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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编辑磁县文物保管所张利亚先生《磁县出土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述略》一稿，有幸亲睹张先生惠寄之《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及篆盖拓片。过稿当中，没有征得作者同意，便对原稿抄录和引用志文中值得斟酌的几处断句及释文作了一些调整和勘订。
如志文9至10行，原录作“温和表其中，润淑理发其外，朗及事格文，祖礼极神宗......。”调整为“温和表其中润，淑理发其外朗，及事格文祖，礼极神宗......”
志文12至l3行，原录为“俄尔悼王即世，宛颈为苦哥黄鹄，以告哀咏，柏舟而下泣......，”调整为“俄尔悼王即世，宛颈为苦哥黄鹄以告哀，咏柏舟而下泣。”
原文中援引志文“宛颈为苦哥黄鹄……厌离缠染”之后说：“'以武平元年五月十四日迁神于大妙胜寺’为尼。”这显然是把李尼的卒年弄成削发为尼、皈依空门的时间了。因此，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不再详说。
另外，对作者抄录志文时的个别释文，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也作了些校订。如志文第8行“动寂俱奋”，“奋”原释作“备”，改之。志文l9行“出世间道”，“间”原释作“闲”，亦改。唯末行“空传上药”之“传”，我似乎觉得当是“傅”字，不知当否，权且以此改之，就教于作者和同道。
这些，当然是编辑应当做的，但因断句和引文涉及到作者对志文的理解和辨识，更兼本人学识浅陋，有些尚属商讨性质的意见，所以顺便在此写出来讨论。
上面算是一点题外话，本文主要是就《李尼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谈些看法。
一、关于篆盖
“齐故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九字，为北朝墓志比较流行的篆额或篆盖书体。篆盖的书写格式一般
采用方形印章式，九字三行，每行三字者居多，还有四字两行，十二字三行、四行者。多至十四字、十六字者也有。与北魏前期篆额两字一行由右向左呈横向排列的形式相异。其书法特点是，字形略方，结字紧密，线条粗重朴茂，起笔落笔处有明显的虫鸟篆意，装饰性很强。这种书体，可上溯到三国吴的《天发神谶碑)，但比《天碑》字形更方，装饰意味更浓，笔画的倒薤形则多被圆头出钩所代替。在已出土的北魏后期，特别是东魏和北齐墓志中，我所见到的与《李尼墓志》志盖书风相仿的篆盖还有不少，现择要开列于后：
东魏兴和三年(541年)的《李挺命妇元季聪墓志》篆盖“魏故司徒李公命妇高宓长公主铭”1。此石系
河南安阳出土，比《李尼墓志》早29年。
北齐武平五年(574年)的《李祖牧墓志》篆盖“齐故赵州李使君墓铭”，以及其妻《宋氏墓志》志盖篆文“齐故李公宋夫人墓铭。”2此二志系l975年河北临城出土。李祖牧与李祖勋系堂兄弟，李祖勋即李难胜之父。
北齐天清三年(564年)《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篆盖“齐御史中丞赫连公故夫人闾氏之墓铭”及武平
四年(573年)其夫《赫连子悦墓志》盖文“齐开府仆射赫连公铭”。3此志刻石时间虽与《李尼墓志》相仿佛，而其志盖的篆书风格与《李尼志》篆盖相较，似觉同中见异，更显规整和清瘦一些。
从李尼志盖篆文及其形制看出，北碑中的墓志，特别是皇族成员和达官显贵的志石，由北魏到东魏再到北齐，呈现出一种愈来愈讲究、愈来愈繁缛的趋势，而这种变化首先是表现在墓志盖上。大同市曾出
土过几合北魏早期和中期的墓铭、墓志，延兴二年(472年)的《申洪之墓铭》、正始元年(504年)的《封和突墓志》，因墓主官职较低，未见豪华的志盖和篆文，只在墓志首行冠以《XXX墓志铭》为题，即使是贵为异姓王的司马金龙墓铭(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和皇族成员元淑墓志(永平元年——公元508年)1，也是取以墓表或墓铭篆额的形式，而不似后来的志盖篆文。及至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之后，虽然志盖逐渐有了刻字，但还只是楷书题盖，而不是篆书。这种现象从孝文帝迁洛后一直延续到30多年后东西魏分裂。换句话说，北魏都洛期间的墓志铭盖多以楷书题刻，兹举要者证之。
较早的如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河南洛阳之《寇臻墓志》，志盖文为“幽郢二州寇使君墓志盖”。这是我手头资料中北魏较早的楷书志盖。此时上距孝文帝迂洛是l2年，而下距东西魏分裂是28年。
装饰意味浓的，如北魏延昌二年(5l3年)，洛阳之《元显俊墓志》，志盖是一个雕刻精细的龟背，中间一行小竖字：“魏故处士元君墓志”。
字数多的有北魏神龟二年(519年)，洛阳之《元珽妻穆玉容墓志》，志盖文为“魏羽林监轻车将军太尉府中兵参军元珽字珍平穆夫人墓志铭”，多达27字。以小字在志盖中部排列了五行还余下两字。
字数最少的有北魏正光二年(520年)河南孟县的《司马景和墓志》，志盖仅刻“墓志铭”三字，三个大楷字几乎占去整个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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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印章边款的如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山东黄县的《鞠彦云墓志》,志盖以十分规整的方笔魏碑体刻了“黄县都乡石羊里鞠彦云墓志”12字。从右到左共刻三行，每行四字，左右各一行，中间一行，字很好，谋篇也好，显得十分空灵。
距迁邺最近的有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僧令法师墓志》，志盖文为“大魏故昭玄沙门大统令法师之
墓志铭”。此盖文l6字分成四行，每行四字，形式略同篆盖。此盖书法极佳，与唐代的褚遂良楷书十分相似。由此看出了褚书与魏碑的承继关系。
总的讲，从公元六世纪初的宣武帝，到六世纪三十年代元善见(孝静帝)迁都邺城，北魏墓志的志盖文是以楷书为主，而以篆书题刻者数量不多，却不是没有。特别是在正光四年(523年)，北魏的著名文士袁翻为《陆希道墓志》书丹并以相当纯正古朴的小篆题写“魏故泾州刺史淮阳男陆使君墓志之铭”的16字篆盖后，墓志篆盖就逐渐多起来了，而且字体力求装饰效果。尽管如此，此时的篆书志盖还相当有限。直到永熙三年(534年)，高欢挟持元善见迁都邺城后，再到高齐代魏，以至有齐一代，篆书志盖才占了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北齐后期，又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楷书志盖。
墓志盖书体的变化，看似小事，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情况。
第二，北魏处于平城艰苦创业的近百年和孝文帝迁都洛阳力倡改革的六七年，人们并没有把葬仪的注意力放在墓志盖的装饰上。这不能不说与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社会风气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何止是墓志盖，就是墓志铭至今在大同也发现得很少。试想北魏在大同建都96年，近百年间要有三代人更替，百万人的都会死的人一定不会少，然而出土的碑铭却很少。迁都洛阳后，前前后后只有40年，但洛阳的北魏墓志却多得惊人。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丧葬制度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这种墓志盖文从无到有，从楷书到篆书的变化过程，不仅反映了由北魏前期到中后期，再到东魏以至北齐时期丧葬风气由崇尚节俭到追求铺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由较清明走向污浊的过程。
第二，墓志盖的变化也透露了当时文化领域的一种复古倾向。南北朝能够较长时期地得以划江而治，这比之十六国时期的动乱局面还是进了一步。这种社会和人们生活的相对安定，为人们对文化学养的追求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相对提高，不管怎么说还是提供了一些较为有利的条件。随着士大夫阶级物质生活的优越和文化生活的丰富，一种在文化上的复古心理也势必悄然兴起。对古文化的追求，不仅突出地反映在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怀念追求和模仿上，而且也反映在对古文字的研究和重新使用上。在墓志盖这样庄严的去处使用篆书，自然也是“克己复礼”和“必也正名乎”的一部分了。
第三，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旧的历史时期进行否定的一种表现。北朝篆文志盖能够在迁都邺城后的东魏和北齐占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可能与地域文化习惯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邺城文化(这种文化当然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对洛阳文化的一种否定，说穿了是东魏对未分裂时的北魏、北齐对已经取代的东魏的否定。这种否定一定会渗透到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各个领域。
上面讲到了北齐后期又出现了少量楷书墓志盖，这恐怕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统治阶级统治手段的削弱有关。另外，还需要顺便说一句，当邺城的墓志盖大兴篆书题记时，长安的西魏、北周，甚至后来的隋
朝却丝毫没有被这种文化现象所动，而是仍然流行着洛阳时期楷书题写墓志盖的习尚。这自然也并非单
纯的文化原因，恐怕主要还是西迁的西魏统治者(包括后来的北周)自视正统的观念在起作用。西魏的元
宝炬把他的年号定为“大统”正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可能也反映了长安方面的社会风气要比邺城的东魏和北齐好一些。这大概就是隋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大业，进而为盛唐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的一个原因。
二、关于志文
《李尼墓志》，长宽都是71——72厘米，共有27行，足行是27字。我认真数了一下，全文共有666字。这样的规模完全符合北齐时奢靡铺张、内不足则外张之的社会特点，这大概就是北齐的墓志一般都比北魏的篇幅大的原因所在。
从书体讲，《李尼墓志》，是隶书而不是楷书。过去我们有一个成见，总是把魏碑和北碑两个词等而观之。一讲魏碑自然会想到《爨宝子》、《嵩高灵庙碑》、《司马金龙墓表》那样的隶楷面目，《吊比干文》、《张猛龙墓志》、龙门石窟造像，特别是始平公造像》那样的方峻古拙，《郑文公碑》、《张黑女墓志》那样的方圆并济，以及《瘗鹤铭》、《石门铭》那样的超凡脱俗，何曾想到《李尼墓志》这纤弱板滞的面目?只想到北碑“隶书——楷隶——隶楷——楷书”这样的演化过程，何曾想到，发展了一百多年，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隶书这个出发点?说实在的，本人涉足书坛数十年，对魏碑也算得上比较注意，但北齐的墓志铭多数是隶书，北碑中还应当包括北齐的隶书这种概念，还是接触了《李尼墓志》并经过一番认真的赏玩和思考之后才形成的。这一点恐怕应当引起书法界的足够重视。
《李尼墓志》的书法艺术，不能算是十分精彩，但其反映的却是一个时代的面目。因为要对《李尼墓志》说些话，所以我对北齐的一些碑志略微翻看了一下。大致可以分为几种风格。
第一，即《李尼墓志》所代表的这种风格，这在北齐墓志铭中较多，如武平元年(570年)河北磁县的《暴诞墓志》，前面提到的武平五年(574年)的河北临城《李祖牧墓志》、《李祖牧夫人宋氏墓志》、李祖牧三子《李君颖墓志》等即是。其总的特点是以楷法入隶，不似多数汉隶追求雄强之美，而是取柔漫之媚。结体行笔虽不乏规矩，但从整体气质上却未免显得薄弱了些。
第二种，像北齐太宁二年(562年)《法懃禅师墓志》，比较丰腴古朴，其中不乏汉隶的意趣。这在北齐 志文中是十分难得的。
第三种，以北齐天统二年<566年)的《高肱墓志》和武平四年(573年)的《高僧护墓志》所代表的方峻简朴、凝重遒美一类。此类书体虽为隶书，但时见楷意，折笔坚挺，作钩如《吊比干文》之力可千钧。《高僧护墓志》的出锋处更显拙朴可爱。应当说这还是一种并不十分纯熟的隶书，唯其生涩，殊觉有趣。
第四种，是半楷半隶的正书，这一种可以称作隶楷，其中民间书体更显可爱。如北齐河清三年(564
年)的《叱列延庆妻尔朱元静墓志》即是，另外北齐的许多造像题记也属于这一种。由于书刻造像记者多为民间书手、刻手。也由于民间书体比之官方书体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滞后性，所以在北齐书体由楷变隶的行进过程中，民间的造像记总是慢了半拍。北齐前期和中期楷书造像记固然很多，即便是后期官方书体已经完全隶化了，造像题记才过渡到半楷半隶状态，如北齐天统五年(569年)《都维那孙目干等造像》即是。北齐王朝快要灭亡了，造像记书体才出现了隶书，如武平三年(572年)的《冯翊王高润平等寺碑》等。
由于《李尼墓志》的隶书基本上代表了北齐隶书的面目，因此下面重点分析一下这种书体的特点。
其一，这种隶书结字比较方整，不似汉隶的“如龟似鳖”，还明显地带有其母体魏碑楷书的结字特点。
其二，笔画一般比较纤弱，汉隶的雄强气已不复多见。
其三，用笔波磔分明，横笔和捺笔一般都出锋，这是隶书的基本特征。但横画、竖画以至撇笔的起笔处仍保留着魏碑方笔露锋的特点，甚至隶书中不曾有过的挑钩也时时能看到，这又是楷书的残留痕迹。
按理说北齐的隶书不能称之为纯粹的隶书，或者可以称为北碑隶书，或者是齐隶，甚至可以径直称 之为楷隶。
如同上面讲到北齐墓志铭志盖记文由简向繁的变化过程，北齐墓志铭文这种由楷变隶的文化现象，
也包括了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这里只想重点讲一下统治阶级弃旧图新、标新立异的心理。北魏定都平城之初的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曾有过一次“新造文字千余”的壮举。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叙述了“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文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这一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演变过程之后，便找理由说：“然经历久远，习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顺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5)太武帝造一千多个新字，是从当时实际出发，定约成俗，规范民间字形，扩充文字数量的应时之举，实际上也是一种“书同文、车同轨”之举。这种事情不仅秦始皇干过，太武帝干过，后来的武则天也干过。在太武帝，此举自然是出于其推进封建化进
程，为其入主中原统治全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的题中之义。自古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就把文字这种神奇的东西看得很庄严、很神圣。据说“仓颉造书，天雨粟，鬼夜哭”，（6）可见文字的神力无比。文字神奇，与
文字紧紧相连的书体、书法更是深不可测，它一向被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魏王朝创建甫定，不仅在文字改造上有大动作，而且在书体改造上也有大作为。这就是他们断然绕过了直接承接东晋传统的南朝书风(即钟繇、王羲之开创的秀媚流畅的南朝行书和楷书书体)，先是把自己挂靠在了华夏民族视为正统书风的汉碑上，后来，又从自汉碑脱胎出来的《谷朗碑》(三
国吴太元二年——252年)、《王兴之夫妇墓志》(东晋永和四年——328年)、以及《王闽之墓志》(东晋昇平
二年-----358年)、《爨宝子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年)等书体中汲取养分，终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书体——魏碑楷书。这种弃旧图新，实际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次反传统、反时习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出发点则是对其政治敌对势力的彻底否定与决裂。作为北魏王朝一定要与南朝的宋、齐政权相对立，表现在书法上就是两种迥然不同上的书风的对峙。
北魏最高统治者本欲使这次文字和书体改革“颁下远近，永为楷式”，但是89年后，宣武帝延昌三年
(5l4年)，江式上书说：“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7)这是北魏迁洛后，在文字方面对平城习尚的一次否定和清算(这种否定和清算，理所当然地应当发生在孝文帝这个横跨平城与洛阳之间的有道明君死后)。前些年内蒙古北部大兴安岭鲜卑民族始居地嘎仙洞发现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石刻祝文中就有一个“”这种被江式批评为以“意说”、“炫惑于时”的字。这段文字是：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8)
这是官方文件，一定是在平城时就拟就的。“’；很可能与“”、“”、“”一样都属太武新造的一千多新字之内(像《魏书》中经常出现的“尠”——“鲜”字，可能也在其内)。可见当时这些字是被皇家认可的，而且已经通行了很长时间。江式八九十年以后的这次进攻，不仅涉及到了这些他认为不规范的文字，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流行的魏碑书体。千万不要小看了江式给宣武帝讲的“篆形谬错，隶书失真，俗学鄙习”l2个字。这分明是要以传统的秦篆、汉隶来否定魏碑这种不隶不楷的全新书体，更竭力反对民间那种支离粗野的书风。江式的时代毕竟是拓跋魏的天下，所以他的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朝廷和社会所承认。到北魏分裂，东魏迁都邺城，特别是北齐代魏之后，这种文字和书法方面的否定和清算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东魏武定中，“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唏、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及工书人韩毅同在东馆，师友诸王。(李)铉以去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于讲授之暇，遂览《说文》，爰及《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9)北齐高湛河清年间，有个叫张景仁的，“世祖选善书人性行淳谨者令侍书，景仁遂被引擢。”后来还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其实这人并没有多少本事，因此，李百药挖苦说，“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10)史称，李铉“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张景仁
则是“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看看，一个是精于《急就篇》，一个是工于草隶，从这里东魏和北齐朝廷提倡隶书，反对本已通行了一百多年的楷书的态度就昭然若竭了。这可能就是北齐时隶书占上风的原因所在。
三、结
论
魏碑是我国书法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楷书书体。北朝时期的书体总的讲，可以以北碑或魏碑一言以
蔽之。在历史上，由于狭隘的中原正统观念作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魏碑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在多数情况下是被当作左道旁门排斥在正统书法及书体之外的。历史前进到清朝的嘉庆、道光以后，书界虽然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尊魏狂飙，至此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确立了，也被人们确认了，但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长河中从公元五世纪初到七世纪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至隋朝这200多年(尚不包括从公元272年三国吴的《谷朗碑》到公元400年前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丹虎墓志》等东晋和南朝已明显具备北碑楷书特征的碑刻所包容的一百多年时间)间北碑的发展轨迹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段。上面讲到，这是一个从一种面目的隶书到另一种新面目隶书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从公元398年(或可上及386年大代盛乐立国)定都平城起，到太武帝时期大体上50年。这一时期的官方书体是以方笔隶书居多。这种书体古朴开张、意趣生动。如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嘎仙洞祝文》即是。
第二段，从文成帝即位的兴安元年(452年)到孝文帝迁都的太和十九年(494年)的四十多年的平城
中后期。这一段是由隶化楷的阶段，书法艺术特征是雄强古拙，楷书已经成形，隶意仍然很浓。其代表作主要有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的《中岳嵩高灵庙碑》、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大同市灵丘县的《皇帝南巡之颂》、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的大同《申洪之墓志》、太和七年(483年)云冈石窟的《五十四人造像题记》及太和八年(484年)大同的《司马金龙墓志》、《墓表》等。
第三段，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公元543年北魏分裂的40年。这是成熟的魏碑时期。
这一段的魏碑业已从其母体脱离出来，成为独立于汉隶和南朝楷书之间一种生机勃勃的方笔楷书。如果进一步分类，可分为官方体和民间体两种。官方体以太和十七年(493年)河南淇县的《吊比干文》及众多的墓志铭为代表。民间书体以龙门石窟众多的造像题记为代表。
第四阶段，是东魏、北齐的40多年。这—时期是一个隶化的过程，最终是以齐隶的出现而告结。北齐的隶书，与西魏、北周和隋的楷书(魏碑)，看起来是各自独立，各成体系，互不相干，但是也有互相渗透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随着北齐王朝的灭亡而消亡，而是还在那里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并对后世发生着影响。后来纤弱而平板的唐隶不就是由齐隶为之开拓了先河吗?只是唐隶比起齐隶来古朴生动的东西更被唐代书法严格的规矩窒息了。岂止是唐隶，一直到了元代，在赵孟頫的隶书中还可以找到齐隶的影子。
这就是我读张利亚先生提供的《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并盖》后，对北齐隶书及北碑这个包容量很大的书体概念产生的一些粗浅的思考和新的认识。肯定有不妥当的地方，敬祈方家教正。
注释：
①著录于香港书谱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书法大辞典》。
②《文物》，1991年第8期。
③同①，后面所列碑帖亦多为此辞典著录。
④大同几种墓志皆存大同市博物馆。
⑤《魏书·世祖纪》。
⑥《淮南子》。
⑦《魏书·江式传》。
⑧《魏书·礼志》。
⑨《北齐书·李铉传》。
⑩《北齐书，张景仁传》。
1996年第3期《北期研究》，2003年11月7日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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