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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到钟明善先生那里请教，说起民国时期的书法，我说：“草书有于右任，隶书有寇遐，篆书有张寒杉，行书呢？” 钟先生说：“你的乡党王雪樵。”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王雪樵。 第二次是从汪运渠先生的口里。汪先生是民国书法史研究专家，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那天他讲王雪樵便是这样，不停点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当然如果是你不感兴趣的话题，那还真成了一件考验耐心的事情。但自钟先生那天说了王雪樵之后，我便有了好奇心，很想听听汪运渠先生的长篇宏论了。  书法家王雪樵 汪先生是去过陕北的，也采访过王雪樵先生的后人，并占有大量的资料。由汪先生口中得知，王雪樵为陕西神木人，一九一五年就读于北京政法大学，一九一九年从政，因与当局政见不合，一九二三年归隐神木，一九三九年病逝内蒙古沙王府。 当然汪先生还说了很多，为了叙述方便，我都放在了后边。第三次知道王雪樵是因为狄马。狄马乃著名思想随笔作家，陕北人，与王雪樵的孙子武广韬熟识。 武广韬知我是书法爱好者，便托狄马送我一本《王雪樵书法集》。这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曾因钟明善和汪运渠先生的介绍，特去网上看过王雪樵，今天狄马专程送来，不免喜出望外，不等递出便伸手拿过，并迅疾打开。 最强烈的印象就是扑面而来的书卷气。继而是古气和骨气。流畅中不失生涩，方正中又兼飞扬。四体俱佳，风标一统。立时便觉得此君与古人比肩，有大师风范——百看不厌，耐人寻味。及至家中，再细看，方知此书有新意也。  王雪樵先生天才充沛，幼而好学，少有书名，十二岁用榜书为神木凯歌楼题匾，被誉为“神童”。一九一五年入政法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广泛临池，遍涉汉魏六朝，同时喜搜碑帖，常出入书肆坊间，每得一册则爱不释手，心摹手追，指天画地。归隐神木十多年，更是沉浸书法，如痴如醉，每日临池不辍。他曾对弟子说：“天分聪明者，也需垛两三房纸练字。” 有一次王雪樵为山西忻县 一富人写寿幛，未收润笔，富人过意不去，用四头骡子驮纸八垛相赠。这八垛纸相传约有数万张。王雪樵全部用来临帖习字。 一九三一年，王雪樵的砚台被磨得实在不能支撑了，就给砚台包了一个铁壳，并作砚铭刻于砚盖：“砚系袁君伯玉所赠。余浸淫秦汉六朝碑碣，垂二十年矣，此石有劳焉。” 王雪樵国学底蕴丰厚，诗文俱佳，长期精研书之五体，加上巨量的艺海实践，使他的书艺之基宽厚坚深，臻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境。 因为有汉隶的充足营养，王雪樵行草书古朴厚重，笔致苍劲，风骨宛然。其行书用笔以方为主，铺毫而行，沉着稳健，凝练厚实，像音乐一般节奏铿锵，气脉贯通。有至情至性之鼓荡，无靡弱浮滑之轻佻。点线充满激情，气息直接古贤，形成了民国时期书风不同时流的上佳构建。  钟明善先生评王雪樵说：“他以隶法方笔入行草，以草法入隶楷，形成了源于古人，异于古人的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拙朴、雄健、丰厚、生犷、含蓄、直率，力感特盛。” “（其行书）直可与董其昌、王梦楼、刘石庵、张船山诸大家作品相伯仲。” 王雪樵先生年纪轻轻达到如此境界，书坛一直争论不休，以为书法臻入佳境，必然要有“年份”，其说源自孙过庭“人书俱老”。但纵观书史，也有不少个例突破了这一定律，譬如王宠的小楷。 王宠年仅四十，却以小楷跻身中国书法史。这就是我题目所言的“书法史上的卡夫卡现象”。领域不同，但创造性共同。历史总是青睐那些有创造的艺术家。 卡夫卡年仅四十一岁，但在小说方面，却创造了“象征直觉”的手法；王雪樵只有四十六岁，却也创造了“方整而又流畅”的书法。正如王宠的“疏淡”小楷一样，他们的相对岁月都不长，而创造意识却是共同的。一切艺术因为创新而有位置和生命。 有人因为生辣而自成一家，有人因为拙厚而自成一家，王雪樵则以“峻畅”而自成一家。连接魏碑楷书与行书之天堑，需要百练成钢的功夫和统领万象的才情。于右任可以，沈曾植可以，王雪樵可以。  王雪樵在创新上是自觉的，这从他数次书写康南海的《论书绝句》可以看出：“异态新姿杂笔端，行间妙理孰为难。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屠仔细看。”他曾自言学书取向应“浸淫秦汉六朝碑碣，摒除帖学浮华之媚”。在“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学魏体”的晚清民国时期，王雪樵正是身体力行汉魏风骨的碑派书家，也是最具明确创新意识的书家。 他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更令人振奋的，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全都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 曾国潘曾对儿子曾纪鸿说，希望你能写一笔柳劲赵畅的字。那意思就是说书法要有“柳的骨力”和“赵的婉转”。他的理想正是王雪樵的实践与成就。 王雪樵的行草书正是“魏碑的厚重”和“羲之的洒脱”。异态新姿，刚健婀娜。于右任在魏碑行书上深深地踩了一个脚印之后，便很快地迈向了草书，而王雪樵则在魏碑行书上流连忘返，反复咏叹，徘徊瞻眺，处心积虑地书写了一大批作品，不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比于右任的行书面貌更成熟，停留时间更长。  海德格尔对于哲学与文学的纷扰，有一种主张，即多思，少说，保护语言和文字。返观王雪樵的书法，似与此说不谋而合。总其一生，年纪轻轻就达到如此境界，无外乎与他的学养深厚，勤奋习书有关。 没有学养，笔头功夫再强，学问之气也难以进驻笔端。就王雪樵行草而言，不管姿态如何变化，安祥静谧之气却始终贯穿其中。日久弥新，耐人寻味。 满清入关以来，康熙、乾隆尽写“二王”董其昌一路，衰靡之风日盛。包世臣、康有为倡导碑学，实际上是在倡导革命。孙中山、于右任等一批革命者皆写魏碑，抒情中有一股尚武之气。 我有一次去国民党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家中，见客厅悬于右任魏碑行书对联“养天地之气，法古今完人”，便说：“这对联威武。”胡景通说：“噢。革命哩嘛。”言下之意就是说对联的作者是革命家嘛，书法自然威武。 从王雪樵的生年看，正是辛亥革命之时，所以其人其字必然尚武。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否定之否定”。方峻的汉隶、魏碑之后，是流畅的“二王” ，之后是丰腴的颜真卿，之后又是写“二王”的赵孟頫、董其昌，如此清末回归魏碑便是必然，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既鼓励汉学发展，又鼓励汉人雄起。  几百年来积攒的精英蠢蠢欲动，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书法在这个时候，几近革命宣言。因此，否定“二王”就是否定满清，宣扬魏碑就是宣扬革命。这是这个时代的特有书风，也是我们理解王雪樵的关键所在。书虽小道，但于传统文化之中，却能寓道德性命之理，该天地星辰之妙。 罗曼罗兰说过：“艺术即宗教。”王雪樵疏离闹市，孤栖于边陲远地，以书法为宗教，苦苦修行，不钻营，不趋势，终以一笔“劲健秀润、宽博开张”的尚武精神兼学人气息的行书独拔艺林。 其成就是耀眼的，令人注目，其精神是伟大的，令人景仰。一切浮华都将随时间而消逝，而先生身上的民国精神却彪炳千秋。 2017年12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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