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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觉得儒家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学儒只会让自己逐步变成统治者不会反抗的奴隶。读完之后才发现儒家学说并不是教人如何去做“顺民奴才”，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儒学目的是如何积极地入世，去实现自我回报社会，如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的“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等都没有任何逃世退隐之意，躬身践行于社会中，一言一行都体现了爱民忧国的情怀，是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当然《论语》是君子学，其初衷是让君子学习如何成为君子，但是我们普通百姓用来修身养性学习做君子也是未尝不可的。 以前觉得儒家虚伪。先弄懂什么是虚伪。虚是空虚，跟“实”相对。伪是有意做作，掩盖本来面貌，跟“真”相对。虚伪，即不真实，不实在；虚假。 读完之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儒家讲究真，如对于“知”很求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人和人打交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不是道德家们讲的“以怨报德。”还有孔子对于“巧言令色”的虚伪行径深恶痛绝等等。 以前觉得儒家虚伪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儒家。还有以下因素： 第一、儒家的道德要求主要是针对居上位统治者的，要求他们不能没有仁德，或者标榜道德而行苟且之事，对于下位者要求并不高。这一点在《论语》中很容易看到，如夫子发火大部分是针对上层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熟不可。”“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没有人愿意给自己上套子，把自己的权利装进笼子里，人性使然，于是乎统治者把这一套道德标准转嫁到百姓身上，用来管理顺民而对自己却很宽松（明主好一些，昏君会更明显），这就会给人虚伪的感觉。 第二、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把人欲和个人私利妖魔化，把人的生物属性忽略了，没有把人当人看，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视为私欲，无条件的服从“三纲五常”这是儒学的一条歧途，应该拨乱反正，感觉新文化运动反的就是这些，只不过矫枉过正扩大化了，把儒家精髓也给一股脑的划到一起了。 第三、假儒者把儒家的“仁”用来欺世盗名，嘴上一套腿上另外一套，形成两层皮，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真正的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害群之马给儒家带来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觑。 学儒不能定好自己位置很容易误入歧途。例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论语中的“君子”，如果硬要把“君子”的标准套在自己头上那就容易迂腐，不务实，如“君子不器”，你我这样的上班族没有吃饭的家伙式不能谋生，何以报国？孔乙己是明显的例子。 还有，学就要学精髓，如孔子质朴而本真的思想，而不能学“三纲五 常”等糟粕。 关于三纲五常，我找了一些东西。“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忠孝》的记载“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后来董仲舒将其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三纲五常”学说，是西汉时董仲舒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提出的。他认为“三纲”，是人们之间的伦常关系，而“五常”是用来调整伦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把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 运用于伦理道德，论证了封建统治的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制造了理论依据。 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礼教。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之中，朱熹认为“君为臣纲”当是其首，对应的行为规范就是“忠”。所谓“忠”就是对君主尽心竭力，全心全意，毫无隐瞒。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贬斥夫丧改嫁的做法。而这种绝对的愚忠愚孝和孔孟是有很大区别的，孔孟对于事君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事父母也有差距孔孟“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而不是“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 我反对的是这种愚忠愚孝而不是孔孟的忠恕孝悌。（转自百度论语吧，作者伟大的大伟79，题目为李行儒先生拟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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