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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中华辞赋》2011 年第 3 期，港总第 21 期 传衍闳雅文体 切勿自坏家门 钱明锵 骈、赋文体，源远流长，典雅奥博，铺采摛光。它是我国古代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体裁，千古年来被视为古典作品中的“阳春白雪”，是文学最高的艺术体裁，是文学的顶峰，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在我们要想突破传统，创新赋体，繁荣创作，这当然得具备诸多方面的要素。但在形体方面如何继承骈散结合的传统，在语言方面如何坚持文白交融的原则，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写文章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意旨。即所谓“文以载道”。不过这个“道”，不是道学家心目中的“圣人之道”，因为那只是一种狭义诠释的“道”。今天我们所说的“道”，乃是广义的“道”，是指论理、记事、抒情、写景等各种内容的文章中所欲说明的理、事、情、景。 写文章，为了“载道”，要别人来相信自己的话，达到教化的目的，就必须具有动人的美感，使人一唱三叹，荡气回肠。《汉书·扬雄传》说：“雄以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这就是说，写文章必需经过藻饰，讲求文采。文，其本义指文采，最有文采的文体当首推骈文。因为骈文有着排比藻饰的字句，叶协宫商的声调。它能细腻亲切地写景，能密缜地说理，能婉转地抒情，因而受人欢迎。古之为文，为了重于意见的表达，随手拈来，都奇偶互用，刚柔相济，尤注重用韵，使得文章容易记诵，便于流传。所以，古代文章，骈散浑然，繁缛华丽。但遗憾的是，文的骈骊化，发展到齐梁以后走了极端，变成单纯追求形式或技巧、完全醉心于自我表现的畸型发展的状态，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以至于趋向僵死，根本不适合生活内容的需要了。于是在唐代初年，开始了骈体的蜕变过程，也就是骈文散化的过程。首先，“燕许”开骈散分而又合之端，以雅参俪，以古杂今。迨至杜牧、李商隐，他们的文章骈、散兼施，文质彬彬，声情并茂，因而脍炙人口。晚唐至北宋，骈文发展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片面学习李商隐，过分地追求形式技巧，变本加厉地堆砌词藻、罗列典故，死守四六句式，又走向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到了宋朝，欧阳修、苏东坡继承陆贽骈散结合的传统，变革四六，创作出更为流畅的“白描”式样的骈文，呈现出独特的风格。但是到了南宋以后，又重蹈雕琢华丽、脱离内容的覆辙，从而逐渐趋于衰落。特别是明代以后形成的八股，更是骈文异化出的一种怪胎，其僵死程度空前绝后。清代虽然是骈体文复兴时期，但八股之泛滥，则是一种逆转与退化。其后自清代，历经民国，直到而今，骈散之争，经久不息，骈文的余绪虽存，但作为独立之文体，在20世纪就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在文坛上已无实际地位可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华诗词送来了新的春天。随着全国“诗词热”的汹涌澎湃，“辞赋热”亦接踵而至。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要想推动骈文、辞赋的改革，促使骈文、辞赋适应当代世界性的语境，贴近现实生活，向现代化创造性的转换，就必须遵奉骈散结合、文白交融的原则。 骈文就其审美特征来说，主要属于阴柔之美。具体地说，它有平衡对称之美，整齐错综之美，声韵和谐之美，辞采多样之美，含蓄典雅之美。正因为具有如此的美学价值，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骈文带着某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字思想倾向，不顾思想内容，单纯追求形式技巧，堆垛，死气沉沉，晦涩板滞。以致成为华而不实的病态美文，为众多文学家所讥讽和诟病。所以古往今来，许多名家都提出骈散结合的主张。 刘孟涂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一文中提倡骈散合一，不能偏废。他说：“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夫骈散文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且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岐。始则土石同生，终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惟通方之识，绝特之才乎。”刘孟涂既精骈体，复擅古文，他持平的言论，是公允的。孙德谦在《六朝丽指》里也有这么一段话：“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碑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骈语，以接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散也。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这就是说，骈文不应限于呆板的文格，而必须参以散行，方始能曲尽文章的妙用。于景祥先生在他的《中国骈文通史》中提出：“骈体所需的疏逸之气，明朗淳厚之风，正好由散体弥补；散体所缺的语意典雅含蓄之美，词色鲜明突出之美，形式和声韵的整齐美与和谐美，骈体又可弥补。因此，骈散二者合其两长，去其所短，节之中和，适当搭配，最后相辅相成，这该是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于景祥先生又说：“从实而论，骈散并用，相辅相成，既提高了文章的美学价值、品位，又提高了文章的表现力，增强了实用效能。从美学角度上看，间用骈散，有密有疏，亦整亦散，极尽错综变化之美；有谐有不谐，起伏迭宕，缓急相间，极尽纵横开合之妙；时尔气韵幽闲，典雅从容；时尔滔滔汩汩，痛快淋漓，极尽卷舒自然之态；遣词命意，鲜素并施，相互映衬，又有词侔色称之美。……从实用效果上看，骈散结合，叙事则易于纤微毕至，说理则易于缕析条分，抒情则易于动人情怀；铺排景物，渲染场面也易于构成较好的艺术境界。”于先生的话是非常精当、准确的。 至于文白交融问题。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思潮的猛烈碰撞，社会文化和文学语言发生了变化，涌现了大量的新词汇，产生了新的语境。这些词汇，是无法用文言来表达的。所以，要想繁荣新的骈、赋文体的创作，不能不适当地使用一些白话新词汇。但我们反对全部用白话写赋，因为文言是赋的语体特征。文言是古汉语。古汉语，单音节，多声韵，优美、简练、含蓄、生动、形象；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大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难以达到含蓄、简练、闳雅华美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提倡文白交融，不能把古汉语全部摒弃。 当前辞赋创作的情况，总的来说，“视若攘攘，实则寥寥”。因为这些辞赋作品，良莠不齐。能完全符合辞赋特征，行文流畅，形象鲜明，感情强烈，精练紧凑，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佳篇，实在寥若晨星，莫说震古烁今，能与古代名赋相媲美的杰作了。现在有些人，拉帮结伙，热衷于“炒作”，“婢婢交誉”，互相吹捧，置辞赋体征于不顾，动辄侈言创新，将文章写成“四不象”，非驴非马；有些人为了炫耀自己的才思敏捷，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一日写一篇，数年之中，创作数十篇，甚至数百篇。有些作品平实粗淡，枯陋无华，甚至层次不清，条理混乱，词句艰涩，诘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有些作品，纯属概念化、教条化、口号式的政治抒情。选题大，感情薄；理性强，形象少；说大话，讲空话，实在难以令人感动。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毫无规范地草创新赋体。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辞赋这个优美的文体，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中华辞赋》社长闵凡路和总编黄彦两位先生，最近几年多次大声疾呼：“振兴辞赋，必须遵循‘古赋为体，今辞为用’，‘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的原则，但偏偏有些人借突破创新之名，行颠覆殄灭之实，自毁家门。 我们认为进行辞赋改革应该向现代骈文创作大师魏明伦学习。魏明伦先生的现代骈文，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创新的。首先表现在句式上。他的骈文句式，既有传统的“骈四骊六”之四六对仗句，又有适合现代语境的八字、九字，以及十字以上的对仗句。他的骈对是整齐的，只是放宽了平仄声律，没有违背文体的主要特征。 其次，在语言方面，适当选用时尚词汇，甚至化用网络语言。他不用晦涩深奥的词句，不搬用僻典，但却行云流水，明白流畅，内涵深刻，极富思辨色彩。 第三，在内容方面，能贴近现代，针砭时弊，宣扬正义，揭露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兴旨寄意，情志并发。 其它还有艺术技巧的创新，他将戏剧蒙太奇手法引入骈文，设悬念，掀高潮，炼警句，提高骈文的艺术感染力。 以上种种，看得出魏明伦先生无愧为当今横空出世的一代贤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他的文章是现代骈文，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不要硬把它向辞赋里套。因为文章中如果没有骚体句式，就不必称“辞”；文章中如果不用韵，就不必称“赋”。骈文与辞赋都是我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都是弥足珍贵的国粹，没有谁高谁低，根本不存在辞赋作品要比骈文作品更重要、更珍贵的说法。再说魏明伦先生写的大多数是碑文，不允许过分地发挥艺术想象、夸张和虚构，所以它只能是骈文而不是赋。我们意见还是依照他自己的说法，定为“现代骈文”更妥切，免得有些人认为“大名家都不用韵，我们也可不用韵了”。当今还有很多的骈文虽然有押韵，但平铺直叙，面面俱到，没有突出重点，突出典型事例，用宏侈之辞，来抒情写志。它只是押了韵的骈文，还不能算作真正的骈赋。 另外，我们变革新体赋，必须在传衍的基础上进行。传衍，就是继承延续。创新，就是适应时代，作某些变革突破，而不是釜底抽薪，另起炉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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