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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好喝酒，造就了酒市、酒馆和大酒缸的繁荣，同样，北京人爱喝茶，也造就了茶叶庄与茶馆的繁荣。 早年，并没有“茶文化”之说，但“北京饮茶之风极盛，不独上流社会嗜之，即下层阶级如车夫苦力等人，亦莫不皆然。”无论男女老少，还是达官贵人，都以喝茶为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事。古人气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将茶列在其中，足以证明茶是不可少的。 在漫长的历史上，北京市上的茶庄很多，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之茶叶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当时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京人买茶叶是按两计算的，当时北京不足200万人，人均消耗量相当可观。 喝茶的人多，茶叶庄铺的生意自然兴隆红火。开休叶铺的“十之九皆为安徽人”，但后来又朋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产茶叶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经营茶叶。晋人卖茶叶往往与海味同卖，茶叶、海味都不产于山西，晋人卖茶叶自然不会得心应手，只能让位于南方诸省的人士了。 京城茶叶庄茶叶来源有的直接去产茶省分采摘，也有的从天津批来的。北京旧日一些大的茶叶庄亦兼批发，它们主要批给小茶叶铺。大茶叶计砂仅在盛产茶叶的地区，如安徽、福建、浙江等省派驻采购人员，而且兴办茶场，使货源不断，且保质保量。北京茶庄与安徽歙县与福建福州的派驻人员最多，在这里他们不但收购茶叶，而且对茶叶加工，将茶叶熏制成京人最爱喝的花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北京饮茶最重香片，皆南茶之重加茉莉花熏制者。”书中提到的香片茶，大都在产地熏制，也有部分在京城熏制，这样有些茶庄有了“前店后厂”的特点。 北京的饮茶之风最盛在清代，当时“茶店(茶叶庄)首推西华门北北拐角之景春号”，而且清吕中的茶叶也从此进货。但是“景春茶色极纯洁，而香味不浓。以香味而论，当数齐化门北小街之富春茶庄，及鼓楼前之吴肇祥为上。若正阳门外鸿记、及汪记、张氏诸茶店，皆色浓而口重，无消腴之致也。”到了清末，“景春、富春皆久已歇业，惟肇祥独存耳。” 今天，京城尚有几家标着吴肇祥字号的茶庄，主要分布在西城区一带。 民国这后，饮茶之风不衰，茶叶庄也在兴盛之中。但是开茶庄不是件易事，故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说：“外省外县人极难经营茶行，即使有人开茶叶店，亦须请皖歙人帮忙，如庆隆茶庄就是由皖人相助而直北安次县人开的。” 前门大栅栏的张一元茶庄，在北京乃至华北一带，享有盛名。张一元茶庄开业于民国元年(1912年)，创办人张文卿系安徽歙县定潭村人。张一元茶庄是张玉元茶庄的分店，最初设在崇文门外花市，后来方在大栅栏里站住了脚，并经营至今。 北京的茶叶庄的字号很有意思，不少茶庄喜欢用店主姓名为店名，如吴肇祥、吴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吴元泰、吴永和等等。在经营茶叶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说，即是六家大茶叶商，这六家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 北京人买茶叶，一般人家论“包”买，茶叶档次不同，每“包”价钱不一，每“包”可沏一大壶。小康人家按两购买，很少有论斤买的。茶叶庄的茶叶包特讲究包装，包好的茶叶包好使掉到地上也摔不散。对于一些家境不佳的人，去茶叶铺时不买花茶，只买些茶叶末之类的茶叶下脚料来沏茶喝。 民国2年(1913年)，北京茶庄组织了茶行商会，当时有会员97家。到了1919年，则发展到122家之多。至于没有参中茶行商会的小茶叶铺及代卖茶叶的杂货铺更多。 北京人与茶关系密切，除去茶叶庄买来茶叶自沏逢饮外，还有不少人喜欢到茶馆里却品茗饮茶。旧京茶馆之多并不亚于茶叶庄铺。 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每日演日夜两场评书的，名为书茶馆；此类茶馆标榜“开书不卖清茶”。卖茶又卖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馆；此外还有什么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等等。 大茶馆系老舍先生《茶馆》中那种茶馆，此类茶馆常冠以轩字字号，如天利轩、天宝轩、荣盛轩、天寿轩、天汇轩等。在大茶馆内又有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之别，主要是针对大茶馆内提供的饮食、茶点而言。 大茶馆走“红紫大运”是在清中叶。当时国势未衰，“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家有余粮，人无菜色，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不上茶馆去哪里消遣?于是大茶馆便发达起来了。”每天坐大茶馆里品茗吃茶的人不少，故而有人曾讽刺道：“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仁版人。” 大茶馆是为“头等”闲人开的，民国之后那些前清遗老因没有了“铁杆庄稼”，无闲钱再去大茶馆添补无聊，大茶馆便一个个关门大吉或转业，让位于其它类别的茶馆。 书茶馆就是带演评书、曲艺的茶馆，在这里喝茶不但要花茶钱，还要掏听书的费用。此类茶馆大小不一，主要的照顾主儿是些闲人，他们来此品茗听书，只是消遣而已，并没有其它目的。为了吸引茶客，这里说的评书都是长篇的，每说一段打一回钱，要享受真正的评书艺术，茶馆并不是个好去处。 清茶馆是旧日京城最多的。此类茶馆以卖茶为主，从早晨开到晚上，一天人不断。早上来此喝茶的以溜早儿的养鸟人和找活儿干的手艺人为多。早年诸如“窝脖儿”(搬运工)及厨行、瓦匠之类的手艺人喜欢在茶馆里“候工”，如果找这些人干活，也到这里来找人。当时京人称这是“作攒儿”。 清茶馆在白天比较清静，一些茶客只是沏上茶在这里打个盹儿，或下棋。什刹海旁二吉子茶馆、隆福寺二友轩茶馆，在二古十年代时，当时的围棋名手崔云趾、象棋名手那健庭分别在二吉子、二友轩茶馆里下棋。 京城茶馆中还有野茶馆。野茶馆是以幽静清雅为主，一般是矮矮的几间土房，支着芦箔的天棚，荆条花障上生着牵牛花，砌土为桌椅，砂包的茶壶，黄沙的茶碗，沏出紫黑色的浓苦茶，与山村野老闲谈，话一话桑麻，眼所见的是天际白云，耳所听的是蛙鼓蛩吟，这才是野茶馆的本色。 野茶馆是季节怀的，秋末一一关门，人末一一开业，茶客多为“踏青”、郊游的人。一些野茶馆设在朝外二闸及城内什刹海等游览区内。野茶馆本小利微，开此类茶馆者，大多是“以茶会友”，并不想从中发财。后来，因公园里设了茶棚、茶座，此类野茶馆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开茶馆者并不标榜自己是弘扬“茶文化”，其“摆开八仙桌，执行十六方”不过是养家糊口而已，因此“开茶馆，图兴旺，江湖义气第一桩”。旧北京不少开茶馆者颇讲江湖义气，有时为了买卖的顺当和义气，不惜一切，像天桥的王家茶馆(俗称王八茶馆)便是一例。 开茶馆争的是辛苦钱，起早贪黑，终年辛苦，尤其是当茶房的更是如此。如遇个别钻不讲理的茶客，他们还要忍受打骂。 北京的茶馆在50年代中期后，几乎都不存在了，这里除有钱少利微的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生活习惯、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旧日那些天天泡在茶馆里的人，不少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阶层，他们也没有闲功夫坐在茶馆里扯闲话、侃大山了。没有了顾客，没有了“上帝”，茶馆“关停并转”便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近年，京城又恢复了几个茶馆，这些茶馆虽在形式上效仿旧北京大茶馆，并有文艺演出的助阵，但因其不服务于大众，收费昂贵，华崦不实，只为海外旅游者解闷，难有生命力，故不可与旧日之茶馆相提并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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