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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由头】 1920年2月2日 北洋政府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1 小时候，家里有本书，叫《语文笑话》。 其中有一个笑话，给人印象非常深：一个人到别人家里做客，碰到滂沱大雨回不去，揣摩着主人会不会留自己住下。而主人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主人和客人根据这张纸条标点符号位置的不同，总共能表达出七种意思。 其中有留客的，比如：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也有不留客的：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也有模棱两可的：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长大后，知道这个典故出自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使用标点符号的——或者说，不使用现代意义上统一的标点符号。 2 说中国古代的文章不用标点符号，倒也不确切。 虽然古人没有成体系的标点符号，但他们要“断句”，也就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在文章里加入“句读（jù dòu）”——句号表示句子完结，读号表示语气停顿。 这种断句，是要求读书人自己来做的——你断得对，说明你读懂了这篇文章，断不对？继续去读！ 《礼记·学记》里有一句话：“一年视离经辨志”。意思就是，学生入学一年，就要考核“离经辨志”的能力。所谓“离经”，指离析经文文句，其实就是断句；所谓“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内容。 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应该已经有标点符号了。在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发现了“└”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甲本帛书中，除了章首有一个圆黑点“·”作为章号外，一个完整的句子后面，也会有一个不规则的小黑点。 从春秋战国开始一路发展，中国古书里的标点符号经历了一条从复杂到简单的道路，从花样百出的各种符号，到宋代以后，基本只有简单的句读符号。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变化，原因尚不可考，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各个朝代流行的标点符号虽然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所以无法得到大家的公认，也就很难流传下来。 而至于最简单的句读，因为每个读书的人理解不同，同样的一篇文章，不同的句读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比如大家熟悉的老子的《道德经》，因为没有标点，大家通行的解读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但也有人解读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而那句大家更熟悉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也曾有人解读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3 那么，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标点符号，外国古代有吗？ 很遗憾，无论是英文还是法文，拉丁文还是希腊文，都没有。 为什么无论中外，古书都没有通行的标点符号？梁文道先生对此有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解释（来源：《标点符号 五六百年前才出现》，北京日报）： 他认为，在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上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读书的人不需要读那么快。 梁文道认为，标点符号的诞生是一个商业行为带来的结果。 500多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开始成为了一种商品。印刷商要赚钱，就必须书卖得多，而书要卖得多，就需要读书人读得快，不停地想看新书。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刷商就规范和普及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
在这种驱动力下，不仅现代意义上的成体系的标点符号出现了，文章中的段落分段也出现了。 那么，西洋的这套标点符号，又是怎么传到中国的呢？ 4 第一个将西方标点符号带进中国的人，叫张德彝。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被迫睁眼开世界，不管你愿不愿意，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都开始流入国内。在那时，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里，外交官就是一个群体。 张德彝就是一个先后出过八次国的外交官。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都会把当地的风土人情给记录下来，编纂成一本名叫“述奇”的小册子。 1868年至1869年，在他的小册子里，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 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虽然张德彝记录的态度未必是提倡使用西洋标点符号（“讲解甚烦”），但毕竟他将这套东西引入了中国。
张德彝不会去使用西洋标点符号，但很快就有了使用的人，而且这个人大名鼎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1904年，严复在他所著的《英文汉诂》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
不过，光靠严复一人推广，肯定是势单力薄的。标点符号在中国开始普及，还是要靠一群“大佬”的共同发力。 5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一群“大佬”开始登场了。 率先登场的，自然是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在《新青年》这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上，自创刊之日起，就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刘半农在1917年通过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在文章中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钱玄同是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导统一标点符号规范的作者兼编辑。 不过与这一批干将比起来，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他就是胡适。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15年的7月，胡适就给《科学》杂志写了一篇大约一万字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认为中国人写文章如果不用标点符号，弊端极大。之后，他不断通过各种文章和书信，力挺新式标点符号。 当然，这批“大佬”当年在《新青年》上使用的新式标点符号，自己有时也用得不统一。比如钱玄同就不喜欢用中式的“。'，而是喜欢用英文里的“.”表示句号。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批人的共同努力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渐渐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
1919年4月，北京大学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位教授，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大会议决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认为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并转发所属各校“傅备采用”。 新式的标点符号，终于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6 那么，有没有反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呢？ 当然有。 鲁迅在1934年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有这样一句话： “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可想而知当时反对的声音。 比如以文言文翻译《茶花女》的著名翻译家林纾，不光反对白话文运动，也竭力反对使用新式标点。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他宁可写上“此语未完”四个字，也不肯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省略号。
1924年，有一个叫张耀祥的人，搜集了新诗里的感叹号“！”，做出了自己点评：“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 确实，当时一批新式标点符号中，中国以前从来没有的“？”和“！”是受到质疑最多的，就连很多接受新式标点符号的人，也认为这两个标点其实可以不要。 为此，胡适又站了出来。他指出，中国京戏里经常有两个人的问答。一个人问：“当真？”一个人回答：“当真。”然后再问：“果然？”然后再回答：“果然。” 胡适指出，如果没有问号，就变成两个同样的词写两遍了。 胡适还引用了《礼记》里《檀弓》的一句曾子的怒骂：“商汝何罪也！”胡适指出，这句虽用“何”字，却不是疑问语，而是怒骂语，当用感叹号。（以上见于《新青年》5卷3号，《通信》一文） 而鲁迅维护新式标点符号的手段，更绝。 在1930年代，上海有一家书局刊发鲁迅的稿子时，只按字数计算稿费，标点符号忽略不计。鲁迅也不发作，在下次给这家书局写稿时，全文不加任何标点，也不划分段落，每张稿纸的文字都是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 没多久，鲁迅就收到了这家书局的来信： “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从这次起，标点和空格都算字数，和文字一并付酬。” 7 在一批学者的推动下，新式标点符号终于越来越完善。 193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开始统一机关文件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法； 1933年，中华民国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令和训令，要求采用“简单标点办法”； 195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共列标点符号十四种，包括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引号、冒号、问号、感叹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专名号、书名号、着重号； 1987年初，国家语委成立《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组，约请专家对原用法进行修订； 1990年3月，国家语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共列标点符号16种，增加了连接号、间隔号。 1995年12月，《标点符号用法》作为国家标准，正式颁布。 我们现在所用的标点符号，终于定型。 【馒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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