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周处墓中的秘密——冶金考古

     

 所谓冶金，就是从矿石中提取金属或金属化合物，用各种加工方法制成具有一定性能的金属材料的过程和工艺。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从大自然获取自身需要的物质。从石器时代到随后的青铜器时代，再到近代钢铁冶炼的大规模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就融合了冶金的发展。随着物理化学在冶金中成功应用，冶金从工艺走向科学，于是有了大学里的冶金工程专业。冶金考古，即通过对古代采矿遗址和冶铸遗址的考察和发掘，对各类遗址中出土的金属器物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主要方法是田野考察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首先，在对相关技术的文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划定遗址范围，作为田野考察的考察对象。金属矿料来源及制作技术的研究，对于揭示人类的冶金史与文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53年发现、1957年首次检测的江苏省宜兴市西晋周处墓考古出土的所谓“铝质”残片，曾被认定是西晋人工炼铝的制品。由此引发了公元3世纪能否炼制金属铝以及残片确系晋代遗物还是后世混入物的讨论就是一则较为典型的冶金考古案例。

     

                                  周处和周处墓葬考古

 

     在中国民间故事中，西晋周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相传他年轻时“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勇猛过人，专以武力欺凌乡里，大家都侧目而视，不敢与之计较同时凶暴强悍，好争斗，扰害乡里，被乡亲们认为一大祸害，和南山虎、长桥蛟并称为三害。后来他杀死了白额虎，又下河经过了三天三夜斩杀蛟龙，翦除蛟害，同时勇于改过，建功立业，官至将军，成为中国人历来称许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范。京剧《除三害》说的就是他的故事，时在公元3世纪的晋代。事隔1600多年，待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处的名字又常被人们重新提起。那是因为他的墓葬在其故里江苏宜兴市城内被发现和经科学发掘。

     周处墓位于宜兴城内东南隅的周墓墩。这是一处狭长的土丘，因传为周处的墓地而得名。1952年12月1日，宜兴精一中学为平整操场在此掘土，发现了两座古墓，掘破了其中一座墓亦即周处墓的墓顶(此墓后编为第一号墓，另一墓编为第二号墓)。之后，由公安人员进入墓内，取出部分文物，封闭墓顶，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1953年3月24日至4月4日,华东文物工作队委派赵青芳、罗宗真、葛治功、吴震、李蔚然、马人权对这两座墓作清理发掘，在取出遗物后，修复墓顶，复上封土。

   其中一号墓全墓长13.12，宽4.36米，墓上有土堆，墓室前为甬道,长2.32,宽2.3,高1.1米。墓室可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主要是放随葬品用的,长2.32,宽2.34,高5.18米。北壁有砖台一个，西南角也有砖台一个，两室之间是一过道。后室长4.5,宽2.2,高,.05米,束南角有砖台一个。前室两个砖台和后室一个砖台位置是不规刻的:上面都放着随葬品。葬具放在后室的东部。一号墓墓砖有文字的,一侧作“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十七字或“元康七年九月廿日前周将军……”等字，一侧作‘议曹朱选将功吏杨春工杨普作”十三字。议曹是汉代官名,他辅佐郡守主持参议评论，将功吏估计是地方政府管理工程的官名，杨普则可能是一位当时有名的建筑工匠。可见该墓为政府监督管理，名匠承建的。该墓葬在历史上多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不少文物，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水晶、琉璃等。据《宜兴县志》记载：“周孝侯庙在县治东南隅，北向，祀晋平西将军周孝侯处”。又云“平西将军周处墓，在荆溪南，英烈庙侧”。宋刘宰茔兆记：“周孝公墓，北向，庙当其前”。文献中英烈庙即周孝侯庙，现在又称之谓周王庙，在今宜兴周墓墩1号墓的北面，据说里面还有好几块庙碑，记载周处的事迹。荆溪为清代县治，雍正四年宜兴分治，一分为二为宜兴、荆溪二县，民国元年合并，即今天的宜兴市。历史文献记载周处在元康七年战死，一号墓中所发现的几块字砖有“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或“元康七年九月廿日前周将军……”字样，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合，可以证明传说和《宜兴县志》所记载的不误。

                                  周处墓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出土铝质残片的发现和检测

 

 宜兴周处墓在历史上曾被盗掘过，但是墓中仍遗留有许多随葬物，在众多出土文物中，引起争议最大的就是墓葬中出土一套残金属带饰，共十七件镂孔花纹的金属带饰(十七件是指较为完整的带饰,另外还有少许很小的残片,没有统计）。科技考古工作者在出土遗物中的若干金属带饰某些残片经检测竟是铝质的，使得人们大为惊奇。在最初的认定(残片及带饰都属人工冶炼的纯铝或铝铜合金)和由此引起的轰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理所当然的探询和质疑，并由此引起长达几十年有关西晋时期是否存在金属铝的争议。之后，又有人提出残片有为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这虽非定论，而围绕着铝质残片的种种议论虽一度归于沉寂，但也是一桩长达四十多年的学术悬案。

据说1955年，负责一号墓清理发掘工作的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先生从一号墓出土的17件金属带饰及同出残片中，随机拣取一件残片交南京大学化学系作化学分析，得知内层为含铝约85%的铝铜合金，外层黑色附着物含有钙、铁、锰等。所得的结果是:“带饰内层合金成分:铝85%、铜10%、锰4%”。即该金属是以铝为主要成分的合金，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这一残片后来又由罗宗真寄给当时社会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夏又转交给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陆学善先生，由该所作光谱分析。，光谱定性分析的结果是:(一)内层:铝(大量)、铜、铁、锰、铅、镁(其他微量的元素从略);(二)外层:钙(大量)、锰(大量)、铁、镁(其他微量的元素从略)，从而也确认残片内层的主要成分为铝。

     现在我们知道铝在地球上虽含量甚丰、分布甚广，但是一种难于冶炼的金属。虽然铝是地球表层中分布最广的三种元素之一,仅次于氧、硅二者而居第三位,但是由于很难冶炼,所以到十九世纪才被提炼出来。1825年丹麦人奥斯特德(1777一1851)第一次利用钾汞齐由氯化铝中提出了杂质很多的金属铝，数量也就是几毫克金属铝。1827年德国人韦勒(1800一1582)用金属钾直接从氯化铝中把金属铝还原出来,纯度较高。1854年，法国化学家德维尔(S.C.Deville)用钠还原NaAlCl4络合盐，得到金属铝。同年建厂，制得铝质头盔、餐具和玩具。1855年在巴黎工业博览会上，铝制品首次作为商品出现，其价格与黄金相当，标签名称为“来自粘土的白银”。早在1808一1809年曾有人想用电解法提炼铝而没有成功，一直到1886年电解提铝法才试验成功，美国化学家霍尔(C.M.Hall)和法国化学家埃鲁(P.L.T.Heroult)同时获得用水晶石-氧化铝熔盐电解制取金属铝的专利。1888年美国匹兹堡建立首家电解铝厂，从此铝的制取进入工业化阶段。此后逐渐扩大规模，用电解法大量生产金属铝。因此，如果和别的常见金属比较起来,铝算是最年轻的了。

     有关上述金属铝的提炼和制备的历史，在化学界固然是人所共知，耳熟能详，即便对公众而言，许多人也都知道铝是最年轻的金属，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从来没有人想到古代会有金属铝。因此，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检测结果在1957年发表后，迅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58年秋，当时东北工学院金属冶炼教研室教师沈时英先生看到了《考古学报》上刊登的这篇报告,很是重视这个新发现，也向南京博物院要来一件残片，经过多项金属分析检测都为银基合金。其中对它作了光谱分析,化学分析和金相显微镜分析,结果是这几方面的分析一致指明这一小块是银基合金,并非铝基合金。其分析结果分别转录如下:(一)光谱分析:银(多)、铜(次多)、金、秘、硅、钙、铁、铅、镁(微t)。(二)化学分析:投人硝酸中,加热溶解,再加盐酸生成大最白色沉淀(氯化银)。(三)金相显微镜分析:与银基合金相应的组织。后来他们同年12月4日，他收到南京博物院寄去的另一件残片，化学分析的结果仍证明是以银为主要成分。其中含有铜,但是铝的含量极微,光谱分析的结果和上次相同，经检测仍为银基合金。

    一波三折，对于金属残片分析结果的差异,引起进一步的探索。1958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到考古研究所由夏亲手从南京博物院寄来的残片取下南京寄来样品的残片一小块,进行各方面考查,证明这残片的成分大部分确实是铝,并不是银。他们的考查是:(一)光谱分析:铝(大量)、铜、铁、铅、锰、镁、银(以上少量),铬、锡、硅、钙(以上微量)。(二)化学分析:溶解于硝酸中后,加浓盐酸不生白色沉淀,又加过量的氢氧化铁,出现絮状沉淀(氢氧化铝)。(三)金相显微镜观察:比较均匀的多种合金组织。(四)用比重瓶测得它的比重是4.49。后来1959年他们又由南博索来几片残片,进行进一步分析考查,“其中的一片(前述的外部淤积层已剥落的一片),化学成分大部仍是铝,化学处理的结果,和光谱分析的结果和上次考查的完全一样,金相组织也大致相同,除这片以外,另有两小块残片,经分析后,断定其化学成分大部是银。”

   1959年4月，东北工学院沈时英向清华大学杨根处取去同一铝合金残片的样品一小块(即夏鼐交给杨根的那一小块残片之半)作光谱分析,结果指明基体主要成分是铝,杂质有铜、铁、镁、钙等。这证明这批金属物有两种合金:一种是银基的,另一种是铝基的。后来东北工学院又对这两件残件再作光谱半定量分析。金相鉴定为铸造组织，晶粒边界尚清楚，有少量杂质与基本金属构成的金属间化合物分散其中，基体为A固溶体，晶界显有夹杂物存在。据此认为残片为含杂质较多的纯铝，而不是铝铜合金。

                                        原始铝矿石

 

               出土铝质残片性质质疑和存疑

     

    依据有关检测结果，最初考古工作者都一致认为西晋时期的古代中国人就已经能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金属铝，是世界冶金史上奇迹。周处墓葬考古发掘者罗宗真在《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中指出:“像这样含有大量铝的合金，在我们工作中还是初次发现，为我们研究晋代冶金术提出了新的资料。”当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中认为:“这是化学史和冶金史中的新发现。”同时提出疑问:“我们要问在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提炼出这不易炼冶的金属达到85%的纯度?”。杨根在《晋代铝铜合金的鉴定及其冶炼技术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说：“这是世界化学史和冶金史上的一次创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成就。”他认为“这项铝合金带饰的出现是偶然的，是古代劳动人民无意中得到的。”他用氧化铝和铜的粉末作原料，用炭粉作还原剂、硼砂作熔剂，在1600℃以上的高温熔炼，据称“得到少量铝铜合金”，但未说明铝的含量及所得产物的形态。他承认这只是一种探测性的实验,并不能解决问题。但他又从汉晋时期鼓风技术的改进和炼丹术、制钢术的兴盛，认为在晋代出现这一杰出成就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上述检测结果和论述，还只是在学术界引起重视。 1959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时，由古代冶铸小组(负责人为杨）公开展出周处墓所出全部金属带饰，并在标签上指明金属带饰系铝制品，就迅即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中造成了轰动。据当时东北工学院沈时英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63年,国内发表的有关铝质残片的科普文章至少有6篇,分别刊于《科学大众》、《中国青年报》、《我们爱科学》、《十万个为什么》、《新民晚报》等书刊。这些文章多依从杨根的论断,肯定晋代已经能炼金属铝。之后还有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袁翰青《近年来中国化学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1974年)等学术著作也都引用上述观点，都认为早在西晋时期，中国人就已经能冶炼出金属铝。与此同时，国外瑞典、法国、前苏联、英国等都作了有关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报道和文章。这些报道和评述,除转述或转译杨根的文章外，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古代使用水力鼓风能得到很高温度，有可能用火法直接还原铝矿物；有的则从各个角度提出有待弄清楚的问题，认为须更认真和充分地对实物作研究，才能较为肯定地说明晋代炼取金属铝(或铝铜合金)的可能性。

事实上，有关周处墓葬是否出土金属铝的争议早在1962年就开始了。当年沈时英发表《关于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带饰成分问题》一文，公布了他对银质和铝质残片的检测结果，并作了较细致的讨论。他认为南京大学化学系所作残片化学成分的结果与其它几家的分析有别，不宜再予引用。又指出国内外火法炼铝的各种试验都未能获得高铝合金，更难以得到纯铝，用钠来还原氧化铝或其它铝盐的设想也很难成立。据此他强调指出“关于晋代是否有铝带饰(纯铝的)问题，还应该作深入研究，下肯定性结论，似嫌为时过早”，“对于已确定为铝的一小片金属，应该从多方面(考古的、冶金史的与冶金的)进行鉴定，以便对于它是否为晋代所有作出判断。”这篇文章态度客观，立论严谨，明确提出应对展出的金属带饰作分析，使说明与实物相符，并首次正面提到一号墓曾经被盗掘过，金属铝片或为后世混入物的可能性。

     作为回应沈时英的质询，宜兴周处墓葬考古发掘的亲历者罗宗真在1963年也发表文章，指出金属带饰(包括若干残片)出自人骨架的中部，正是腰带饰件所在，且位于淤土之下，考古层次并未扰乱，仍应“是晋代的遗物，而不是后来盗掘时带进去的。”他还进一步说明,“分析是铝的带饰，应该至少是不同的三块残片”，同时表示赞同沈时英对这一问题所持审慎态度。针对罗文的陈述，沈时英再一次在同年发表《再谈“晋墓带饰”问题》一文，对铝质残片是否为带饰的一部分提出异议，并再次希望对带饰作全面鉴定，以期得出更为真实的结果。

作为回应，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将南京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16件带饰(另有1件带饰已破碎且和残片相混，不复能分别，因此未予检测)提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作密度测定，经过科技工作者进行光谱和X射线物相分析，确认全部带饰为含有杂质的同一种金属银，而不是之前所公布的金属铝。1974年夏鼐先生发表《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一文，公布了上述鉴定结果，并根据文献考证和对照广州、洛阳等地考古所出东晋、西晋同类实物，确认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的遗物。

 至于经分析确认为金属铝质的小块残片，夏鼐先生在文章于结尾提出:“总之，据说是晋墓中发现的小块铝片，它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今后我们最好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自夏鼐先生于1972年发表此长文之后，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西晋炼铝之说也逐渐归于沉寂。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此事已有定论。同时,也有些人认为此事还在争论之中，或持保留意见。铝片的原发掘者罗宗真先生就始终坚持铝片为晋代遗物。他坚持认为：“出土地层并未扰乱，铝质残片并非混入物，而是有确切出土依据的”，“有些情况在发掘报告和有关文章中已经说明或有澄清，同在发掘现场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也可以作证”。

 

                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新解

 

     有关周处墓葬中金属铝片的存疑和质疑，其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西晋时期究竟是否有金属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地球上有天然铝的存在。因此所有争议便都限于西晋时期能否炼制出金属铝这一点。既然，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都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因此一般认为西晋不可能有金属铝，周处墓葬中的铝片只能是后世混入物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也为一些人所接受。今天我们对自然金属的理解，上述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自然值得怀疑，著名科技史专家华觉明先生就认为这种论断也同样缺乏充分的判据。

    自然界是极广大和丰富多彩的，科学技术是能动的和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对自然界和科学技术的认识，同样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就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这一悬案来说，新的认识也许能为人们提供新的思路和破解办法:

     现代科技表明，自然界的确存在天然铝，中国也有天然铝。金属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长期来一般认为自然界没有天然铝的存在。然而自然界确有天然铝。1978年前苏联科学家奥列尼可夫等首次宣布在西伯利亚台地的暗色岩中发现了天然铝。其后科学家又在太平洋的沉积物中也发现了薄片状的天然铝，伴生有铁、铜、锌—铜、锡等天然金属或天然合金,并含较多的硅；在月球土壤中也发现了天然铝质点。1983年国际新矿物委员会确认了这一新发现，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一期间，中国也有天然铝的发现。1983年报道在广西贺县的花岗岩中发现了天然铝，经S-733型波谱分析,得知其纯度为99.47%，呈银灰色,有金属光泽,硬度高于人工炼铝。此外贵州安龙县戈塘乡黄钾铁钒化交代石英岩于氧化带中发现的天然铝,其纯度成分为92.374%，湖南麻阳、广东莲花山也分别发现天然铝。它们均呈不规则形状，纯度常在83%到98%之间。

     长期来因为人们不知道自然界有天然铝的存在，因而对周处墓金属铝质残片的来历局限于非此即彼(不是人工炼铝便是后世混入物)的两者择其一选择的困惑之中。如今，科技进步确证地球有天然铝的存在，中国也存在有天然铝，且不仅出自一处。因此1985年叶永烈在《科学王国漫步》一书中，1991年顾骏在《古墓残铝有新解》一文中都提出宜兴西晋周处墓出现的金属铝质残片有可能来自天然铝的新说。现代科技工作者认为从化学成分看，天然铝的纯度和所含杂质与铝质残片是有相近之处的。周处墓葬所出金属铝残片的硬度较人工炼铝为高，且和某些天然铝一样，也具有塑性延伸的形相。因此正如顾骏先生所说：“就不能排除古人采集和使用它(指天然铝)的可能性。”

铝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次于氧和硅。自然界含有铝矿物多达250种，但是适于电解铝工业化生产的只有少数几种氧化铝水合物。因此长期以来，国际制铝界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炼铝工艺，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它含铝矿物和节省昂贵电力。美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都进行了火法炼铝的工业试验，并且确实炼出了纯铝。特别是美国铝业公司的查理斯·托司(Charles Toth)所作试验是较为成功的，并获得了美国专利，简称Toth法。它采用可循环的两步法。第一步以碳为还原条件，由氧化铝与氯化锰反应,生成三氯化铝和锰。第二步使三氯化铝和锰在高温下(1400℃)反应，将三氯化铝还原成铝。此时又生成氯化锰，反应回复到第一步。所用设备有鼓风炉、反应器、冷凝器、加热器等。虽Toth法属于现代工艺，但它用焦炭或其它含碳材料作为能源，最高反应温度为1400℃。这在古代冶炼技术条件下，也是有可能办到的。以上美国和日本火法炼铝的工业试验对我们探讨周处墓葬中铝质残片来历有无启示作用。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已经掌握、或曾用某种火法炼铝的方法，只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传或遗忘，从而没有为现代人所发现。或许周处墓葬中的金属铝质残片就是古人用某种火法炼铝提炼出的金属之物。所以华觉明先生就认为在古代技术条件下是否绝对没有可能以火法制取金属铝，仍须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反之亦然。

                            考古发掘者罗宗真先生

 

冶金考古的未来

 

     今天的冶金考古不仅仅是测试周处墓葬中金属带饰是否有金属铝的存在，其所能解决和涉及的考古问题较多，对我们人类自身了解过去十分有帮助，如关于我国冶金起源、青铜铸造工艺和矿料来源探索等冶金考古重要领域的前沿进展。其中的一些观点，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如冶金科技考古中，中国冶金的起源最受学术界关注。国外学者大多持西来说的观点。国内老一辈考古学家多从我国考古学文化连续性考虑，认为我国的冶金技术应为独立起源，而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则较倾向于西来说。关于我国冶金起源的新认识，柯俊院士和王昌燧教授多次讨论后认为，通常视为复杂技术的冶金工艺，其实可分解为如下几个发展阶段，即最初，采用热煅法制备合金或金属，接着，利用混合矿直接冶炼合金，最后，提炼单质金属，再将不同金属熔融浇铸成合金等。这就是说，至少在发轫时，冶金工艺不是复杂技术，而是简单技术，这样，冶金技术即可能不是单一起源。事实上，西亚最初采用热煅法制备红铜或砷铜，而中国最早人工炼制的合金为陕西省西安市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管，它们应由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制备而成的原始黄铜。由此可见，中国和西亚的早期冶金工艺分属不同的技术体系，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表明各自有着独立的起源。至于西亚对中国冶金工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铜技术上，但是否完全受西亚影响，尚有待深入研究。即我国冶金技术当为独立起源，而在此之后，受到西亚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其范铸技术，始终是世界冶金科技考古的热点。近年来，随着青铜器物，特别是青铜铸造遗址的发现，国内外相关研究又有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进展。其中，最值得推崇的莫过于鄂州博物馆董亚巍先生的研究成果。他从制模开始，“再现”了古代青铜器铸造的全过程。他在多年考察馆藏青铜器的范铸痕迹和模拟实验的基础上，基本捋清了中国青铜器范铸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商时期，其青铜器铸造技术自发轫至基本成熟；第二阶段为早商至西周晚期，其青铜器范铸技术以分型制模、分模制范、活块造型及芯盒制作为特征，其青铜器主体绝大多数为整体铸造；第三个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其青铜器铸造大多采用分型铸造与铸后焊（铆、插等）接技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大多数青铜器的制作，皆为先分体铸造，再组成整器。这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西方青铜铸造工艺明显分属不同体系。此外，对铜范的模拟实验表明，铜范确可用于浇铸，但需要在铜范表面预先制成隔离层。这种完全仿照古代条件，模拟古代范铸工艺全过程的探索，确实可较大限度地避免凭空想象的成分，充分体现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的探索，同样是冶金科技考古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国际上有关专家从理论上论述了铜同位素比值的示踪依据，并初步尝试了铜、锡同位素比值示踪相应矿料来源的效果。此外，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利用改进的微量元素示踪法，通过选择亲铜、亲硫元素进行聚类分析，并考虑添加锡、铅的影响，较为理想地区分了铜陵和铜绿山地区的古代冶炼铜锭。通常，青铜器中多少残留有泥芯，这样，借助于泥芯的产地分析，即可探讨青铜器的铸造地。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工作者根据青铜器内泥芯的成分和植硅体分析，颇为有效地探索了青铜器的铸造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工作者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青铜器的泥芯，根据物相，将泥芯明显分为二类，一类类似于北方黄土，另一类类似于南方土壤，前者源自夫人墓中的青铜器，其器型为北方风格，推测为陪嫁品；而后者出自楚王墓中的青铜器，为典型楚器。与此同时，泥芯的植硅体分析也表明，二类器物的植硅体也分别具有南北地区特点，与物相分析的结果殊途同归。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不同铸造地青铜器内泥芯、陶范、陶器等数据库的建立，青铜器产地的探索势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其他关于失蜡法的争论，近来又有了一些新进展。如传统上以为非失蜡法铸造莫属的曾侯乙墓青铜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就认为二者实际上也为分铸与焊接而成，进而指出，在中国青铜时代既没有失蜡法铸造的器例，也没有产生失蜡法工艺的技术基础和社会需求。

     事实上，21世纪是科学昌明，技术精进的时代。以至人们曾一度误以为宇宙的奥秘可以穷尽，科学和技术无所不能。然而正如宋代洪咨夔《大冶赋》所说:“化工之巧,莫穷其端兮。”无数事实表明，宇宙之浩渺，造化之谲奇，有远出于人们的想象者。类似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和性质的冶金考古的最终的勘破，其目的还是弘扬科学精神，拓展科学实践，不懈探求真知。冶金科技考古的介入，可以让我们对自身认识的更深入，对远去的历史了解的更多些，从而让我们走的更远、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