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时代的倾诉。 2019.11.05 历史 | 宗教 | 权力 | 战争 地理 | 习俗 | 文化 | 民族 当这些因素在某一阶段交叠，风云激荡的年代便登上了舞台。  烽火连天，开启群雄逐鹿的乱世。自三国到魏晋、南北朝，长达三个半世纪，硝烟未曾散去。四海之内战乱不止，佛、道之学勃然而兴，宗教艺术随之日益繁盛，于是寺院郁起，造像迭生。 兵连祸结，惶惶无终。世人纷纷写经、造像以求长生。愿望愈炽烈，建寺造塔、立碑刻石之风就愈盛行。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刻石佛记满山遍野，魏碑应运而生。 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全部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且其后历代均有修缮、新增。敦煌石窟开凿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十多年后，后秦政权在甘肃天水开凿石窟，是为麦积山石窟；北魏拓跋氏立国之初，就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在新都南麓开凿龙门石窟。 石窟艺术的辉煌，便是当年崇佛之盛最直接的证明。一个时代的倾诉，声彻山谷。 龙门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南北长达1公里，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摩崖刻石四种。其中，造像题记以洛阳伊阙山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题记为代表，作为中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有“古碑林”之称，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半数以上是北魏时期的。 清代中后期，书家为提倡魏碑，从数以千计的龙门造像记中，精选出北魏时期有代表性的二十种，合编为《龙门二十品》，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其中《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最为精妙，号称“龙门四品”，是魏碑书法的集大成者。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段中部，它开凿于公元493年或此之前，考为北魏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营造的功德窟，且支持孝文帝改革和迁都的一批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僧侣也多于该洞发愿造像。作为龙门石窟开凿最早、时代延续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也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洞窟。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孟达撰，朱义章书，民国时期朱朱色拓本。其文字作为书法艺术在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中尤为第一珍品。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斩钉截铁，一些“点”状笔画和折处重顿方勒，锋芒毕露，故显雄峻非凡。康有为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在这些“方笔之极规”的石刻中，此碑又是方笔的代表作，可谓极规中之极规，故胡鼻山评价说“方笔雄健，允为北碑第一”。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孟广达撰，萧显庆书，民国时期朱朱色拓本。用笔方整遒劲，朴厚古拙，峭拔劲挺；力量外拓；章法处理上行列也较为整齐，显得纵有行而横有列，虽字字独立，但并无刻板之感。清代康有为在评魏碑书法时说：“结体之密，用笔之厚，最其显著。而其笔画意势舒长，虽极小字严整之中，无不纵笔势之宕。”在包世臣、康有为的褒扬下，龙门造像记的书法价值便愈来愈为世人所认识。《孔秋生造像记》无疑地也成了一剂医治靡弱书风的良药。 古阳洞内四壁及窟顶佛龛琳琅满目，多达1000余个，龛楣、背光等处的雕刻精细繁缛，所表现出的礼佛场面、建筑式样及龛楣装饰等图案纹样极富于变化，力证当时绘画和雕刻技巧之精绝。洞内更有碑刻题记800多品，是中国石窟保存造像铭最多的一座石窟。  《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民国时期朱朱色拓本。属于脱尽隶法、斜画紧结的典型邙山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其列为峻健、丰伟之宗。其特点是中宫紧收，四面辐射；点画轻重对比明显，形成块面元素；而用笔特点，则圭角尽露，沉厚恣肆，即所谓“方笔之极轨”。其点画特征无疑受刀的影响，刀意显著。   《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民国时期朱朱色拓本。此碑起笔都将锋颖露在画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画也挺直有力，折笔显见方棱；收笔处，有时敛毫便止，有时放锋犀利，有时如《宝子》之上扬。笔画或大或小，大者纵矛横戈，如虎奔龙吟，小者轻微一点，如蜻蜓掠水，皆能顺势合情．绝无率意轻发。结体或取横势，或取纵势，皆极意显示雄踞盘关之威仪，怀隐瑰玉之神采。整篇看来，严整肃穆，端庄隽洁。 “二十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随笔》，内容一般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的愿望。其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的独特风格。其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清代康有为在对龙门二十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认为它有十美：“魄力雄强、气势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距今已经1500年，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 《五十四人造像题记》，是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雕刻于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上的摩崖题记，全称“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位于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上层南端。 云冈造像题记多集中在中部和西部窟群中，大量造像龛下中央位置雕有方形铭刻石位，铭石左右雕引导僧，后有男女供养人。在云冈洞窟的众多石位上，只有少数刻着铭文。从现有资料看，云冈石窟尚存造像题记32种、47题。这些造像题记集中见于中部第11、12、13窟，散见于昙曜五窟和西部第22至38窟，同时也偶见于东部第4窟、第6窟等。 《五十四人造像题记》长78厘米，铭高37厘米，共25行，每行13至16字，除周边菩萨名刻字外，共351字。它记下了平城内54名信士女在云冈11窟东壁雕造95尊石佛的缘由，对文成帝复法后佛事中兴的“盛世”称颂有加，对当权者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此题记书法高古质朴，墨酣笔凝，温文敦厚。基本面目是楷书而存隶意，结字方而略长，宽绰而外拓，略呈左高右低之势。用笔以圆笔为主，偶然杂以方笔，更多一些手书的意味。结字不拘方整密集而是笔圆体博，体势非右昂反呈右垂之势，横画捺笔收笔处无上挑之态。 云冈石窟北魏时期最早的造像题记，是第11窟太和七年（483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最晚的是第5-40窟和第4窟正光年间（520-525年）《为亡夫侍中造像记》。第6窟的《道昭铭记》、第19-2窟的《一儿铭记》、无名窟的《王三、周师儿铭记》，虽无明确纪年，但据字体和场景可认定为北魏时期所刻。从铭文内容上看，几乎全部都是发愿文，铭文中的魏碑体雕刻字口刚劲、古拙，是具汉隶遗风的新书体，作为研究早期魏碑的珍贵实物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1956年出土。这是云冈石窟难得的一块完整的造像题记。其石为云冈细砂岩，略呈方形，高30厘米，宽28厘米，字迹大小不一。全文共楷书10行，行12字，共110字。原文除首尾稍有缺泐外，大部完好。此记末行年号已漫灭不可连缀，所幸第二字右半“月”字尚存。考北朝年号，第二字右为“月”者，有孝文帝承明，宣武帝景明，东海王建明和北齐废帝乾明，而其中数到四年者惟有景明，就此断定此碑年代为景明四年（503年）。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书法极佳。纵观其以圆笔为主，宽博雄浑的书风，应与魏碑名品《郑文公碑》相类。特点之一是圆润冲和。此记用笔几乎是笔笔中锋，不似一般魏碑书体大起大落的方头重脑。另一个特点是宽博从容。结字方整，笔势开张，宽厚稳健，古朴闲逸。 现存云冈石窟造像题记是研究云冈石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石窟造像题记虽然存世较少，但其叙述上具有民间化、范式化的特征，内容上宗教性与世俗性并存，无论是佛像称谓、题记人身份、性别、起名等，还是题记叙述模式、叙述时间、书写特征，一定程度上均折射出北魏的宗教、历史、习俗以及民族融合等社会现实。 云冈石窟和洛阳石窟造像题记同源异流，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佐证北魏历史、文化。洛阳魏碑切金断玉，平城魏碑方圆并用，这些品种繁多的石刻书法争奇斗艳，绚丽多彩，形成了自汉以来石刻书法的第二个高峰。 时移世易，岁月剥蚀记忆，历史化为传说。幸而刀锋之下，尚有文字和形象残存，化为几道伏笔，述说着那些不曾消逝的风谲云诡、渺渺浮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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