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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瘾: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

 圆角望 2018-02-07

原文以Science has a gambling problem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1月23日的《自然》社论上

研究人员和政府机构对于病理性赌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

据信,病理性赌博影响的人的数量和自闭症及精神分裂症一样多。它会干扰工作,破坏人际关系,损害身体健康,给国家造成巨大的负担。它是唯一被美国精神病学会正式认定的行为成瘾,2013年收录于该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科学界对于这个迫切的问题做出了什么贡献?去年一篇综述回顾了所有相关研究文献,寻找针对真实赌博环境中的真实赌徒精心设计的研究(R. Ladouceur et al. Addiction Res. Theory 25, 225–235; 2017)。总共只找到了29个。


目前缺少研究告诉人们是什么让赌徒坠入沉迷赌博的深渊。

在很多国家,赌博是一项合法的消遣方式。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偶尔放纵一下,乐在其中,无伤大雅。可是,有一小群不幸的人却滑向了赌博黑暗的一面,那么科学家们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呢?是否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让社会控制一下这个获利多来自强迫性赌博而非偶然性赌博的产业?


关键的第一步是透过现象看清本质。2014年,媒体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沙特女继承人、阿曼外长夫人Nora Al-Daher将伦敦丽思赌场告上法庭,指控其允许自己欠下高达200万英镑的赌债。她辩称丽思赌场利用了她的赌瘾,在她已经无法为自身行为负责的情况下,让她在原本的支票限额基础上加大了赌注。法官不为所动,判她败诉。公众舆论也没有表示什么同情。


沙特女继承人并非特例,从正常赌博滑向赌博成瘾的绝望人群达上百万之多。首先,他们需要帮助需要一个以证据为基础构建起来保护他们的体系,而不是同情或嘲讽。


第二步是忘掉赌马和轮盘赌桌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画面。大部分有赌瘾的人都是在线玩。他们确实在“玩”:在线赌博与在线游戏的界限已经模糊,这两种不分国界的产业相互取经,学习如何吸引玩家,让他们玩得更长久。事实上,精神病学家正在重新审视是否需要采用新的标准来诊断电脑游戏强迫症。世界卫生组织拟在今年的国际疾病分类中,将“游戏障碍”列为精神疾病。


关于赌博的研究太少了,而且经费资助不足。研究数据的匮乏程度令人震惊,难以为政策制定者和医学专业人员提供有效信息。亟待研究了解的有各种线上线下赌博活动的元素,如屏幕上可能误导用户对于输赢机率认知的显示策略;以及从流行病学角度研究哪些群体最脆弱、最有可能禁不住诱惑而上瘾。


为了应对问题赌博,许多国家采用了一项正式的、非约束性的负责任赌博策略,它基于2004年的里诺模型(Reno Model),该模型为博彩产业制定了不具约束性的指导方针。这些策略主要是为了设计措施保护那些易受赌博影响的人,包括让已知具有赌瘾的人提前与赌场订立协议,限制赌注,或者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这类人进入赌博场所。目前,少有实证证据证明这些策略是否有效。


在有些国家,因为这些策略而诞生了支持赌博研究的组织,如美国国家负责任赌博中心(NCRG)。该中心成立于1996年,迄今已向研究人员提供了2700万美元的资助。NCRG采用公平的同行评议流程,处理自下而上的研究申请,但是由于它本身受赌博产业——赌场公司和设备制造商等资助,有些人担心研究计划可能被扭曲。


一些社会科学家担心这种情况恐怕已经发生,因为大量的经费都用于支持研究赌博个体的行为,而不是研究产业和社会在其中的角色。他们认为这样会不恰当地将责任从产业(希望使监管最小化)转移到个体身上,并且担心再次出现烟草行业的情况:烟草行业成功将研究重点从产业责任转移到吸烟本身的危险上。根据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民族学家Rebecca Cassidy 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许多研究人员因为上述原因不太愿意接受英国的NCRG——GambleAware的资助(R. Cassidy Int. Gambl. Stud. 14, 345–353; 2014)


公平地说,NCRG的确资助研究了一些围绕赌博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需要保持警惕。一项关乎重大社会及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如此严重地依赖问题的原始制造者是不合适的。政府需要设计和扶持自己的研究项目,确保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卫生组织提供适当的可靠证据。


应该由什么机构领头?赌博不像吸烟损害肺、喝酒损害肝那样损害身体的某一特定器官。因此,有些政府卫生研究机构,如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和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虽然拥有处理物质滥用的经验,但是并未特别参与其中。不过,问题赌博确实会引起健康隐患,不光是因为自我忽视,也许还因为它本身与其它精神疾病存在很大的关联;精神病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赌博本身是否可能让之前已处于亚临床状态的人陷入精神疾病中。


暂不论可能模糊责任的情况,但每一个政府都需有所行动,将病理学赌博问题分派给适当的机构或部门负责。而面对评估和理解赌博影响的切实需求,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做出响应,就像过去科学家们在酒精、烟草和毒品滥用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们的付出令人钦佩。

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105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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