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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桑德尔在哈佛大学的公开课现场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并不会讲中文，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只来过中国三次，却是如今最受中国大学生追捧的美国教授。 他的“公正”（Justice, 也译“正义”）课视频两年前通过互联网跨过太平洋被中国学生热切传播着。课程的文字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也已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并在短短两个月内印刷三次。 他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有了某种明星演唱会般的效应。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光华楼报告厅走道和入口都挤满了人，他一上台，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讲座中间，只要他提起某个课上的案例，就像唱起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下面的大学生都报以会心微笑或热烈鼓掌。 被如此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个特点，即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上，桑德尔仍然讲“公正”，但特别选择了一个更切合中国国情的话题：市场经济下的“公正”问题。
“中国人更资本主义” 讲座一开始，桑德尔就设定了第一个“困境”：一场暴风雪之后，一家商店决定把原来售价10美元的雪铲提价到20美元。“有多少人觉得这是公正的，多少人觉得不公正？” 通过举手表决，认为公正的占大多数，约有2/3。 “要知道，在加拿大、瑞士和德国，83%的受访者都认为不公正。这表明，中国人更资本主义！”桑德尔评论说。学生大笑。 “认为不公正的人，觉得原因何在呢？”他接着问道。 一位男生站起来回答说，店主利用了恶劣天气，获得了不当利益，“价格一旦提高，就有很多人买不起。” 一位表示反对的女生反驳说，根据经济理论，如果市场需求很大而供应有限，价格自然会上涨。“当资源有限的时候，买得起的人才能拥有，这是很自然的。总归要有一个标准来限定什么样的人才能买到。” “你是说富人才能买吗？”桑德尔反问。 女生有点语塞，但很快脱口而出，“必须有一个标准来界定合适的购买者。” “‘合适’？只有富人才是‘合适’的人？”桑德尔进一步追问。 “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这位学生回答。 “天哪—— 自然？”桑德尔抓住了这个词，引起观众的哄笑。 “即使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公正的吗？”桑德尔问道。 女生沉吟良久后回答：“不是。” 另一位认为“公正”的女生则分析说，如果价格上涨，其他商店也会有动力增加进货，这样一来供应就会增加，价格就会下降，然后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 “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关于‘公正’的衡量标准：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功利’标准，即价格上涨后供应自然增加，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所以涨价是公正的；另一种是‘自由’的标准，即市场经济下看似自愿的行为其实并非是自由做出的，而是被迫做出的，不自由的选择就不公正。”桑德尔总结说。
“很有趣的词：正当但不道德” 在此基础上，桑德尔进一步假设了更尖锐的“困境”—— 比如一场自然灾害之后，饮用水受到污染，这时有人把瓶装水的价格从1美元提高到了10美元，这是“公正”之举吗？ 这一次，认为“ 不公正”的占大多数。 但有一位女生站起来表示，此举也许是“不道德”的，但却是“正当”的，因为灾难之际，把物资运进灾区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桑德尔笑着指出：“很有趣的词—— 正当但不道德”，但接着反问道：“在大家都急需水的时候，为了最大化利润抬高价格，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贪婪。”这位女生回答说。 “这是衡量‘公正’的第三种标准，即人的品行和德行。”桑德尔说。 随后他又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有一名学生想进入一所名牌大学，但考分不够，其父母于是去找校长，说如果你录取我儿子，我们给学校捐1000万元建图书馆和实验室。这是公正的吗？ 仍然是大部分学生认为“不公正”。 一位学生表示，他的入学就挤掉了另一个本可以进入的名额，大学是公有的教育资源，入学机会不能像公司一样，出价高者得。 但另一位学生认为，1000万元捐款可以让所有学生受益，为此多录取一个人是值得的。 此时又有学生反驳说：“这不是捐款，是贿赂。每个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付出高昂学费不应成为优先录取的理由。” 桑德尔这时评论说：“分歧在哪里？在我们可以决定某种资源的分配方法之前，必须先确定、或者至少先讨论，这些资源的本质是什么。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银行就不一样，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分配。”
反思市场的适当时候 在接着讨论了演唱会和医院门口的“黄牛”是否“正当”之后，桑德尔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会有一种诱惑，就是假设市场本身有能力实现公正。但我们今天的辩论表明，这是不对的。市场只是一种有益的工具和手段，可以提高GDP、实现繁荣，但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并担心，非市场的产品和价值观正在被市场侵蚀。比如教育、医疗等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道德伦理。因此，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市场的局限而非仅仅是市场的优势，反思和讨论那些钱买不到的社会产品和价值观。” 这段总结再次获得了满场掌声。 一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告诉本刊记者，尽管之前看过他的视频，但“现场的感觉更好”，“和以前在学校听过的讲座也完全不一样，互动性、参与性、趣味性和启发性都非常高”。 她说，“之前有同学在议论，他怎么30年只讲这一个题目，我当时顺口回答说‘反正每年的学生都不一样’，但是听了这次讲座之后，我才明白，这种即兴对话加辩论的方式让他的每一节课、每一次讲座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 桑德尔本人则对《望东方周刊》评论说，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讨论的质量和热烈程度，即使与哈佛大学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方面，我震惊于—— 不止是吃惊—— 复旦学生观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我也震惊于中国学生中对于‘市场逻辑’的支持率之高，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外来观察者，我觉得，这或许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对于市场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一系列讨论和反思的适当时候了：在让市场发挥最好作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非市场价值观。” 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也指出，桑德尔的讲座“至少给我们开启了两个思考方向”—— 一是正义实际上是涉及我们每个个体的问题；二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大力提倡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应该不要忘记市场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道德问题。 桑德尔本人的下一个想法，是构建“全球教室”，即通过互联网，把包括中国和美国学生在内的各国学生组织起来，就政治哲学问题进行辩论。在日本地震之后，这个想法第一次实施起来。身在美国波士顿的桑德尔，通过远程视频，与上海的复旦大学学生和日本的东京大学学生“面对面”讨论：“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推荐哈佛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视频（中文字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MzEzMzk2.html
补充资料：
梁捷：“美德与政治”导言
上个月，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访问上海，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讲座，引发一阵狂潮。作为亲历者，我有义务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也作为【读品】本期“政治哲学专题”的一个小小的导言。 事实上，这已经是桑德尔教授第二次访问复旦了。两年前他就来过，万俊人教授陪着他在中国走了一圈。万教授介绍说，桑德尔原先并没有巡回演讲的计划，于是万教授就搬出老前辈杜威的例子，告诉他，杜威曾在中国巡回演讲，红极一时，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桑德尔闻之大有兴趣，于是也精心准备了一组演讲，踏上了中国之旅。 桑德尔那一次的巡回演讲并不是很成功，所以我们至今仍未能看到他的演讲整理出版，这一点比起德里达与哈贝马斯都要逊色不少。听说当年北大清华的学生们都对这位顶着哈佛招牌的学者不太感冒，他唯有在西安受到热烈欢迎，然而能搞清楚他做什么的听众还是不多。 我原先就读过《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但印象不深，觉得他既没有麦金泰尔那么虔信，也没有沃尔泽那么沉稳，不读也罢。后来突然接到任务，要陪桑德尔看看上海，吓得我赶紧翻出这本书，又买来应奇教授主编的《公民共和主义》做比较。 读着读着，对于他的“无牵无挂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倒嚼出了一点滋味。但是见面以后才发现，桑德尔十分内敛，不愿多说，问一句答一句。他介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生物伦理上面，对过去的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的研究倒不想多说什么。 后来我认真读他的《民主的不满》才有些理解，他对现实不满，对美国不满，主张退回到共同体内部。我还问他为何严厉批评功利主义哲学，他答曰，因为美国人个个都是功利主义者。我却想，中国人何尝不是个个都为功利主义者。只是个人权利都无法保障的前提下，“民主的不满”对于中国人还是太奢侈了罢。那一次，韦森教授安排桑德尔与恰在复旦的杜维明教授作了一场对谈，听众不少。我听下面观众的议论，几乎全是冲着杜维明而来。杜维明也不负众望，妙语如珠，特别是把“君子和而不同”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赢得热烈的掌声。而桑德尔的话不多，我主要记住两点。第一，他认为美国真正的道德风险来自市场。第二，他主张通过争论而形成卢梭意义上的“公意”。 桑德尔走后，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应该说，集中起来对抗自由主义（包括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差异很大的学者）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阵营已不存在。 麦金泰尔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对付罗尔斯和《正义论》，他的代表作《追寻美德》只在开头虚晃一枪，点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些困难，然后就彻底转向自己心仪的中世纪美德去了。另一位老牌政治哲学家（亦算得上桑德尔半个老师）的查尔斯·泰勒也早早放弃政治哲学，转入神学。 沃尔泽、金里卡等学者都有了自己的新方向，桑德尔亦然。 然而后两年，我不断听到有人介绍桑德尔在哈佛的公选课《正义》。据说这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有时人数太多，只能到市政厅去上课。而且本科教师桑德尔的名气越来越大，已经逐渐盖过了政治哲学家桑德尔的影响，专门有人将他的视频置于网上，供世界各地的学生下载学习。 去年9月，哈佛大学两位学者阿马蒂亚·森与桑德尔不约而同地出版了《正义观》和《正义》，向罗尔斯的《正义论》致敬。我读到以后很兴奋，怕中国读者忽略它，特地写了书评来介绍。 这次见了桑德尔才知道，我的这些顾虑纯属多余。《正义》刚一出版，中信出版社就以极高的价格购得版权，目前不知哪位学者正在翻译，中文版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了。 今年春节之后，我听说桑德尔教授又将访华，内心颇为高兴，又能当面向他请教问题了。而就在这段时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他的《正义》视频。比如著名网友和菜头就专门写了文章推荐，我又听一个大报的编辑说，近期他们整个编辑部都在观看和讨论桑德尔的教学视频。 我上网一查，才知道桑德尔的这些视频早已被国人上传至土豆、优酷等大众视频网站，更有人专门为视频配上了英文和中文字幕。 有了字幕，看桑德尔的课程，真如看电影一般过瘾。桑德尔看来喜欢效仿苏格拉底。他的课堂，一般是由他先讲一个故事，然后由学生进行发言讨论。学生观点总是五花八门，桑德尔熟练地把握着讨论方向，故意将学生由直觉得出的结论推向极致、引发争议，从而锻炼听众“道德思考”的能力。他的语速比较慢，逻辑却很清晰，不会让人不知所云。同时，《正义》也是以案例和推理为主，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也不涉及什么学术术语。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哈佛教授。这一切条件，都让广大白领有了目标和参照对象。 一个朋友向我解释，桑德尔的《正义》门槛低，形式活，又用英语，让观众很快就有“我也哈佛了”的错觉，这就是桑德尔在中国迅速窜红的原因。 这次桑德尔在复旦的讲座，反响之大，令我瞠目。学校里照例提前几天贴出海报，豆瓣上也有人做了宣传，响应的人似乎并不很多。校方也做了许诺，会在网上直播，准备也算得充分。可到了演讲那天，虽然晚上6点半才开始演讲，但是1点多就陆续有人来占座位，3点之前就已经把座位都占满，而到了6点前后，更是连报告厅外面的大厅都积满了人，整个经济学院围得水泄不通。 在这种气场下，好不容易挤进会场的桑德尔教授也充分展示出明星气质，优雅、自信以及幽默。 不知桑德尔是事先准备还是临时改变，没有做长时间的主题演讲，而是复制了一堂《正义》课。他问起有多少人看过《正义》视频时，下面的人齐刷刷把手举了起来。于是，观众有了配合上课的基础。桑德尔要讲案例了，下面观众窃窃私语，就像在猜想桑德尔会表演哪个节目一样。 桑德尔说，我们今天不谈卡车撞人的案例，哄堂大笑，因为这是《正义》视频里第一堂课的内容，每个人都看过很多遍。商量了半天，桑德尔决定主讲“救生船案例”，演出正式开始。 既然是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就需要听众配合。复旦同学的英语都非常好，踊跃地配合桑德尔教授的表演。有两个女生站出来坚持美德论的视角，另一个男生看似天真地坚持功利主义视角，桑德尔潇洒地引导美德论主义者去攻击功利主义者，不断收获掌声和笑声。 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桑德尔收回话题，总结了“什么是正义”的演讲主题。听众看到了预期的节目，抱以极端热烈的掌声。 韦森教授通知大家，明年也许有机会邀请桑德尔来复旦开设《正义》，给大家上演全本的《正义》，下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学者（而且还是持英语的学者）获得如此热烈的欢迎。不得不让人反思，政治哲学在中国火了吗？ 我一直认为，只有“真”、“善”、“美”才算得上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政治哲学主要就研究其中的“善”。政治哲学涉及无数种价值（正义，公平，自由，权利，福利等），又涉及古今中外无数学者（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按照桑德尔等一批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研究进路，分别是美德论、道义论和后果论。桑德尔主张的公民共和主义，主要是偏向美德论的进路，但是他也对道义论（康德、罗尔斯）和后果论（密尔、帕菲特）的思想非常尊重。无论《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还是新近出版的《正义》，都对康德和密尔赋予大量的篇幅。更重要的是，他上课使用的这种反诘法，往往是后果论者最多使用的，这也体现出他与其他许多美德论者（如麦金泰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诺齐克、帕非特等人都特别喜欢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特别是帕菲特的代表作《理与人》，完全以故事衔接，是西方极受欢迎的政治哲学教科书。后果论者并不害怕结论的不一致性，那只是说明了世界本身的荒谬性，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惭愧的。 帕菲特在《理与人》的一开始就表示，幸福（快乐）主义者早就知道，当以幸福为目标的时候，幸福反而更加难以得到。如果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自己的幸福，那我可能比有其他更强烈的愿望本来会有的幸福更少。换句话说，如果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别的什么人的幸福的话，我或许会更加幸福。因而，幸福主义是自败的（self-defeated）。 再举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也是来自帕菲特。凯特是一位作家。她最强烈的愿望是使她的著作尽可能地完美。由于她如此在意她的著作质量，她发觉自己的工作很有回报。如果她写好书的愿望弱一些的话，她会发现自己的工作相当乏味。于是她接受了幸福主义，相信：如果她的最强烈的愿望是她的书尽可能完美的话，对她来说更好。可是她的愿望过于强烈，工作过于卖力，以至于拖垮了身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觉得郁闷。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凯特是否应该抱有如此强烈的把书写好的信念？回答是：如果凯特如此信念，她会工作过度，拖垮身体，让自己陷入郁闷；如果凯特减弱信念强度，她就不会那么卖力工作，但会觉得自己的工作索然无味，结果可能会更糟。两者权衡，凯特应该如此强烈的信念，那会直接提高她的幸福，虽然会以间接方式削减她的幸福。这也证明了，功利主义经常是自败的。后果论者不讳言自身理论“自败”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该理论得以“败而不溃”。 许多美德论者却无法接受“自败”特征。比如国朝某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大师，以为抓住以赛亚·伯林一处“自败”的论述，攻击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崩溃。殊不知罗蒂和纳斯邦等学者早已在不同地方谈论过这一问题，罗蒂表示，那些要追求自败话语明确结论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主义者，本身就不懂也不配谈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而桑德尔并不忌讳这种苏格拉底式教学（同时也是典型的美国式教学），表现出他与其他美德论者不同的胸襟。 在一个后罗尔斯时代，大师凋零的时代，政治哲学的矛盾性和斗争性正在凸显。很难再有罗尔斯《正义论》这样成体系的巨著，即使有了，也很难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罗尔斯晚年立场一改再改、一退再退就是明证。 今天，多数有保守倾向的英美政治哲学家如帕菲特、斯坎伦等（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桑德尔）都逐渐退回书斋。而另一部分左翼政治哲学家如霍耐特、南希·弗雷泽等变得更为激进。 南希·弗雷泽去年来过中国，也造成很大的震动，她当时的演讲主题就是“反规范的正义”，主张从“再分配、承认和代表制”这三个领域的反抗中收获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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