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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几次前往宁波寻访书楼，而几乎每次都会去寻找蜗寄庐，不知什么原因，却始终未能找到。2017年11月5日下午两点，我在天一阁有一场讲座，而上午却没有安排。于是我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徵社长以及林岚、陆文君两位老师一并进行了半天的寻访之旅，此程的第一个寻访目标就是孙氏蜗寄庐。 找到大沙泥街 从查到的史料上得知，蜗寄庐位于塔影巷，然而无论是地图还是手机，都难以找到这个名称。好在资料记载此巷位于一片旧街保护区内，而这片区域的地点有着大致的方位，其位于大沙泥街的左侧。于是，此街成为了我们寻找蜗寄庐的方位指南。 远远地看到了塔影 我本以为这样的名称应当是一条小街弄，然而眼前所见的大沙泥街却是宽阔的主干道。站在路边完全看不到旧城保护区的痕迹，好在透过右前方茂密树叶可以望见一座古塔的上端。既然蜗寄庐位于塔影巷，想来就在此塔附近，至少是塔的影子能够遮挡到的区域。然而天气阴沉，塔影无处可觅，我等几人边争论边向此塔走去。 进入公园之内 古今中外六位名家介绍 光绪年间所刻之碑 塔的下方是一座新修的小公园，公园呈开放式，三面没有围墙，靠右侧有一堵墙，以此作为与小区的间隔。墙上嵌着两块介绍牌，以我的想象必定是公园的介绍，说不定还能从上面找到蜗寄庐的字样。然所见与想象差异较大，两块牌子分别介绍了韩非、黄宗羲、史尚宽、江平、孟德斯鸠、庞德六位人物的生平。这种排列方式，即使脑筋急转弯也想不出该如何将其归类。从韩非到黄宗羲应该相隔了两千年，而史尚宽与江平是现当代人物，后两位则是外国思想家。可以肯定，此六人显然不是宁波乡贤。那么如此组合的意图何在呢？我只好就此问题向陆文君请教，毕竟一行人中数他最年轻，然而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 这几块上也没有蜗寄庐字样 原来是禁毒公园 且不管这六位人物是否有代表性，我希望看到的“蜗寄庐”没在上面却是事实，那么只能继续探寻。在塔前又看到了一块古碑，落款是“光绪十二年”，仔细读上面文字，同样没有发现蜗寄庐。就旁边的另外几块碑一一看过去，依然无果。林岚走过去向几位老人打听，他们纷纷表示只是游客。如今宁波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如何区分本地人和游客，显然并不容易。无奈我等只好继续行进。而当转到塔的另一侧时，终于看到了公园名称——禁毒文化园。这几个字刻在一块不规则的石头上，其他四字涂为红色，惟有那个“毒”字是瘆人的黑。这等严肃主题的公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让我猛然醒悟刚才那个不明就里的组合，原来答案在此：那六人都与禁毒有关。但韩非子时代有毒品吗？设计者的旁征博引让三位出版界人士也大为叹服。 在塔的周围继续找 又看到三块碑 显然在这里找不到蜗寄庐，但既然该庐位于塔影巷，放眼望去，这一带仅有眼前这一座塔，如此想来，其应该在此塔附近。大家决定扩大搜寻范围，而陈社长注意到，大沙泥街对面似乎有一片平房。我们决定先到那一带踏访。于是穿过宽阔的马路，刚刚走到对面，看到路边赫然立着“塔影巷”的路牌。明明有街区，为什么宁波城区地图以及手机导航却完全查不出来呢？真是匪夷所思。幸亏这无意间摸准的方位，众人颇觉意外之喜，于是顾不上吐槽，沿着标牌指示的方向继续前行。 无意间看到了塔影巷的路牌
安静的塔影巷 从指示牌的方向看过去，塔影巷所处是一条仿古街区，两侧均为青砖灰瓦，地面铺着古旧条石。这一带位于宁波市中心，然而却闹中取静。我等沿着小巷一路寻找，整个过程中除了彼此的说话声，竟然听不到任何其他动静。也正因为如此，在寻访过程中也无从了解具体情形。好在陆文君发现了“莲桥第全景指引图”，由此得知，这一带的总名称叫“莲桥第”，而刚才看到的那座古塔名为“天封塔”，天封塔南侧就是这片老街区。在此街的中间位置，横穿南北的一条小巷名叫“塔影巷”。巷的北口是大沙泥街，也就是我们走入之处，巷的南口则为塔前街。蜗寄庐应当就位于两者之间。
仔细在上面查看路径 既然有了这样明确的标示，想来找到旧居应该挺方便。可是我们在这条不长的小街上走了两个来回，还是未曾看到丝毫痕迹。难道这处旧居没有挂牌？不应该啊，因为从资料上得知，当年蜗寄庐将藏书捐给天一阁，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件事，各种媒体多有报导。于是我等四人商量一番，决定扩大寻找范围，向两侧的小巷内探寻。几分钟后，我就听到了林岚兴奋地喊叫：找到了一处姓孙的故居！蜗寄庐藏书递传两代，创始人是孙家溎，而后传给其儿子定观。既然找到了姓孙的故居，至少姓氏上没问题，于是我们赶了过去。
孙传哲故居文保牌 林岚所站之处并不在塔影巷，而是与之相交的塔前街，门牌号为“塔前街4号”。老房子的墙上嵌着两块文保牌，其中一块上面刻着“孙传哲故居”，而房子的门楣上也同样题着这五个字。看来这不是我所找的两位藏书家。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曾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孙传哲也是蜗寄庐主人孙家溎的儿子。于是细看另一块文保牌，果真在上面看到了蜗寄庐的字样： 孙传哲故居 孙传哲故居，清代建筑，其二楼原为藏书楼，颜曰“蜗寄庐”，是现存甬城为数不多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孙氏后裔将藏书分别捐献给天一阁和宁波大学。 孙传哲（1915-1995），系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大师，1980年全国评选建国30年最佳邮票时，其设计的入选作品占三分之一，并曾赴维也纳参加世界邮票博览会，获大会授予的荣誉证书。
此牌上也未讲述孙传哲跟藏书有何关系 我在这段简介中终于看到了蜗寄庐的字样，看来我们确实找对了地方。三位老师为此都挺高兴。可是这段介绍写得跳跃度有点大，其称孙传哲乃是著名的邮票设计大师，而与蜗寄庐的关系却未曾提及。而旁边的另一块简介牌中也没有谈到，但不管怎么说，眼前的这处旧居就是“众里寻她千万度”的蜗寄庐。先锁定目标，其他问题可慢慢探寻。
紧闭的大门 可惜的是，孙传哲故居大门紧闭，我等用力捶门，里面也没有任何回响。通过刚才的这一番探寻，已经能够明显感到这个街区还未正式启用。虽然如此，众人还是不死心，于是围着故居四处寻找进口。
孙传哲故居外观
转到了另一条路上 转到塔前街上，意外地看到了屠呦呦故居，原来屠家和孙家竟然是邻居。两年前，屠呦呦研制出的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轰动，为这件事而撰写的一部书，因此而获得了图书界的文金奖。那年文金奖社科类的奖项总计三个，其中之一是我的《得书记》《失书记》。我的小书能与那么重要的学术专著同获殊荣，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正因为这个缘由，而今在这里巧遇屠呦呦故居，这份亲切之感难以形容。
屠呦呦故居 探寻一番还是难以进入，对于寻访而言，当然是个遗憾。好在书楼难得完好地保护在这里，那就后会有期，说不定下回过来我能得见庐山真面目。如今只好凭借他人的描述，完成对蜗寄庐的想象了。
隔墙仰望蜗寄庐
又回到了门前 周达章、周娴华所著《宁波老事体》一书中，专有一文《蜗寄庐与孙定观先生》，谈到孙家溎：“塔前街上有一户孙家，主人叫孙家溎，原是清末秀才，后在外做茶叶生意。虽说是一位商人，却十分喜好收藏古籍，平时也喜欢写写字，绘绘画。由于经商得法，赚了钱，于是发心收藏古籍，苦心孤诣，四处寻觅，时日长了，倒也购得不少图书，其中不乏珍贵的善本” 这段话说得很明确，孙家溎是靠茶叶生意起家的，赚钱之余，喜欢收藏古书。藏书到了一定数量，需要专门的空间来盛放，所以他就在塔影巷一带买地建起了房屋。周达章等在文中写道：“因嫌原来在三支街的房屋太小，于是在朋友帮助下，在塔前巷一带觅得一块好地皮，在此修缮居舍，建成了三间一弄的两层楼房。楼房分前后两进。前进是一排两层三间楼房，靠西的还建有一间明轩。在中堂前有一天井，天井南边靠墙用青石板垒成一排花坛，种有几棵腊梅，两旁边还栽有几丛天竺葵。冬日，腊梅澄黄飘香，丛丛常绿的天竺葵上点缀的是一串串深红色的天竺果。明轩门口一排三只七石缸，其中一只养有好几种金鱼。中堂前有一条宽三尺多的走廊，中堂两旁是两间卧室。有朋友来一般就在堂前间或明轩就座。明轩间不是很大，倒也有十几平方米，里面除了书桌、椅子、茶几之外，惹人注目的是一个乌红木书橱，据说是孙先生迁新居后，从药行街一家木器店购得，其工艺精巧，足见甬上红木家具制作的精致（该橱现藏天一阁）。”
标牌悬挂方式
颇为精美的石雕 这段描绘十分详细，讲出了孙家溎所建之房的具体格局。而对于藏书楼的情况，文中又有如下描写：“后进是一排平房，两进之间有一个小明堂，也一式放着几只七石缸。整幢楼房约有800多平方米，最有特色的是一间即谓‘堂楼登’的孙先生藏书之地。靠西的一边是一排木橱，橱内大多是藏画和一些善本，临东一边是两把单背椅，中间放一茶几。墙上倒也挂有两幅小中堂。靠北的一边书架上是大批的古籍，书架上还有十来个大书箱。临南窗的是一张写字桌，桌子一边是一把转椅，另一边是一张红木腰鼓凳。据说这一间的家具都是其三儿子孙传哲先生年轻时亲手设计监制的，一式山桃木料，黑的底色上过白漆，因而露出一片细而短的白色细纤木纹，煞是好看。这样的家具与楼下中堂的摆设全然两种样式，倒是有些西式家具的味道。这大概是上过美专学过绘画的孙传哲先生的想法。” 这段描写十分传神，蜗寄庐内的情形宛在眼前，其何以能了解得如此细致呢？作者在文中有交代：“笔者是孙先生最小的儿子的学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去过蜗寄庐，也多次聆听过孙定观先生有关藏书的真知灼言。那时笔者尚年轻，曾把祖上所藏书画，请孙先生鉴别。记得有一次笔者拿线装旧本《石头记》《三国演义》等几部古籍和几轴字画去请教孙先生，孙先生都一一指点从不厌烦，尤其是见到《石头记》一书时，大为惊喜，连说这是多么难得的程批啊。”
《录鬼簿》二卷续编一卷 一九六零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本，卷首 原来文章作者之一周达章乃是孙定观儿子的同学，难怪他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资料。而这周达章家中也藏有线装书和字画，当年还特意带去请孙定观鉴定。关于蜗寄庐的整体面积，周文中未曾提及。而杨古城所撰《“蜗寄庐”与藏书家邮票设计师》一文中给出的数据是：“原有楼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层楼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墙围护，楼前有60余平方米的明堂，用作养花种草。” 孙家溎是如何由商入藏的呢？对于这件事，骆兆平在《蜗寄庐赠书目录前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孙家溎先生长于书画，尤善章草，工白描人物，故入藏之书，初以艺术小品为主，后渐及四部，广为收购。藏书中亦不乏乡邦文献，如明陈槐《闻见漫录》二卷，明王嗣爽《夷困文编》六卷，都被刻入《四明丛书》第四集中。先生选书，讲求版本，遇有精本，则以前蓄新刻并加银币换取，故藏书数量虽不多，而版本精美，善本约占总数的一半，构成了蜗寄庐藏书的一个显明特点。”
《录鬼簿》二卷续编一卷 一九六零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本，序 看来，一切缘于兴趣爱好。孙家溎在经商之余喜欢画画写字，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他会购买一些相关书籍来研习。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喜欢上了非艺术类的书籍。从此之后，广泛买书，开始了收藏之路。他买书颇为讲究版本，除了购进乡邦文献，余外则是买难得之书。其子孙定观在《孙氏蜗寄庐捐赠图书文物记》一文中也提到了父亲藏书的特点：“所收版本精美而不求数量，尤以明刊白棉纸本诗文集最具特色，其中不少纸精墨良，宛如新镌。每得一书，即详加考订著录，另纸述之，附于卷内，不作随意批注。尝谓读书当知人、知书并稔悉其时代背景。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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