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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在租界内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屈指可数，笔者搜集了一下共有五条：虞洽卿路（现西藏中路）、朱葆三路（现溪口路）、孔子路（现延安东路在原洋泾浜被填末前紧贴洋泾浜以南的马路名字、浜北称松江路）、麟桂路（也称灵桂路，约现长乐路362弄）、善钟路（现常熟路），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条善钟路的“善钟”二字讲起。 “善钟”为老上海华人地产大鳄陶如增的号，现位于静安区常熟路100弄内的上海歌剧院办公楼就是陶氏家族当年在善钟路上的豪宅。据《川沙县志》记载：“陶如增，字凤山，号善钟。顾家路（今顾路）人。幼寒微，业调马，设善钟马车行于上海，营业甚盛。广置地产于法租界今善钟路一带。租界当局以其名名路。”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陶善钟的起家及“善钟路”的起源。
上海歌剧院（位于静安区常熟路100弄10号） 老上海的养马业在汽车和有轨电车出现之前曾兴旺一时，如“沪西范园（现八五医院一带）被建造成高档别墅区之前曾作为英商裕泰洋行的养马棚”。另外老上海传奇中 “马永贞与白癞痢”的故事如果追溯到历史原型，实则也和养马产业有关，笔者查阅到的主要情节如下“白癞痢原型顾忠溪，早年曾在跑马厅任职，在该领域内熟悉后离开跑马厅自立门户做起了贩马生意并日渐兴隆。马永贞来沪后曾为松江府正营武备教习，据说约1875年时曾以在沪设擂击败外国拳师而威名远扬，马同样也涉足沪上贩马行业，他将北方蒙古、热河、察哈尔一带的优质马匹贩卖到上海，逐步成为了顾忠溪在该领域内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双方据说也产生了数额不小的债务纠纷。1879年马永贞在南京路一洞天茶楼遭顾忠溪等人袭击，重伤不治身亡”。为“贩马”而不惜大打出手，由此可见该行业其中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 与顾忠溪有着相似“打工经历”的陶善钟显然要比他这位“容易冲动”的同业者精明许多，他在离开跑马厅“单干”后先是在他的“老东家”旁开办了一家“善钟马车行”，以方便就近引进马匹，等业务扩大后再将触角延伸至其他地域。比如：在1920年版的《上海商业名录》中我们就能看到在“善钟马车行，法租界徐家汇路二五八号，电话四八三八”等记录。陶善钟从“马”这里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同当时大约同时期的华人地产大鳄程谨轩、周子莲（也称周莲堂、其子就是后来名震沪上的周湘云、周纯卿）等家族一样，陶善钟家族的暴富同样也源自于“购地”，他们的动机或许都来自于传统中国人对于土地拥有的向往与依恋。 时间来到1901年，就在约一年前刚刚将法租界西界拓展至打铁浜（约现重庆路、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以东一线的法国人“越界筑路”，在当年西江路的延伸路段（西江路与其延伸路段于1906年改名为宝昌路、1915年改名为霞飞路、1943年改名为泰山路、1945年改名为林森中路，即现在淮海中路的前身）与英人辟筑的徐家汇路（该路于1862年为抵御太平军东征而越界辟筑，1921年改名海格路、1943年改名华山路至今。 约在1862年同时期法人也曾开辟过一条徐家汇路，至今上海仍留有一段“徐家汇路”就是当年历史的见证，从现徐家汇路沿现肇家浜路周边一带至徐家汇大致也就是当年“法徐家汇路”的路径）之间再新开辟了一条马路以连接二路，这条马路就是以“陶善钟”来命名的“善钟路”，该路在1943年后改名常熟路至今。因当时新辟马路周边的土地很多均为陶善钟所有，故据说陶在此期间出让了部分土地以供法人筑路，当然法人也以“善钟”来为这条新辟马路命名以作为“回报”。
上海歌剧院内景 十三年后的1914年，法租界再次大幅西拓至现华山路一线，陶家在善钟路一带的地产几乎在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当然在此期间笔者还需要提及一下作为租界内土地凭证的“道契”问题，因陶善钟在现常熟路一带大量购置土地时，法人的势力尚未拓展到这一地域，但到了善钟路开辟后，如何将陶家的土地在法人处同样也获取“合法地位”是摆在陶善钟面前的头等大事（租界内象征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凭证是“道契”，但按照租界《土地章程》规定获取“道契”又是洋商侨民的特权），机会在1901年便降临在陶家头上，在陶善钟的帮助下，由侨民白兰泰（William Brandt）和陆舌儒（W.L.Roders）等人创办了泰利洋行，陶善钟先以“洋商”泰利洋行的名义出面为陶家土地申请注册并领取“道契”然后再“过户”给自己，这种以“洋商”名义变相获取土地的方式又称“洋商挂名（挂号）道契”，在当时租界内的土地交易中十分普遍，“洋商”还能在此类交易中获取单笔少则二三十两、多则上百两的“过户费”，可谓收益颇丰，我们从泰利洋行创办人之一白兰泰在现华山路1164号（近江苏路）旧宅的规模来看就可依稀联想到昔日“泰利”的阔绰了，笔者在上文中提及的地产大鳄周纯卿后来也成为了泰利的“康白度”（为葡萄牙语comprador的译音，即买办）。 总体来说有关于陶善钟的故事还是留有许多空白处有待后人解密的，除据《川沙县志》记载陶发迹后曾参与到许多慈善事业以外，据现在能查阅到的信息来看，位于常熟路的陶宅在“汪伪”时曾做过“中央储备银行”的行址之一，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政府拨给同济大学医学院使用，上海歌剧院入驻这里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除上述信息之外，需有待专业领域内进一步挖掘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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