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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宪 (刊于《艺术评论》2008第4期)
有史可稽的云冈石窟的始凿时间是北魏兴安、和平年间，即公元452～46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行灭佛之策，“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1]。六年后，即兴安元年（452），其孙文成帝拓跋濬践极，即下令修复佛法。逃离京畿的罽宾高僧师贤、昙曜等被尽悉召回。并在当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2]据说因为“纯诚所感”，佛像凿成后，脸上、脚上的几处小黑石头竟然暗合文成帝身上的黑痣。现在，在云冈石窟能够看到脚上有黑石的主像，是第13窟的弥勒像（因脸上敷泥，不明有无黑石）。兴许这是云冈的最早洞窟。与此项工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就是名闻遐迩的昙曜五窟了。这是从“复佛法之明年（453）”，昙曜“自中山被命赴京”，至和平初（460～461年），“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的五个早期大型洞窟。昙曜向文成帝汇报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情况，[3]与今天我们所见云冈第16至20窟的昙曜五窟完全相符。其工期为7至8年。 像云冈石窟如此重大的皇家工程，包括上述西部及中部部分洞窟的早期工程，东中部孝文帝太和年间的中期工程，以及迁都洛阳后在更靠西开凿的民间工程，应当说皇家工程的组织者、能工巧匠，以及发愿造像的僧俗人士，一定会留下许多创建庙像、歌颂功德、发愿祈福的文字。令人遗憾的是，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不但在数量上与龙门石窟不能相比，而且反映其早期工程情况的碑石、题刻几乎没有见到。 从现有资料看，云冈石窟尚存造像题记32种、47题。其中见于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侵华期间整理的资料的是30种，45题。[4]其余2题是建国以来发现的，一为1956年从20窟前积土中发现景明四年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一为近年本人在第六窟南壁门东浮雕界格上微型造像旁发现的“道昭”二字。这些造像题记集中见于中部第11、12、13窟，散见于昙曜五窟和西部第22至38窟，同时也偶见于东部第4窟、第6窟等。兹择要简述于后。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题记，以11窟《五十四人造像题记》为代表。它记下了平城内54名信士女在云冈11窟东壁雕造95尊石佛的缘由，对文成帝复法后佛事中兴的“盛世”称颂有加，对当权者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其文云： 太和七年，岁在癸亥，八月卅日，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昏境，靡由自觉，微善所钟，遭」值圣主。道教天下，绍隆三宝；慈被十方」，泽流无外。乃使苌夜改昏，久寝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润，信心开敷，意欲仰酬洪」泽，莫能从遂。是以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逾转轮，神被四天，国祚永康，十方归」伏，光扬三宝，亿劫不隧。又愿义诸人」，命过诸师；七世父母，内外亲族，神栖高境」，安养光接，托育宝花；永辞秽质，证」悟无生；位超群首，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随意飧服；若有宿殃，堕落三途；长」辞八难，永与苦别。又愿同邑诸人，从」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洁；明鉴」实相，晕扬慧日。使四流倾竭，道风」堂扇；使慢山崩颓，生死永别。佛性明」显，登阶住地。未成佛间，愿生生之处」，常为法善知识，以法相亲，进止俱游」。形容影响，常行大士八方诸行。化度」一切，同善正觉。逮及累劫，七世父母。 11窟东壁造像记的价值，除在确定开凿云冈石窟的分期外，还为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此题记共341字，字径2～3厘米，书法高古质朴，墨酣笔凝，温文敦厚。基本面目是楷书而存隶意。结字方而略长，宽绰而外拓，略呈左高右低之势。用笔以圆笔为主，偶然杂以方笔。横、撇画起笔全为圆笔楷法，捺笔全为楷脚，方折也用圆转，肩多方平。惟直钩、戈钩、竖弯钩以及少数横收和短点、短撇捺犹存隶法。气息与在大同地区陆续发现的延兴二年（467）的《申洪之墓铭》后三行题记和太和元年（477）的《宋绍祖柩砖》有较多相通之处。[5]充分显现了北魏太和年间古健丰腴的书风，以它与北魏平城时期的代表性铭刻书迹《东巡碑》、《南巡颂》等相较，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更多一些手书的意味。一是结字不拘方整密集而是笔圆体博，从这里可以找到当时写经体甚至是后来的《经石峪》的影子。二是体势非右昂反呈右垂之势，颇似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记》。三是横画捺笔收笔处无上挑之态，这当然是与上述字体无右昂之势和更多行押书风尚有关。 属于太和时期的作品，尚有刻在昙曜五窟之一的17窟明窗东侧的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其文为： 大代太和十三年，岁」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愚（遇）重患，发愿造」释加多宝弥勒像三」区。愿患消除，现世」安隐（稳），戒心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转。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咸同斯庆。 此刻共11行，86字。愿文记石佛寺比丘尼惠定“身遇重患，发愿造释加多宝弥勒像三区”之事。有两点不同于寻常愿文：一是造像缘起反映的世俗观念。以此造像功德一则为自已消除病患，求得现世安稳，二则为“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祈福。二是造像内容打着时代的印记。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是北魏太和年间出现的一种特殊造像形式，所反映的是自延兴元年（471）迄于太和十四年（490），年幼的孝文帝拓跋宏践极后，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临朝，“二圣”共掌朝纲的情况。而弥勒这位未来佛的菩萨身份则象征太和十三年年仅七岁的皇子拓跋恂。待到太和十九年（495）十一窟的《妻周为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彪、亡息思须（颜）、亡女阿觉（贲）造像题记》，[6]便只造“释迦文佛、弥勒二躯”了，因此时文明太后早已故去，释迦、弥勒所对应的就只有皇帝和太子了。这说明发愿造像的现实性是云冈石窟造像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与北魏建国初期沙门法果所谓“皇帝即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7]佛教的政治化也便成了贯穿于云冈石窟开凿过程中一个不变的主题。 《比丘尼惠定题记》书迹，仍可归入平城铭刻体的范畴。其特点有三：一是点画多见魏楷笔法。如起笔方落重按（横、竖、撇、捺落笔皆如此）；又如长捺和反捺已具楷则，如“大”、“太”、“父”、“庆”、“安”、“像”等字；竖弯钩已出锋，如“九”、“尼”、“无”等字的右钩。这些已粗具龙门题刻和北邙墓志的基本特点。二是隶意犹存。长横收笔的方挑、折笔处的圆转和“岁”、“戒”、“咸”等“戈”法的斜出而无挑，是隶则，也是平城期书刻风格。三是更具有民间书迹的特征。其面目似《五十四人题记》而粗率过之，因隶笔时现而更见稚拙，以结体宽舒、正侧不拘而愈显自然。有些字如“在”、“尼”、“愚”、“重”、“消”、“誓”的拙中寓巧，“道”、“退”、“造”、“逮”、“边”等字“辵”旁的亦隶亦楷，非隶非楷，都为这件书刻平添了几分奇逸之致。 云冈石窟西部38窟外壁的《吴氏忠伟为亡息冠军将军吴天恩造像并窟》，在云冈石窟是一件可与《五十四人题记》相提并论的大作品。吴天恩其人官冠军将军，爵封散侯，秩在从三品。[8]是云冈石窟所存像主中官职最高的，惜《魏书》、《北史》皆不载其名。题记凡300余言，可识者尚有250余字。日人水野清一氏《云冈金石录》及今人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均有录文，恕不照录。 其书宽博肃穆，艺术水准在《五十四人题记》和《惠定题记》之上。可惜长期处于室外，字面风化严重，拓固不能，读亦高不可攀。所有云冈石窟研究者都认为21窟以西诸多洞窟都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晚期作品，但这方造像题记书风高古，气象恢宏，不像是迁都之后的书风。近读张焯君的《云冈石窟编年史》，谜底终于揭开了！其书云，1929年底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赵邦彦来大同，所撰《调查云冈造像小记》中曾经记述：“太和十九年碑——碑在第四十三洞口外(按即今38窟)左方。记文甚长，惜风雨剥蚀，文字漫漶。”同年秋九月，当时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常惠来云冈调查佛头被盗事件，其报告中，也提及此碑。其文云：“太和十九年碑在此洞外，约于民国十年左右发现者，字迹模糊，未有拓片。”[9]看来，此题记刻于太和十九年（495）是没有问题的。太和十九年，即孝文自平城迁都洛阳的次年。那么，洞窟开凿的时间一定在尚未迁都之时了。所以其书风依旧是平城体面目，与迁都洛阳后龙门石窟记的《孙秋生造像记》、《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弥勒像记》《解伯达造弥勒像记》等早期题记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这则题记不仅把云冈石窟西部窟区的雕造时间提早了数年，从而也为研究云冈石窟及佛像的分期和各分期内的雕造风格提供了新的着眼点和依据。 云冈石窟晚期的题记，以20窟《比丘尼昙媚题记》为代表。[10]此刻是1956年云冈文物保管所在整修20窟前积土时出土的。这是云冈石窟难得的一块完整的造像题记。其石为云冈细砂岩，略呈方形，高30厘米，宽28厘米。楷书10行，行12字，共110字。愿文除首尾稍有缺泐外，大部完好。此记末行年号已漫灭不可连缀，所幸第二字右半“月”字尚存。考北朝年号，第二字右为“月”者，有孝文帝承明，宣武帝景明，东海王建明和北齐废帝乾明，而其中数到四年者惟有景明。这就可以断定此石年代为景明四年（503）了。其文云： （夫含）灵镜觉，凝寂迭代。照周群」邦，感垂应物。利润当时，泽潭机」季。慨不邀昌辰，庆锺播末。思恋」灵福，同拟状金石。冀瞻容者加」祗虔，想象者增忻悕（或为怖）。生生资津」，十方齐庆。颂曰」： 灵虑巍凝，悟岩鉴觉。寂绝照周」，蠢趣澄浊。随像拟仪，瞻资懿渥」。生生邀益，十方同庆。 景明四年四月六日 比丘尼昙媚造
这方题记内容可证之事至少有两点，其一，此记虽为佛门造像发愿文，但却与常见造佛像几躯、菩萨几躯不同，只云“同拟状金石”，说明所造可能是单体金铜像、石雕像。其二，造像而供养者为比丘尼昙媚，联系昙曜五窟中的另外两个洞窟17窟前壁明窗侧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18窟前门西壁茹茹可敦造像题记，可见至少是昙曜五窟这几个西部洞窟自太和年间至迁都以后皆为比丘尼所居。唐代高僧所记武周山石窟寺“东为僧寺，西头尼寺”的格局，[11]于此可否得到证明呢？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书法极佳。纵观其以圆笔为主，宽博雄浑的书风，应与魏碑名品《郑文公碑》相类。特点之一是圆润冲和。此记用笔几乎是笔笔中锋，不似一般魏碑书体大起大落的方头重脑。除少数点画偶见方起外，起落之处大多破方为圆了。横画一改露起为藏入，鲜见刀斧棱角，叠横多见连带和笔断意连的行书笔致。折笔除“照”、“寂”、等个别例子外，都取篆法，用圆转作方折。捺画写得饱满开张，起笔出锋全是圆笔，既存隶意，又具楷则。斜提和戈挑，全无“丑魏”方重面目，颇多钟王冲和内擫之态。此石书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宽博从容。结字方整，笔势开张，宽厚稳健，古朴闲逸。总而言之，其书结体为方形，分而观之则寓方整于变化之中。像“镜”、“觉”等字，下部宽舒而不局促，存天趣而去雕饰。“感”、“机”、“仪”等字中的“戈”都不上趯，而是斜曳至右下缓缓带住，无剑弩之态而具沉雄之势。“时”、“末”、“浊”等字的竖钩平缓左出，犹遗分书之法。余如“鉴”、“严”、 “趣” 、“益”的结字更是不泥成法，天趣盎然。
清人包世臣、康有为曾以“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圆笔之极轨”极赞郑道昭书，[12]把这些移来评价《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同样十分贴切。那么，这方佛门题记碣是不是就是郑道昭本人的作品呢？我曾将二石中相同和相近的字进行过剪贴对比，二者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前些年笔者在云冈石窟第六窟窟门东侧满刻佛本生故事的界格上发现了几尊很小的造像，像旁觅得“道昭”二字题名，是见棱见角的魏碑书体。如果此人就是郑道昭，那么他到过武周山石窟寺并替比丘尼昙媚书写发愿文就坐实了。因为此时正是郑道昭的时代，景明四年比《郑文公碑》永平四年（511）的创立时间早八年，应为其书法创作和书事活动的全盛期。而二者的一些小异之处，如“题记”比“郑碑”点画上圆笔更多，气息上更显自然闲逸，可能与书家8年的经历有关，更与不同的书写环境、对象和字体大小有关。《郑文公碑》是郑道昭郑重其事地为其父颂扬功德的宏篇巨制，整个书写过程肯定更为严肃、拘谨，官方铭刻中惯用的方起方折和方正字形会多一些，甚至有时显得过于匀落而少变化。《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为寺院小品，此类创作类乎经生写经，其虔诚之情另有表达方式。书丹者达乎天地，通乎神灵，心驰神往，逸趣横生，既格高韵秀，又不失郑氏书法艺术的本色。到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比之《郑文公碑》毫不逊色。如果包康在世，一定会将他列入神品名单。 在云冈石窟，完全是魏体楷书面目的题记，尚有第18窟窟门西侧的《茹茹可敦题记》。[13]这是一件残题，日人水野清一氏《云冈石窟·云冈金石录》所录12行，27字： 大茹茹……可敦因……迳斯□……维□……壤乃□……满□……载之□……何常乎……以兹微福……谷浑□人……方（罗振玉《石交录》作玄）妙□□……□□…… 此刻结体、用笔全是楷则，娴熟而老到；入笔藏得很深，圆而不方；行笔势如力耕，铁画银钩，楷书而多篆籀气。与百年后的唐楷已无大异。周伟洲先生认为，大茹茹为北魏后期柔然选择而接受的名号，此名号虽与太武帝强加于柔然的侮辱性名称蠕蠕相同，但经过弃虫豸而取草木的选择，已有了很大不同。周先生指出，534年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北方的茹茹乘机脱离对北魏的臣属关系，重新强盛起来。先是西魏于537年（元宝炬大统三年）以元翌女称化政公主，妻茹茹可寒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娶阿那瓌女为皇后。以后是高欢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改号兰陵公主远嫁阿那瓌，又自娶阿那瓌女，号蠕蠕公主。[14]因而他断定大同云冈石窟的《大茹茹可敦造像题记》当成于公元534～552年。从题记十分成熟的楷书铭刻，也可判定此说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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