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寿仙，北京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主任、《新视野》主编、研究员，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史和北京史。出版《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人口史》《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徽州文化》《中国宗教礼俗》等专著10多部。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
在北京市委党校主楼六层一间办公室里，高寿仙老师从早到晚都在忙碌着，不是与编辑讨论选题策划，就是埋头审阅修改稿件。编辑部的每一位成员，都能感受到他对编辑工作的热忱与严谨。他常对大家说：“编辑圈里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可不是贬低。大家想一想，新娘子出嫁时，嫁衣裳有多么重要？我们既然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一丝不苟，尽心尽力，把‘嫁衣裳’做成靓丽的精品。”
高老师给大家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就是“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希望大家像自己撰写论文那样精心审编稿件。他强调要把好“入口关”和“出口关”。所谓把好“入口关”，就是认真对待每篇来稿，既不能以人取稿，也不能以人废稿，要仔细审查稿件是否符合本刊定位，内容是否有新意，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逻辑结构是否合理，文字表达是否通畅等等，尽量从众多来稿中选出优质稿件。所谓把好“出口关”，就是对稿件精心编辑、细致校对，尽量避免出现病句错字，标点符号和数字用法严格遵守国家标准。在这方面，高老师以身作则，他终审清样时，都是仔细审校数遍，小到标点符号，大到标题内容，无不细心斟酌修改，绝不放过一点疑问，有时为了一句表述、一个数字，与作者反复沟通核对。
在决定文章取舍时，高老师特别重视文章的创新性。为了便于大家实际操作，他明确提出了“五新”标准：一是新的领域或方向，即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二是新的方法或工具，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工具；三是新的问题或思路，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使用原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前人未曾注意的新问题新思路；四是新的观点或方案，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针对原有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方案；五是新的资料或证据，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针对原有的问题和答案，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新材料新证据。他要求大家在写审稿意见时，必须明确说明文章的创新点是什么，建议采用的文章，至少要符合其中一条，符合的条数越多，学术质量越高。
以做编辑的态度做学问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高老师还孜孜不倦地从事科研。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很晚，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书柜、书架上塞满了，就用书堆出一张床，现在这张“书床”上又堆出一座“书山”了。大家赞他刻苦治学，他笑着说：“我是在偏僻的农村长大的，上小学、中学时，学校教育不太正常，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先天不足，只能后天多花些时间弥补。而且我没有别的爱好，读点书，写点东西，其实就是一种业余消遣，乐在其中，哪有什么苦呀。”
针对编辑工作，高老师提出“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针对科研工作，他又提出“以做编辑的态度做学问”，意思是对待自己的文章，要像对待别人的文章一样，以编辑的“挑剔”眼光反复审视。高老师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些问题他想了很长时间，甚至初稿写成后，又“冷藏”了好几年才修改发表。
高老师的科研涉及面较广，在社会经济史方面用力尤深。他初入学术界时，正值中国经济转型腾飞，所以当时特别关注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围绕伦理、法律与经济发展发表了一些文章。鉴于在传统中国，农业一直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他对明代农业和农村进行了专题研究，除为《中国通史》《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经济发展史》等大型学术著作撰写了相关章节，还出版了专著《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对明代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额、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土地形态与生产关系、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进行了细致探讨，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
明代农业与农村研究告一段落后，高老师把主要精力转到北京社会经济史方面，经过10多年努力，完成了60万字的专著《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所论问题大多是前人较少涉及或者语焉不详的。高老师挖掘利用了不少新资料，比如关于明代中叶北京城市的人口规模，以往全靠猜测，高老师发现了一项五城门数统计数字，可以据以更加准确地估测当时的人口数量。其间高老师还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北京人口发展史”，其最终成果《北京人口史》56万余字，细致梳理了北京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人口起伏变动的复杂轨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阅读高老师的论著，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学术史梳理。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层层递进的过程，不充分了解前人成果，就很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都会广泛阅读中外相关文献，甚至写成完整的读书札记。其札记《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发表后，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日本相关研究概况的阶梯；另一篇札记《“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行会”问题进行了检视和探讨，提出“行”并非实体组织的新见解。在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同时，高老师还勇于进行学术争辩。比如他对明清社会经济史名家傅衣凌、黄宗智、李伯重、贡德・弗兰克等人的观点，都曾公开发表评论，既有诚挚的肯定，也有坦率的批评。2017年，围绕明清歇家研究，他在《光明日报》接连发表两篇商榷文章，受到学界关注，体现了他对学术的敬畏与执着。
打造学者型的编辑队伍
高老师特别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提升团队的整体能力。编辑部增加了新成员，他都会及时与其沟通交流，花费很多时间阅读他们发表过的文章或学位论文，以便准确了解每位同事的长处和短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大家提高。高老师给年轻编辑提出明确要求，就是必须编辑与科研并重，不能一条腿走路。他对他们说：“关于编辑学者化的问题，编辑界有不同看法。但我个人觉得，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者化应当是一个硬性要求。自己不搞科研或者搞不好科研，就很难锻炼出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前沿的学术意识。”他还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帮助年轻编辑提高编辑水平和科研能力。
在编辑方面，新编辑一报到，他就会抽出时间给予专门辅导，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从选题策划到组稿、审稿、编辑、校对，各个环节都讲得十分具体。他还让大家传阅他审校过的清样，特别是那些改动较多的文章，这种方法特别有效，大家可以直观地了解哪些地方、哪些方面容易出现问题，从中还学到不少修改文章的技巧。在科研方面，新毕业的博士，对于下一步做什么、怎么做，有时会感到有点踌躇，高老师除大力鼓励和督促外，还帮助大家分析自己的特长，确定合适的主攻方向。大家申报课题时，也会请他审阅论证报告，他每次都看得很仔细，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高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最近几年新到编辑部工作的博士们，都觉得自己进步很快，编辑方面都已能独当一面，大家都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大家觉得，校刊编辑部这块小小的天地，为他们提供了快乐工作的环境、不断向上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