入云南境内，显然未发生重大的战事，忽必烈在永宁，曾驻军日月和（又称日月坪）在明万历《云南通志》卷四中说：“元世祖驻日月和即北。”清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三‘戎事’篇说：“永郡自元世祖驻骅日月和（永宁土知府旧地），开疆内附，设流官、遂隶版图。”由于元军顺利进入永宁地区，为纪念这里的和平安宁，元世祖把永宁境内最重要的一条河“卡七汁”改名为“开基河”；把昔名“楼头”（摩梭语“里底”的变音）改为永宁，意谓：永远和平安宁，从那时一直沿用至今。
另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永宁昔名楼头赕，接吐蕃东徼，地名答蓝，麽些蛮主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赕，世居大理。宪宗三年，其三十一世孙和字内附。”至元以前，已有三十一世摩梭人在此繁衍生息。与永宁相毗邻的摩梭地区盐源，归顺元朝时间比永宁晚，据《元史·地理志》：“柏兴府（即盐源）昔麽些夷所居，汉为定笮县，属越郡；唐为昆明县（盐源的又一称谓）天宝末没于吐蕃，后复属南诏，改香城郡（注：盐源境内多柏香，故名香城）至元十年，其盐井么些酋罗罗将獷鹿茹库内附，十四年立盐井管民千户。”另一个摩梭人居住区“罗共赕”是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土酋阿的内附，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始蒗渠州）从《元史》中我们已经十分清楚明白：摩梭人在元军到云南以前，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从记载中也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当时当地的麽些还没有武装能力与声势浩大的（号称十万大军）元军对抗，只能采取迎降的办法。以故不可能有大的战事，也就可以排除留下许多伤残人员的可能，只可能留下一些官员和侍从治理此地。
在王文中重点提到明初月鲁贴木儿的反叛情况，该文说：“据载公元1253年，忽必烈统帅三军进攻云南途经建昌时，为建立川滇的结合部而留下了手下将领喇塔阿塔为首的一支蒙古骑兵……到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这支骑兵无法返回北方草原，喇塔阿塔在建昌下传的三代中的第二代元平章月鲁贴木儿先假降明军，后又反叛，战败后进入盐源……至今已620多年的历史上，现居川滇边界地带约7万余人口的蒙古族中，大约占80%左右的就是上述蒙古族骑兵的后裔。”在此，我们肯定月鲁贴木儿反叛的历史事实。但具体情况并非王文中所说的那样，在论证之前，首先得纠正几个基本知识的错误：第一点，川滇交界地区约7万多蒙古族之说，未免太武断，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在云南境内约三万人中没有一个人自认是蒙古族，在盐源县内，自认是蒙古族的毕竟只占极少数。因1991年国家曾派民族调查组，在那一带进行座谈调查，在左所举行的一次座谈中，参加会的38人中（不包括汉或其他民族）自认蒙古族的只有一人，其余37人都承认自己是摩梭人。所以，80%之说纯属主观臆断。第二点，文中所说的“喇塔阿塔”这个名字，非蒙古族名字，这是典型的摩梭人名，喇塔，即摩梭语对左所的称谓；阿塔是典型的摩梭名字，并且把某地名冠于人名前，也是摩梭人常用的习惯，如：忠肯鲁若，艾米瓦萨达，卡七达史等等。
再说这次反叛的经过，按王文中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叛军人多，仅仅被“俘杀就达千八百余人。”事实上，《明史·四川土司》中是这样记载的：“洪武十五年，置建昌卫指挥使司，元平章月鲁贴木儿自云南建昌来贡马一百八十匹，并上元所受符印。诏赐月鲁贴木儿骑衣，金带，鞋袜……以月鲁贴木儿为建昌卫指挥使。二十五年……月鲁贴木儿反。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后“遁入柏兴川（今盐源）帝遣谕兰玉曰：‘月鲁贴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喇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贾哈喇者，麽些洞土酋也，初王师克建昌，授以指挥之职，自是以月鲁贴木儿叛，玉率兵至柏兴州，遗百户毛海以计诱攻月鲁贴木儿，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送月鲁贴木儿京师伏诛。”从上面的史料中不难看出，这次反叛的波及面较广，反叛军不仅仅就是留在云南与四川交界处的一些蒙古遗兵，还有贾哈喇这个土酋为主的，可以说是一次当地土酋和蒙古遗兵的联合反叛。应该说，元军初进摩梭人地区只留下少量的官员，那么，这次反叛失败后遁入盐源的蒙古族兵数量比第一次多。但这些军士散居到摩梭人之中，隐姓埋名，久而久之已经融合到摩梭人之中去了。如此说明，一部分摩梭人中有了蒙古族的血缘关系。但也不能由此判断摩梭人是蒙古骑兵中发展起来的。
二、分析把“摩梭人”说成“蒙古族”的根据
除了上述两件事情以外，称摩梭人是蒙古族的根据还有什么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说法：首先，是关于盐源境内的百灵山、百灵庙和百灵太子的传说。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元末明初，蒙古族骑兵在川滇交界处打仗，后失败，他们远在异地的亲属知道后赶来，由一个叫百灵太子的人率领，到川滇交界处寻找失落的亲人，走到今盐源一带就住下来，盐源县境内百灵山上的百灵庙就是为了纪念百灵太子而修建命名的。并且，百灵庙有蒙古风格的建筑形式，所以说，摩梭人是蒙古族。我们认为这个事故是不可靠的，这可能是潜居到盐源一带去的那一部分士兵的创作，以表怀念故土之情，并不能证明有史以来就在这里居住的摩梭人是蒙古族。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曾作过考证，他认为：百灵山是“柏林山”同音之讹传。他以史料为证：《盐源县志·山川形势》谓：“柏林山，县西南十里，峙如翠屏，先尝多柏，故柏兴，香城皆以之名。相传其上有风谷，龙潭之异，有司例于暮春三月，改祭以祈年。”这个记载应该是正确的，因为盐源一带多柏树，并古时称为“柏兴府”又叫“香城郡”，柏香四溢，故名香城。至于百灵太子，据李先生考：“属柏林太子，乃柏林山神，原为摩梭人先民古麽些人的土主神，即地方保护神。”这一论证是切合历史实际的。至今摩梭人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现象十分浓厚，特别是摩梭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其教义最大程度上是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歌颂自然。许多自然现象：如山水、天地、太阳、月亮都作人格化的反映；重在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从形式上来看，每一个仪式，皆焚柏枝，达巴在挥洒净水时也用柏掌。“祭山”或“转山”文化，是摩梭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永宁一带的摩梭人转“格姆女山”俗称狮子山，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成了这一地区最盛大的节日；木里一带摩梭转“盘米尼可”，也是很隆重的祭山仪式，所以，从盐源、木里，盐边，永宁、拉伯这些摩梭人居住区的转山文化，进一步证明是同一民族，共同的文化现象。但有人说的盐源百灵庙是内蒙百灵庙的同类文化之论，其实不然。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知道盐源柏林庙为山神庙，而内蒙的百灵庙是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的庙，并且，时间差异很大。就以内蒙较为典型古老的达罕旗百灵庙为例，属于康熙四十二年到四十五年间（1703－1706年），那么，柏林庙从元初算起，也比内蒙早450年时间。它们不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是关于土司世代是蒙古族之误传。根据美国学者洛克在泸沽湖一带考察时，所记下的口传史料中（见《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下卷）写道：“已故永宁总管阿云山说他和永宁所有姓阿的一样，是蒙古族出身，当忽必烈1253年征服云南时，留下的蒙古官员后裔。”阿氏的人经常告诉我说：“他们自认是蒙古人。‘永宁土司直至今日还以他们的蒙古出身引为自豪。”以上口传史料，是经不住深究的。第一：就以泸沽湖地区最长最完整的阿氏土司宗谱世系来看。（光绪的甲乙两份《永宁土知府承袭宗枝图谱》）一世祖：卜都各吉开始，是看不出蒙古族的取名型式的，这历代的土司名字均属摩梭人传统。第二：从一世祖“卜都各吉”这个名字考证：老者曾请教拉卡西路的老达巴阿布·高若，他解释说：“就这个的名字的本义是：不会漏水的细密篮，实际是古代一个摩梭部落的称谓。我们推测是那时的部落名称作为那个人名。笔者也曾就这个词请教过蒙古族语的学者，解释不出其意。第三：如果信其口传史料，那么元军进入泸沽湖地区后，应该在土司世系中出现蒙古官员名字。但没有出现蛛丝马迹。而在南诏是留了一大批蒙王的，俗称“九王”，据有的学者考证是“十九王”。可以说，在离南诏国很远的一些偏僻之地，元王朝并未直接“干预”当地土府，土司还由当地民族任，因为，无论是什么地方的土司，都已归顺，是以征服后的南诏为中心进行统治的，阿氏土司说自己是蒙古族后裔之说，可能是一种攀附皇权的心理，也不过把自己充作元帝国的后裔而自豪罢了。第四：从《元史》记载的摩梭土酋泥月乌在永宁得势，即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戌午（公元418年）至元时，居住此地已达845年，很显然摩梭人是当地的主要民族。第五：从一世祖卜都各吉和二世祖各吉八合观察，实行的父子连名制。三世和四世是弟兄相袭，不在此例。到了五世阿苴开始由阿氏统治，阿氏其实是传说中的“昂”氏族，到阿苴这一世取代了原土司，在汉文记载中都缩写、略去了父子连名的繁琐，在达巴的口诵中是相连的。从这一文化形态，也可以证明不是蒙古族的系统，因为这种父子连名文化是古氐羌文化的重要特征，而这种特征是不出现在蒙古族中的。
再次，摩梭人在13岁举行成丁礼以前，均穿长衫，腰间系带，形似蒙古袍，有人就拿这一例子证明是蒙古族。仅仅这么一点服饰上的类似，就下结论，不足以说明问题，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已经能认定摩梭人并不是蒙古族。
三、元忽必烈远征军入川、滇以前摩梭人的历史渊源
王文中提出这样的看法：事实证明，川滇边界的蒙古族在历史上与北方蒙古族就是同一支民族，并非“摩梭”及史书记载中的“麽”、“麽娑”、“麽些”，然后，作者以《盐源县志》中将月鲁贴木儿称“番”和“酋”为例，说明历史的误会。此问题在于：历代史书是怎么记载的？记载的“麽些”是不是如今的“麽些”？如果真象王文说的，那当时记载的民族是哪一个？后来到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所载的与现今的摩梭人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具有惊人的传承性和一致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民族的历史吧。
首先，有必要追溯一下历代文献中有关摩梭人的记载。
摩梭人，古称“摩沙”、“磨蛮”、“麽些蛮”“麽娑”、“麽些”“摩梭”等。它的历史源于古羌族，系羌族中的旄牛羌。汉以后逐渐迁徙到越嶲郡地区（即川滇边界一线）最早被记入史书，是《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一段中。该书是这样写的：“定笮县，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焚之，成盐。汉末，夷皆锢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禽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我们知道此书是晋人常璩所写，成于永和二年（公元347年），至今已1600年，虽然在此书以前的书籍中没有“摩沙”的记载，但根据《华阳国志》所提供的历史人物等线索，可以追溯到《三国志》、《后汉书》中，比如张嶷这个人物，槃木王舅。“越嶲”这个地名，并从《后汉书》中说“羌各自为种，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矣”，这样的语句中推断摩梭人就是牦牛夷。因为，两汉时，永宁等地属越嶲郡。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发西南，设立郡县，时永宁等地属定笮县。又据《汉书·地理志》记：“定笮县属越嶲郡。”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说：“徙、笮都最大”，我们可以推断：《后汉书》中的“越嶲羌”，三国时的“旄牛夷”，晋时的“摩沙夷”，就是摩梭人的先民。
到晋安帝义熙四十年戊午（即公元418年），摩梭人第一代有史书记载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泥月乌”。《元史·地理志》中写道：“永宁州，昔名楼头赕，接吐蕃东徼，地名答蓝，磨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赕。世属大理，宪宗三年，其三十一世孙和字内附。”这段话中可以推出泥月乌是晋安帝时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纳西祖先叶古年的记载：“始祖叶古年，唐为摩沙诏。年之前十一代，东汉越嶲诏。诏者王也。年之后，改为笮国诏。”又在《元史·地理志》中记载：“宪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孙麦良内附。中统四年以麦良为三赕（丽江）管民官。”我们已看出纳西祖先叶古年比泥月乌晚八代，因为和字内附时为三十一世孙，而麦良系叶古年二十三世孙。叶古年是唐初人，是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年），按每代25年的常规，泥月乌比叶古年早二百年，从武德元年再推上二百年，刚好是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戊午（公元418年）这是确切无疑的。
唐宋时期：据《蛮书》卷四记：“磨蛮，亦乌蛮种也”。（见上所引）又“磨些蛮，在施顺蛮外。”根据《新唐书》有关史料，武德二年，唐在凉山州置嶲州。武德七年置西豫州。贞观末，再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初、废牢州，省三县入昌明，后设昆明县，昆明即今天的盐源，盐边地区，属姚州都督府。据《永北府志》载：“贞元十一年，南诏异牟寻夺蛮地，名北方赕，又名戊偈赕，寻又改为善巨郡。”据方国瑜先生在《云南郡县两千年》中考证。当时这片地域的主体民族仍是磨些蛮。这一观点，在《盐源县志》中可以得到证明。“诺济城在县西，天宝末（公元七五五年）没于吐蕃，贞元十五年，吐蕃兵自诺济城攻嶲城。十七年末臬使嶲州，将陈孝阳等及麽些蛮、东蛮攻吐蕃诺济城，后入南诏。”（这里的诺济城在木里与丽江的交界处，即今天的诺济河，又称洛吉河）这个记载是正确的，因为樊绰《蛮书》卷六中也说：“昆明地产盐铁，汉以来即为人所重视，唐初吐蕃崛起，夺昆明遂又成唐、蕃纷争之地。”这一地区由于出盐、铁，又在川滇的咽喉之地，成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据《云南志》记载：“昆明……麽些蛮诸蕃部落共饮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龙怯河，今梅雨河，流到盐塘又叫盐塘河；两所：白盐井和黑盐塘。）
从上面所引的许多史书记录中，我们已经看到：历代史书对于僻居边地的摩梭人没有系统的记载，但从每个朝代史书的零星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历史的承袭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无法否认的。遗憾的是“王文”中一再否认这一历史事实，说“史书中明确记载的麽些不是今天的摩梭人。”
再则，除了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从摩梭人传统文化中对过去的记录来研究其渊源，在摩梭文化中，有一种称之为原始宗教的“达巴教”也就是古史中说的“达巴”。许多摩梭人历史、文化，都保留在达巴的口诵经典中。其中，有一部经典分别在两种道场中使用。在祭祖时，叫“斯波尤可”就是“祭祖经”（斯：是祖先之意，也就是亡灵回到远古先民居住地‘斯波阿纳瓦’的缩音；尤：是对死去亲人之妮称；对死者的称呼，摩梭人十分讲究，正常的寿终正寝者为“尤”，非正常死亡，即在故园以外去世者为鬼，即‘初’；凶死者为‘都’（谐音）即：凶鬼；可：邀之意，即：邀请祖先故园中的祖宗回来团聚），念此经的路线，从“斯布阿纳瓦”往下念；另一个道场叫“亨尸牙迷”，即为“死者送魂指路”又叫“指路经”；这两个首场念的是同一部经，可以说是“迁徙经”，但念的顺序有区别，一部从古代先民居住地念到死者的村庄，一部从今念到古，内容完全一致。这一条迁徙路线，足以说明摩梭人是牦牛羌中蜕化发展而来，其迁徙到泸沽湖地区之后，就世居此地。笔者多年调查，采录了许多达巴口诵的迁徙线，顺序是一致的，不同点只是各村所居位置不同，在走出本村庄时的山水地名不同，到永宁开基河之后，都一致地走向一个方向。这部口诵经是可信的，因为在摩梭人的观念中，把亡灵能否回到祖先故地看得十分重要，决不能粗心大意，十分严肃认真，达巴在念这个经时，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否则灵魂回不到祖先跟前，意味着成为流浪在半途的野鬼；另外，在代代相传中，变异情况也较少，因为，摩梭人至今保留着较完整的氏族集团制，送亡灵的达巴以氏族为单位，每一个氏族都有专人达巴。但是，有一个难点是：达巴所诵的地名为古摩梭语，有些地名不知汉语名称。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曾先后采访许多曾在木里、盐源、盐边，甘孜至拉萨等地的赶马人，从他们口中了解这些地名的线索，有的能定位置，有的至今还保留着摩梭语地名，有的吸收了当地民族语，其所反映意思与摩梭语一致，但仍有一些成了不解之谜。尽管如此，其基本路线仍可以理出一个头绪。下面，我们以一个实例证明。
村名：瓦晓落，达巴：阿都·松那独支（年68岁）；口诵（有录音备查）。
瓦晓斤十瓦（本村）——子山巴鲁笮（拉卡西与金江村之间一座石桥）——子尸金布谷（布尔科村边一个丫口）——阿沙拉斯科（拉斯科村）——格瓦托波克（格瓦乡松林坡）——念加鲁私落邦米角（永宁至前所间一条山谷）——竹一满阶过（不确）——愿今汁撒满（是乌角附近一条小河名）——尼色阿布况（永宁到木里之间一个大溶洞）——洛树托窝波（永宁至泸沽湖之间的松树林，从木里境内又转回来了）——大嘴稀八（四川左所大嘴村）——汗托哦尔迪（出左所后一块干坝子）——阿山拉塔地（左所，在此处徘徊）——瓜别汁瓦哦（即今瓜别，念到此，让亡灵休息吃饭，说明在此住过长时间）——瓦如普那瓦（瓦如，即前所，可能与普米族杂居）——独洛吉子关（前所出去一条山谷）——各波梭古波（三座山连一起的地方，已进入木里）——爱笮西笮克（铜桥铁桥边，是木里境内一座桥，今无）——十洛十阻况（七个村庄散居的山口，据测在俄亚）——鲁古任子波（木里山丫口）——干儿米祖多（干儿米，一个村名，不确今址，祖多：遇见朋友）——阿克甲鲁波（木里大寺所在山头）——存尼让邦古（不确）——木鲁巴昌汁（无量河）——杂不领今多（不确）——衣锐软琴波（木里去盐源之间一条山梁，具体名不确）——衣茸红鲁克（盐源境内，“红鲁克”至今在用，发音有变异，只称“伙鲁”）——阿山密流笮（打冲河上竹桥）——柏地泽洛地（盐源，盐水塘）——高双窝祖地（这是确指藏族居住地，具体所指不确）——阿卡纳卡瓦（不确）——雅鲁汁生满（据字面意思，应是雅袭江流域）——斯波阿纳瓦（最终到达地名，具体所在何处不确）。其线路是往西北方向的，通过这一线索，我们可以看出：与汉文献记载中的线条基本一致。当然，口诵经中的中线在盐源、木里、金沙江、无量河、雅袭江等地徘徊、绕行，有时，出去又回来，绕来绕去，这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因为先民不是一直在走，一次到达今天所在地，而是到处居住，搬迁，有的地方住得长一些，如盐源、木里等地，有的地方住得短一些。所以，地名转来转去，总在一个区域内徘徊，也就好理解了。基本的线路我们已经明白：是从甘孜——盐源——木里——左所——前所——永宁——拉伯，形成迁徙线。这个材料进一步证明了“摩梭人”源于“牦牛羌”之说的可靠性，而并非是源于元军。如果是元军的后裔，在达巴经典中应该有关于蒙古骑兵行军及蒙古历史的讲述，但大量的经典中没有任何反映，找不到任何踪迹（请看笔者参与翻译的《摩梭人民间文学集成》一书，1990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外，笔者曾记录阿都达巴世系家谱，多达38代，以每代25年计，已有950年历史，远在蒙军进入永宁之前。这一切再次有力的证明摩梭人历史的源流。
四、从最新考古发现看摩梭人的历史文化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摩梭人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古人遗留的文化密码，这对于进一步论证史书记载和民族民间流传的真实性，提供了科学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实物依据）。1969年在宁蒗县城（即古“罗共赕”）大兴镇发现古墓。1979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开始发掘调查，共清理11座古墓葬，（见《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一文）从墓葬形制看比较独特，墓室东西向，口大底小，里面是木棺，随葬品中有陶器、铜兵器、石器。木棺所用的木板皆有劈痕，没有 锯和刨的痕迹，没有任何钉、榫等衔接物。随葬物品中铜器：“山”字形格剑、扁圆巩斧、尖叶形圆筒骹并附对称半环耳矛；陶器：均属手制，多为质灰陶、橙陶和夹沙褐陶。形状有单耳罐、双耳罐，装饰有波纹及附加堆文、底部有叶脉纹。木器及其它：有器盖、纺锤形器、杯、镞、箭服、杆、枕、棍、绿松石珠。从随葬物品的陶器看，与木里、甘孜等地石棺葬、大石墓文化双耳罐相似。也与1958年在永宁皮匠村采集到的大板耳罐有密切的关系。1979年10月，原西昌地区博物馆会同四川省博物馆，在泸沽湖沿岸进行为期半月的考古调查，发现在永宁坝子和木里县大坝乡的各沟渠水系汇流出口处，盐源县前所乡乌角村前所大河左岸一村落附近，在长宽约1000平方米的面积内，可以随便拾到一种细绳坟的夹沙陶片。在前所小学左侧，有一土墩，当地人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木天王率军经过这里时，让每个士兵抓一把土，堆积成这个土堆。”但调查结果，这一座高3米，直径8米的圆锥形封土古墓葬。这种古葬在当地尚属首次发现，在盐源县沿海乡格萨村，过去群众在田间耕作时发现陶器及金属残片，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丢弃，1976年经文物部门调查，其中有石器、陶器、铜器，与大兴镇古墓中所出同辙。1989年凉山州博物馆在双河乡七村毛家坝发现石椁墓葬，有石器、陶器（其中高31厘米之彩陶还属四川首次发现），铜器中的铜鼓是凉山州首次发现，还有护腕、马等殉葬品。这些文物有浓厚的甘、青文化特点。石椁墓在盐源、盐井有多处待发掘，近年在金沙江河谷发现石棺葬多处，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一地区文化与古氐羌文化的联系。众所周知，青海四川交界处，是南北民族的走廊。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所说的：“这个走廊（即横断山脉一带）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这条走廊正是处在藏彝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这是很有见地也是很重要的见解。联系到横断山脉间的泸沽湖地区民族的研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羌族史》作者李绍明等先生也说：“比如卡约文化的骨管、铜管、铜泡和常见的双耳罐等，是与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的。联系到岷江上游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类似，则对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西北古羌人南移一支分析，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古氐羌盛行火葬，如今的氐羌后裔诸民族也盛行火葬，这些出土的古墓会不会是其他非氐羌系列民族的。这一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夏鼎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已作了解释，根据他多年考古材料中发现，在临洮寺洼山的墓葬中有火葬、平放仰卧和乱骨一堆三种葬俗。
无论学术界有关摩梭源于牦牛羌一说能否成立（另有一种观点倾向源于“白狼”部），或者从考古学者发现泸沽湖地区摩梭是土著说（考古发掘物，经科学鉴定，溯源在战国时代），这三方面的论点各有理由，并且，在短期内恐难有定论，但无论三个观点中的哪一种能成立，都证明摩梭并不是源于蒙古族。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从忽必烈南征经泸沽湖地区的历史情况，汉文献中对摩梭人的记载，摩梭人自己文化中的反映和误认蒙古族的原因，以及从地名学、土司宗枝图谱、考古学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摩梭人有史以来是一个世代居住在泸沽湖地区的古老的民族实体，而不是元代蒙古人的后裔。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参考了方国瑜、郭大烈、李绍明、和志武、张增琪、唐兆坤、邓荣安、冯魄、木基元、刘小兵、王树五等先生的著作或论文因篇幅所限不一一罗列，在此一并致谢！
原载： 《民族学》1992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