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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饶公是个奇人。我时常登门请教的耆宿罗锦堂先生，曾如此评价老友饶宗颐。 与罗先生聊天时，总听到有几则关于饶公的风雅趣事。我与饶公素不相识，起初闻之，不以为意，慢慢听多了，一位温厚可敬的学者形象，便在我脑海里鲜活起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先生由香港新亚书院移帐香港大学，其时供职于港大中文系的饶公是推手。俩人之前从未谋面。饶公透过罗先生时常在《大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窥其文学功底，印象深刻，乃致信至台湾，诚邀罗先生来港大教书。香港大学为英国政府创办，待遇佳，门槛也高。抗战以来，大批流亡香港的内陆学者，争先恐后挤破头，希望在这块学术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港大中文系的系主任Frederick Sequier Drake（林仰山）是英国人，英美教育体制迥异，单凭教师称谓，可略窥一斑。教授之衔（Professor)独一无二，冠于系主任头上，副系主任为Reader，其他讲师如饶宗颐（也就是现今的教授级别）则为lecturer。英籍系主任虽略谙中文，但对中国文学方面师资的筛选，全赖饶宗颐。
1964-65年度中文学会主席黎翰兴毕业（右一），与饶宗颐（右二），罗香林（右三），杨维桢（左二），罗锦堂（左一）老师合影。 接获饶公的信时，刚刚荣获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第一文学博士证书的罗先生，正整装待发，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这是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费心安排的一局棋，其时，钱先生应邀去哈佛演讲，而他的中国文学史课由谁来接替，颇费心思。他想到了罗锦堂，文学博士来教文学史，是再合适不过的。无奈台湾和香港方面管治极严，两地互不通往来。急于求才的钱先生衹好另辟途径，将锦堂先生推荐去日本京都大学一年，由日本迂回来港。如此一番苦心，罗先生怎能辜负，便婉言谢绝了饶公的好意。等到了新亚书院任教一年后，港大再次向罗先生展开双臂，打发两位研究生来请。罗先生权衡许久，最终，他带着对钱宾四先生的无比感激与微许歉意，跨进了港大。 难以想象，门槛高耸的港大，论资排辈、讲究学历的英国人，如何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使得只有中等学历的饶公，轻而易举地跳入了龙门？悉知原委的罗先生解释道，不能这么说，港大能请到饶公是港大的福气，也帮助他们有眼光。单靠文凭这把尺来衡量饶公的学问，过于窄短，不合适，要看他的学术成就，犹如钱宾四和沈从文这些大家一样，他们都是自学成功的典范。 饶公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他治学的领域很广，经史子集，以及东西方文字学他都涉猎。借用体育方面的术语来比喻的话，竟是不折不扣的十项全能。他的中学老师当时就惊讶于其学识渊博，甚至认为，这孩子可能是在娘肚子里读完书才出世的。学校这口鱼缸太小，放他进大海比较合适。饶公也坦承，学校的教育是模型似的教育，于他太浅，太窄，他宁愿自己在家中自学。若说今天能有所成就，应归于他没走读大学的路子，高等学府能够学到的，可能是一两个门类，但父亲给他打开的这片天空，是无边无涯的，其广阔的程度，非大学里哪一个专业容纳得下，他简直就是天马行空，无科不修。 当今许多家长为孩子读书，煞费苦心，又是送贵族学校，又是上重点班，甚至干脆让孩子住进老师家，开小灶，花样百出名堂繁多，但其效果甚微。这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何种教育体系能培养出像饶公这样的人才？显然，饶公的答案即是，家学。饶公祖上世代经商，拥有数家钱庄，为广东潮州首富。到父亲饶锷这一代，商字前面则多了个儒字。凭借殷实的家底，曾游学四方的父亲，平生致力于考据之学，且工于诗文词章，谙熟佛典，尤喜谱志，其著述甚丰。他不惜重金四处收购各种珍本孤本，并为这些心爱之物筑了一座两层楼的书斋，名为“天啸楼”。且不说那莺啼花香，雨打芭蕉的书斋是如何的清幽典雅，单看里面储书达十万册之丰，就令文人墨客们羡慕不己。
港大老师罗锦堂（右三），饶宗颐（右五） 如此人文厚重的书香门第，培养出的是个性迥异的少年饶宗颐。他爱独处，不随聚众，整天浸淫于看似单调，实则富饶的线装典籍中。父子感情颇深，家父对他的影响很大，学习之余，他常替父亲整理书稿诗集。十六岁那年，父亲因劳成疾而英年早世，留下书斋和钱庄以及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作为长子的饶公，在财富和学术之间，无力两头兼故，只能做好一件事。他选择把精力投放在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上，以便父亲的学术能得以延续。如此以来，生意得不到照料，家财在他手上，慢慢地散了。可是谁又能说，像饶公这样的读书人，不是富比王候呢？ 两年后，他将这部网罗潮州历代学术源流，文人学者的著作以及地方历史文献巨著相继完成。其才华由此显现出来。当时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的罗香林，慧眼识英才，将二十余岁的饶公聘请到大学教书。这些逸事皆为罗先生进港大后，罗香林在闲聊时透露出来的。其后，顾颉刚编《古史辨》，也曾力邀帮忙，他来香港后又协助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等。可见，饶公的学问是深厚广博，有目共睹的。如此说来，饶公任职香港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进港大的头半年，因研究室尚未整理出来，罗先生有幸与饶公同窗共室，面对面办公达半年之久。饶公在港大教文字学、诗词和文学批评等，罗先生则教中国文学史。好的教师，课堂上不依赖于讲义，饶公也是如此，他常常取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已研究，尚未发表的东西与学生分享。他强调，文、史、哲、艺不分家，应综合地研究。 俩人之间的交往，就从这时候开始。他们常常相约在学校旁边的咖啡馆，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神情愉快地谈文说艺。喝着甘泽润喉的工夫茶长大的饶公，不知何时开始，对香浓微苦的咖啡情有独锺了。罗先生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与罗先生初次相识，是在夏威夷大学的学生餐厅。年近八十的老人家将我安顿在座位上，不容我坚持，转身去买饮料，我祇好独自坐在喧闹的餐厅里，忐忑不安地等着。片刻，只见罗先生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笑盈盈地走过来，显然是看到我脸上的歉疚，罗先生毫不介意地说，我天天来这喝杯咖啡，这里我很熟，你不知道去哪买。西方的绅士风度，和东方文人的儒雅，在老人身上兼而有之。这感人温馨的镜头，一直存于我脑海。我酌磨，罗老喝咖啡的习惯，应是在香港跟着饶公养成的。话说回来，即便是聊天，他们也要将光阴消磨在做学问的探讨上。当饶公引出甲骨文的话题时，罗先生便如数家珍地畅谈对各朝代的甲骨字体的看法。饶公作诗，罗先生唱和。饶公曾以山水画相赠，罗先生则将所画的《蝴蝶图》请饶公题字。读书的乐趣，艺术的欣赏，互相堪查，互相印证，其趣味和爱好，很快将俩人引为莫逆。即使罗先生搬入自己的研究室后，俩人仍是经常相谈，形影不离。 港大中文系的老师不超过十人，（那时的港大中文系，等于现在的文学院，文、史、哲教师皆有）包括哲学大师牟宗三，历史学大师罗香林等这些大师级人物，但饶公和罗先生之间却走得较近。饶公长罗先生十岁，五十开外，中等身材，清瘦。开口闭口以锦堂兄相称。罗先生则一直称其为饶公。恭谦有礼似乎是那个时代的风范。饶公是个好好先生，从不生气，即便有人恼怒他，措词激烈，他仅笑笑，毫不动气。如此豁达的胸襟，无疑让对方相形见拙。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一般人难以做到。也因此，饶公格外为人所尊敬。
饶公百岁庆祝 凡有新事物必学，有疑必问，这是饶公的长处。他喜欢追根诘底，抓住一个问题，穷追不舍，永远保持着年轻人的好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份好奇不能升官，不能发财，别人觉得很无聊，他却乐此不疲。饶公到哪都提个黑皮包，里面装着一堆问题。遇到合适之人，即从包里掏出一叠卡片，挑拣出几张，虚心而又不失时机地向朋友请教，与人探讨。如得到满意的答复，便乐不可支。 饶公遇什么人讲什么话，他的国语讲得比绝大多数香港人要好。设若对方是外国人，他不懂，就当即请教外语。罗先生有一套法语教材，被饶公发现，提出借用，罗先生面有难色，书中每一页都硃笔圈点过，还密密麻麻写满笔记，实在拿不出手。饶公全不介意，反倒认为，笔记越详细越好，便于他自学。没想到法语的学习，为后来去法国研究敦煌艺术，查阅索引，打下基础。新亚书院有位德国籍的女学生，中文名叫李曼，研究方向为广东方言和俗语。她一直旁听罗先生的课。李曼也常与罗先生，以及当时在新亚兼课的饶公一起闲聊。母语为潮州方言的饶公，乐于向李曼介绍广东的民俗的同时，意识到，人家大老远从欧洲跑来学中文，自己近水楼台，何不向李曼学学德语？于是他的书架上又多了一种语言的书。有位印度领事馆的人找饶公请教说文解字，饶公兴致盎然，同领馆的人学起梵文来。 罗先生曾好奇地问饶公，为何去研究天书一样难懂的梵文。饶公颇为自得地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但印度的文字是谁造的，印度人都不知道，我研究出来了。”那种自得意满的神情无异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至于是谁创造的梵文，罗先生听过也就忘了。不过，此研究论文早已发表，这里暂不去追溯。 众所周知，饶公贪爱书成癖。这一点是步其先父的后尘，一遇好书，千方百计搜购。家中书籍究竟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无从知晓。那些书绝大部分是自己掏钱购得，部分为别人赠予，而借之「忘」还的也有，他似乎很乐意替人保存书籍，即便他人无此要求。罗家伦曾赠送两本个人诗集给罗先生，内页有“赠锦堂宗兄”（两人皆姓罗，同宗）之签名。另有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送给罗先生的一套个人诗歌全集，共四本，并有签名，罗先生尚未来得及翻阅，被饶公借去先睹为快。这些书连同那套法语教材，一直由饶公“保存”至今。大半个世纪过去，罗先生无需付分文场地租金，衹是想看这些书时，得驱车下山，去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借閲了。又据罗先生回忆说，他们举家从香港迁往夏威夷时，有个搬家工人替他搬运行李，见罗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就说，教授家的书真多，不过香港藏书最多的，当属港大的饶教授，为他搬家，光书就折腾了好几天。常去饶公罗便臣道（Robinsonroad)的寓所登门拜访的罗先生，自然不会忽略那磊磊落落于三四个房间书架上的书，他在《忆饶宗颐教授》的七言绝句中写道：“芸窗独坐净无尘，满架诗书未是贫。”并在附识中补充云，饶公藏书甚富，为香江第一。看来此言不假。搬运工的苦衷，罗先生当然能领会，他笑言：你遇到秀才了。俗话说，秀才搬家---尽书。
饶公山水作品 在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饶公对它的情怀常常溢于言表，曾无数次慨叹，香港成就了他，没有香港，就没有他的今天。此话有言外之意。饶公于1949年移居香港，作爲一位学者，虽身在殖民地，但治学的环境却是得天独厚，执教于港大给了他宽阔的学术自由度。当大陆的文人学者正饱受十多年漫长的严寒困苦，身心受到禁锢时，他的事业正艷阳高照，高歌猛进，不时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之间，以至于数十年来的治学能一以贯之，没有断层。这样的无心插柳，却获得一片柳荫，无怪乎饶公对香港感恩戴德。许多人称香港为“文化沙漠”，饶公完全不认同，他以自己来现身说法，向世人展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即使是，他也可以使它变成绿洲。因为，所谓文化沙漠也好，文化绿洲也罢，都是人以为之。 他读万卷书，甘于清寂，他行万里路，不计路遥。为了研究甲骨文，他专程赴日本的京都大学。面对被日本人收藏的数千片甲骨文，他内心的激动自是不言而喻。但看到人家对古物保存的态度；祇要是有历史性，全保留下来，哪怕是一张纸，也不会丢掉。而多年来国人糟蹋自己的古物，经常被当作废物抛弃。“许多故宫的精华，久已被那些白蚁式的管理人员暗中蛀蚀得差不多了。”看看外国人如何爱惜他们的文化结晶，回头再看看我们一班不争气的子孙怎样地遭贱文物，不禁汗颜无地。相比之下，日本保护古物的精神实让他感动。他承认，第一个影响他的人是日本人。他们同世界学术研究界接轨比中国早，知道如何尊重与爱护文物。 为一睹敦煌手卷的真迹，饶公飞去法国。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1908年在敦煌做考古发掘，将第十七洞里发掘出来的敦煌手卷及一些艺术品运去法国，藏于巴黎图书馆。由于大陆当时与外界失去联系，西方汉学家无从接触中国的资料，而内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无法与外界接触，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敦煌手卷目录资料仅很少部分经过研究。这个时期，香港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在饶公的协助下，法国方面加快了目录的研究工作。饶公如此奔波努力，为的是对得起祖宗的心血结晶。毕竟，那些同文同种的邻居，正试图移花接木，向世界夸耀自己为东亚文明先进。如不再加紧，将来在世人的眼里，也许这些文明都会认为是别人的荣耀了。值得庆幸的是目录现已编写完成。是香港，将两个隔绝的世界连接起来。这个优势很重要，它造就了饶公。随后，他所撰写的《殷代卜贞人物通考》一书，获法国兰西学院(Instituteof France)所颁发之儒莲奖，是研究汉学者之最高荣誉，同样也为中国在敦煌艺术方面的研究争得了发言权。 在大英博物馆，饶公将很大的精力研究该馆所藏的敦煌曲。跟着又行至印度学习梵文，研究佛法。这些也得益于他在港大教书这个平台。港大的课程不多，有时间做自己的研究；待遇好，且提供可观的研究经费，供他在全世界跑。他的论文多达五百多篇，著书六十多本。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约有十几万册，其中个人全集最多的，就香港地区而言，一是钱穆，另一位正是饶宗颐，饶公的全集多达数十本，可谓著作等身。可惜我学识浅陋，竟没有读过他的书，但很欣赏他对音乐，书法和绘画的独特见解，那些都是从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的。 也许因为在学问方面钻研得太深，生活兴趣就不知不觉地趋向于学术而远离现实。他不屑世务。据说，饶公并不常请客，无论在外或在家。有人觉得他怪。用常理衡量，这确实不似饶公的为人。但与他交情深的人都知道，饶公不看重金钱，却吝惜时间，他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应酬，请客上。女儿说，父亲所有收入一分不差交给母亲。每天早上出门，家里人要在他的口袋里放些钱，倘若遗漏，他身上连喝咖啡的钱也没有。夫人很少公开露面，即便是像罗先生这样的好友的家宴，她都从未随夫前往，她专心专意打理家庭，以便饶公能一心一意地做学问。学问做大了，钱也跟着花在有用之处。95岁那年，饶公将自己的书画捐出，筹得三百万，用于保护敦煌石窟。如此慷慨之大手笔，谁再会去计较请客应酬之小事？
饶公作品 饶公晚年笃信佛教。年轻时，他在潮州的老家饱受战火硝烟，天啸楼的藏书大多散失，面对沧桑巨变，他泰然处之，觉得万法皆空，视一切为平常，不受羁绊。他修行的境界最能从书法绘画中体现出来。在罗先生的记忆里，饶公的国画曾以山水见长。到晚年却钟情于写荷花。饶公多次谈到，与荷结缘，因三个原因。先父为他起名饶宗颐，是让他学周敦颐。周氏有一名篇《爱莲说》，文中赞颂莲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美德，代表君子。且佛家有七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啥。梵文的叭咪，意为荷花，代表高洁。再者，荷花的荷也是负荷的意思，对事有担当，这是佛家的另一种精神。 有佛心，即有佛意。曾一度为大陆人看作花花世界的香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作为一个香港文化人，饶公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祇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关心社会，也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自身虽无扭转经济乾坤的能力，但在心灵上愿为港人撑起一片仁爱之心。他用心细致地手书一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献给全港的人民，希翼用佛教通达的智慧，来超脱世俗的困苦，以求心无罣碍。这份爱人以道的善意，开启了香港政府某些官员的心智，他们决定将其墨宝转化为户外的形式展出，让更多人受益于佛教的薰淘，同时也可以打造成一个游览的景点。于是，建造心经简林的计划运应而生。三年之后，果然梦想成真，人们远远可以看到，耸立在大屿山上的三十八根高逾八米的古朴原木上，入木三分地刻着二百六十个字的《心经》原文。其气势雄伟无比。
心经简林（香港） 人一旦进入髦耋之年，身体各部位会或多或少发出对健康的警告。这是无法扭转的自然规律和生理现象。饶公在此时也遇到一个关卡。他调侃道，为求活命，接纳了高人的指点，教他多穿红色。从此，他一改旧时的深色装束，在公众场合，以大红大绿的“俏老翁”形象出现。有时翠绿的马褂上搭配一条深红的围巾，或鲜红的上衣配段绿袖口，即使穿深灰色的西装，也会有一条花色的围巾作装饰，让人眼前一亮。老者，尤其是男性学者，竟敢让如此醒目耀眼的颜色上身，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可是饶公做得到，就如同他探索学问一样的无惧无畏。奇怪的是，这颜色，在九旬的老人身上，明亮而稳重，他受得住，与满头鹤发相得益彰。他的每件衣服质地讲究，做工精致。这与他的涵养，学问，气质和形貌内外统一。不知从何时起，围巾成了饶公个性显现的行头。他的围巾花色多达二三十条，比一般男性的领带还多。活得如此精神，如此精致，如此精彩的老者，实属罕见，也越发觉得可爱可敬了！ 当年纪像藤蔓一样逐渐攀高时，大凡做学问的人都有种紧迫感，想争分夺秒，多留些成就于世间，而不知不觉地加重身体的负担，以至出现弯腰驼背，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现象。他们自主或不自主地向岁月俯首称臣。饶公不愿倚老卖老，他以追逐学问的热忱去追逐健康，他打坐，练瑜珈和气功。九旬之高龄仍能盘腿，可见其柔韧性，他总是立着说话，背不躬，全然无老态。古琴，书法和绘画这些怡情养性的消遣方式，能调动他身体里那股淋漓之元气，流动于他的血脉，充盈于他的四肢，甚至弥漫于他的全身，一直向上，使他精力充沛。如前所说饶公晚年爱画荷花，且尺幅大，一根荷茎长达一两米，往往都是一气呵成。这样的画不仅需要功力，更要有体力。人们惊讶地发现，是健康成就了饶公，至少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有了强壮的身体，他可以为了研究一个问题，跑到原地去考察，哪怕是当时环境相当艰苦的敦煌莫高窟，亲自印证那些困绕他的问题。“源”清楚了，才能明白“流”的脉络。 年岁是饶公学问事业的本钱。他很谦虚地说，一个人有七十几年的时间做学问，再不行也得有些东西留下来。凭心而论，无论从心情，颜容，还是体态上看，饶公都不显得太老。尤其是他那超长的人中，更是让人觉得，98岁的饶公将轻而易举地突破百岁大关。 在世俗的眼光里，一个中学程度的人，能积累那么多的学问，研究领域之广，涉猎范围之深，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无怪乎，今年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之分量最重的“终身成就奖”落在饶公头上。我以为，这种奇迹古已有之，今却难觅，惟发生在上世纪中以前出生的人身上。当今网络信息发达，理应更利于学习，然而，现代人能静下来读书者已不多，能静下来纯为研究学问者，更是凤毛麟角，能甘愿孤独，静下来研究东西方文，史，哲，以及宗教和艺术的人，用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恐怕少于国宝熊猫之数。提及国宝，由熊猫联想到，称饶公爲国宝级的人物，应属名至实归。
资料图 2014年11月檀香山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标题为《奇人饶宗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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