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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书”玺
以“公书”古玺的书体字法和线条风格来看,它与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十分相近。侯马盟书出于山西之古晋,而“公书'亦为“晋'玺,虽然一是墨书,一是铸刻,但从文字意识上看则非常相似。考虑到侯马盟书是春秋末期之物,“公书”晋玺也被有些学者拟为春秋玺而不是战国玺,年份可以再往上提几百年。亦即是说,它不是战国韩、赵、魏三家分晋时之印玺;而可能是春秋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卿专权即晋平公时之印玺。此外,战国竹木简牍中有许多书迹的文字字形及线条用笔,与'公书”文字字形用笔几乎如出一辙表明在春秋晋域与战国晋,地的一脉相承过程中,共同点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玺印、鼎彝、陶文、竹木简牍作一并列,在其间作横向对照,可能这种感受更深。
关于“公书”玺的形式,最明显的是没有边框。这与目前我们习见的三晋玺乃至战国前后传世诸玺的形式大相径庭,那就证明,“公书”玺肯定不是一般的春秋或战国古玺。它是否是我们认为的古玺印通常必有取信功用的定位?恐怕不一定。战国官私玺当然主要是取信之用,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它的成熟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关于战国玺之前的春秋玺的形态,目前争议还是很大,在断代时还难以取得完全共识;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功用”:它可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单一“取信”作用;不排除有其他功用的存在。二是“形式”:目前在已知大批战国玺的稳定的小印宽边朱文玺形式之前,一定会有个相对丰富又不无混乱的玺印形制初始时代。以此来观照“公书”玺,我想也许可以有如下的推断。
(一)“公书”古玺如果只是一个封书的标记或曰标牌式作用,如果它不是基于习惯上的取信之功用,而是作为分类(如公文简牍文书)“类”的标记与“私书,简牍的分类相对;那么虽然它也用于封泥钤印之用,但这个用,不仅仅是为了封检保密而设,而是为了浩大的数十万枚简牍依序保存作分类标识而设。所以,“公书”玺未必是我们习惯上认为战国古玺以取信为中心的全部概念内容。它显然还有另类的一面。
(二)“公书”古玺因为可能不是实际的标准印玺,因此它在形制上还没有或者不需要达到战国古玺这样统一的稳定形态;更有学者还据此认为它可能是更早的春秋玺。但无论如何,只要它既然是印记,当然也还是钤于封泥;但因为没有取信的功用,对于宽边朱文官私玺讲究统一格式以便取信于人的严格形制要求而言,它的表现可能更灵活多变。“公书”玺之所以会全部“去边'而只靠文字本身来支撑印面空间;这样的特殊做法,在当时,应该是在玺印取信功能上有所欠缺而不为人喜;因为没有宽边即没有框格限界,缺少稳定可靠规范的意味。但如果不是印玺,而只是一种分类标识,那上述的批评理由就不一定成立了。
此“公书”古玺原物最近展出于孤山之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展览名称为《戎壹轩藏三晋古玺专题展》。最近几年,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了不少有鲜明主题又有罕见珍品的中小型专题性展览,有明显的学术高度和精度.广受业界同道赞许;又与每年西泠印社大型活动如春秋两季雅集的大型展览、大型创作研讨会形成宝贵的互补,为把杭州打造成为'金石篆刻之城”贡献卓著;而杭州市民也才有幸看得到像“公书”古玺这样不世出的宝贝。这样的眼福和运气,连我这个研究印学近40年又在西泠印社工作多年的人,也是头一回撞到。噫! 陈振濂，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院长、《西泠印社》社刊主编。 文章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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