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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你是一个好医生么？请把握好心中的“一杆秤” 真的不懂你们口腔圈 你是一个好医生么？ 文/于秦曦 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医生，广大公众离不开医生。身为医者，当然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做一个好医生。 好医生，当然应该有好的医术和好的医德。在这个世界上，好，没有客观的度量尺度；永远是相对的。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正如俗话所说：人在做，天在看。 做一个好医生，第一个条件是要爱医学。做医生还真不能冲了钱去，还是得真心喜欢这个职业，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并能承受伴随这份工作始终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好医生一定要爱病人。医生的医术越高，说明他在病人身上汲取的经验教训越多，所以应该感恩病人。 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1910－2003）曾以他惯用的“大实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好医生”：解放前，我在协和医院工作，当时的外科主任是美国人，他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学术贡献，但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关心病人，关心全科工作，了解所有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 我国外科鼻祖裘法祖教授（1914－2008）曾感叹：“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仙者不可为医。”换言之，一个好医生必须有好的医德、好的医术。前辈告诫我们：做一个好医生要有“博雅、仁爱、笃行”的精神。“博雅”，即博大的胸怀、雅致的兴致；“仁爱”，是“普渡众生”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以德报怨的爱；“笃行”，是终生坚持不懈的实践，是把知识转化到服务病人的知行合一。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杭州曹志毅医生对“好医生”的内涵有了更深更真的感悟，提出了五个不同阶段的特征。近年来，他在多个场合阐述，与同道们分享：
很显然，这个分级不可能替代现行的职称评定，但它就是病人“心中的一杆秤”，价值高低，含金量多少，见仁见智。但，这才真的是全体民营口腔医生应该努力实践和追求的。 做一个好医生，个人的努力当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也必须看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瑞典疾病史专家汉森（Folke Henschen，1881-1977）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疾病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基普尔(Kenneth Kiple)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中也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疾病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其存灭与盛衰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变迁有着紧密而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有学者指出，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 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美国名医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就曾告诫：要警惕医学中“科学的满足”取代“人类的满足”的倾向，应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治疗。
从前，医学没有那么多精确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感觉，治疗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人情味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重要调料。现在，一切都托付给冷冰冰的机器，靠的是黑白分明的图表数字，人情味已越来越淡漠了。除此以外，医生还面临着两个难题：一边是病人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原先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氛围，已猛然切换成“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病人进了医院，就像进了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只管维修，根本不管这个零件来自谁，几乎和汽车维修站的工人一样。 好医生，必定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在国外，人们把看病叫“看医生”（to see my doctor），称他们为“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在中国，病人到医院诊所是“看病”，是寻求诊断治疗，至于医生是谁，无关紧要。“看医生”，为的是“建立或获得医疗照护”（to establish or to seek medical care），照护包括了“治疗”，比治疗全面得多，现实得多，人性化得多。“看医生”是去寻找自己可以信任的医务人员，并保持和维系这种信任，不至于到有急病才临时抱佛脚，现找医生。这样，医生熟悉病人，了解病人，病人也熟悉医生，信任医生。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就曾指出，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关系就会紧张。这种熟悉和信任，就是“医患关系”的基础。缺此，难称“好医生”。 都说我国当今医患关系紧张，其实，国外也曾走过一段崎岖的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1919年发表短篇小说《乡村医生》，描述一位乡村医生面对受了致命伤的男孩束手无策时，家人把医生的衣服扒光，放在男孩床上，反锁大门，召来亲朋好友站门口吟唱：“脱掉他的衣，他就能医，若他不医，就置他于死地！他只是个医生，他只是个医生。” 在当今环境如何解决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的看法颇有见地，她指出，惟一能做的就是医生从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做起，与病人平等沟通，要有同情心，诊疗时要符合规范，与病人和家属充分交代病情的同时也要有担当，不能一股脑把选项全扔给患者选择，必须要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加以分析，提供最佳方案。还要适当地安慰家属，不再以冷冰冰的形象出现在病人面前。 做一个好医生，是从医者的追求，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目标。在美国，医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精英教育不但提供一流的软硬件设施和环境，更着重于对人生进行全盘规划和思考的内省教育。在他们看来，精英应该对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坚实的学术训练之外，还必须对自我有清醒的认识，学会如何思考和处理专业领域以外的，涉及个人内心平衡、价值选择、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问题。这和孔子赞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时代中西精英教育的高度叠合，说明了不同社会对精英的期待和培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求社会精英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有担当，关怀社会，心智平衡，不断自省，不断磨砺。美国大学生对教授的评价中有一个隐秘的，在所有量化和标准化评估表格上无法体现的标准，这就是“某教授是否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和人生选择”。这也是教授们内心中最期待的成就感和回馈——用自己的心灵热诚、专业素养和个人魅力改变一个或几个学生的人生轨迹。所以说，真正的精英教育，不是引以为傲的才艺，不是取得高薪的途径；而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教育的核心是人文和素质，养成的是对自身目标和价值观的拷问，对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和调适。 作者简介 于秦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系，口腔医学硕士。1981年至1992年在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部）口腔系工作，1985年晋升为副教授，历任中山医学院口腔病理学教研组主任、口腔系办公室主任、系副主任。1984年至1985年，在丹麦皇家牙科学院研修。1992年移居加拿大，任职于多伦多大学牙科系和加拿大种植牙科研究所。1994年至2005年以“加方代表”身份在中加合作上海口腔医疗中心工作。 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50余篇论文。与张震康教授合作主编出版《社区口腔诊所开设和经营管理》一书。（联系方式：qinxi.yu@yahoo.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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