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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富裕的北宋比成一艘华丽的航船，应该没有夸大其词，可这艘航船却在航行途中突然倾覆，人们连翻船的原因都没来得及搞清楚，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翻船的节点恰好在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因此人们把这一年称之为“靖康之难”或“靖康之耻”。“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民族英雄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的仰天长啸。 “靖康之难”让大宋航船突然倾覆，让王朝雪崩似地坍塌，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靖康之耻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让北宋翻船的靖康之耻的祸首，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大宦官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将文明葬送在了大宋的巅峰时期。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但是，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而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为什么对靖康之耻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的认知，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 靖康之耻的真正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而这一弱智决策正是一群掌握朝政的弱智者们作出的，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朝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新党”这一身份，还得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说起。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这足以证明王安石是个奇才。但是，他试验这些政策时方式太过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才华卓越，为官清廉，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获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列有二十一人，其中十四人在北宋，而十四人中又有十二人都是新党人士。请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及党魁：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这就是权力失去制约的结果。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 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或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譬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这场改革的理论意义重大，但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然而，一帮退休老干部要和当朝宰相抗衡毕竟有些难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官至宰相，与名臣司马光、苏轼等成为旧党的领袖，但他们都没能阻止新党得势。很显然，韩琦、范纯仁这些人既非抱残守缺的愚者，也绝非争夺私利，他们反对熙宁变法确实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并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浪潮，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当然，《宋论》中不是用的“新党”和“旧党”，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这一对词汇。 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党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反复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不动摇国家的根基，能不让这艘华丽的大船千疮百孔吗？由此可见，北宋航船瞬间倾覆的主要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恶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灭辽派认为辽国可灭的观点，是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就是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时刻呼唤着宋军来“解放”他们，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国治下的汉族民众，从宋太宗时代就并未体现出对宋朝有特别的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童贯灭辽时，辽国汉族臣民更是奋力抵抗宋军，宋朝短暂收取幽云十六州后，设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并不顺利。辽国人对兄国宋朝的背盟深恶痛绝，时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实施报复，很多辽国旧臣，投在金国旗下并极力挑唆金国侵宋。辽国末任宰相汉人左企弓就以俘虏的身份，向金太祖极力建议：“劝君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马五、郭药师、萧庆、萧仲恭等辽国旧臣，都对金国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靖康之难，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不仅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大宋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难之所发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认识和认真吸取的重大历史教训！ （本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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