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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潘采夫 小李庄离黄河五里地，我小时候小李庄经常有水涝。 在乡下，人们丈量距离的单位是里，比如从我们村到赵楼二里地，到许棚三里地，到石墓头五里，到户部寨是八里，到小李庄十五里，到黄河边三十里。这跟实际距离稍有出入，是乡下人的习惯叫法，有不少村子就叫十五里铺、十八里铺。小李庄就是我姥娘家，离小濮州有十五里地。 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去姥娘家，中间会经过四五个村子，我只知道他们的叫法，写出名字来肯定又是另一种写法。小濮州东南角是布庄，他们村边有一大棵桑椹，再往东是石墓头，他们村边有浑浊的大河和长长的石桥。 再往东南的村子已经忘记了名字，只记得村子里有很多狗，每次路过当街，那些坏狗跑出门来追着我狂叫。后来就从村头绕着走，他们村边种着金针菇。 母亲骑着二八车，我坐在前面的车梁上硌得腚疼，我那时年纪太小，坐在后面一困自己会掉下车子。我们花一个钟头能到小李庄。小李庄是我至今见过的最小的村庄，村子只有两个姓，一个姓苏，一个姓李，我姥姥家姓苏。我曾经专门数过一次，整个村庄五十来口人。 姓李的人丁兴旺，我姥娘家这一门姓苏的，从我记事起，就只剩下我姥娘一个寡妇。我老姥娘一个寡妇，一个四十多岁的光棍，和一个叫哑巴的光棍。姓苏的一共四户人家，只剩下四口人。姥娘经常对着我哀叹，老苏家这一门绝户了。 现在想想，一个家族的衰亡颇有一些神秘的定数，老苏家那几十年里，要么只生闺女，要么不会生育，要么光棍。现在，我不知道哑巴死了没有，大概已经死了，他应该是那一带的河东苏家最后一个人。 我父亲曾经说，可不要小瞧河东老苏家，那当年门头上可是写着对联：一门六进士，父子双尚书，书香门第，大户人家。 小李庄处在一个洼地，我走亲戚的时候偶尔会遇到发水，不是洪水滔天的那种，只是很静默地漫上来，到膝盖那么深，父亲会背着我蹚水，有时会绕着水走上半天。 我小时候死活闹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的姥娘家也在小李庄。长大后知道了，原来我奶奶和我母亲，小时候是一个村的，而且还是隔墙邻居。我奶奶对我母亲视如己出，又觉得她身世可怜，就做主许配给了我父亲。 姥娘没有照片，想找一张接近她样子的图，这个背影竟然神似。 于是，我喊我母亲的母亲姥娘，喊我奶奶的母亲为老姥娘。他们两个都是寡妇，是隔墙邻居。 父亲讲过一件事，他九岁的时候，我奶奶派他背着一台老式纺花机，步行十五里到小李庄，送给我老姥娘去纺棉花（也就是他的姥娘），待老姥娘纺完花，再扛十五里回小濮州给我奶奶用。 一个营养不良、又瘦又小的孩子，扛着纺花机，从小濮州出发，走过那几个村子，摆脱掉其中一个村子的凶狗，待到暮色降临，他终于看见了小李庄。 谁知，看到小李庄之前，父亲先看到明晃晃的水，一望无边，把小李庄困在中央，小李庄成了一座孤岛。父亲放下纺花机，绝望地站在水边大哭，他担心水继续漫上来要把自己淹死。 这时，有个后李庄的人从外边回来，看见了父亲，一问是小李庄的外甥，就带着他沿着水边走了很久的路，再指给他去往小李庄的路，我父亲才在很深的夜里，走到小李庄。我父亲看见老姥娘失声痛哭，老姥娘也抱着他一块哭，哭自己可怜的外孙。 父亲讲这件事之后二十年时间里，每次想起我都有些眼角泛湿，我能够体会一个九岁孩子的恐惧和委屈。父亲在小李庄有一个外号叫搬仓老鼠，原因就在于他扛着那台机子，在两个相距十五里的村子之间走来走去。 母亲告诉我，小李庄不是她出生的村子。她出生在常庄一个地主家庭，有六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为家里成分高，父亲母亲是地主和资本家被批斗，母亲疯了，家里养不起她，只好把她送到了小李庄，成了一个养女。 我那小李庄的姥娘可不是个善良的人，母亲说她曾领养过六个孩子，最后留下的只有母亲一个人，有的跑了，有的死了。“被刻薄死了”，母亲解释说。 姥爷对我母亲很疼爱，但脾气急躁。母亲说有一次她受了委屈，我姥爷手里提着一把尖刀，满村追着我姥娘跑，我姥娘裹着小脚，从来没跑那么快过。 不过这一切的怨念，随着姥娘年步入晚年也就一笔勾销了。她随着我的母亲信了基督。 黄河滩区的沙土地甜瓜是一大特产。 小时候走姥娘家是幸福的事，小李庄的地里种了很多瓜（小李庄比我们村富裕，小濮州人均一亩二分五的地，小李庄人均三亩地），黄瓜，西瓜，甜瓜，面瓜。面瓜现在已经失传了。夏天到小李庄，整天吃不完的瓜，我的肚皮就会涨得溜圆，拉出来的都是白色的甜瓜籽儿和黑色的西瓜籽儿。 小李庄儿村边上有一条小堰，堰字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直到上中学，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才知道那个大堰和小堰的意思。 小堰上长着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下雨之后，我会跟着小伙伴跑的小样儿，上去摸爬杈，就是知了的幼虫，爬杈最喜欢上白杨树，半晚上能摸一罐头瓶儿。姥娘把它们洗干净，盐水泡起来，过两天就可以炸爬杈吃了。 姥娘做饭不是行家里手，事实上她根本不喜欢做饭，她喜欢下地干活。她60多岁时还能一个人侍弄三亩地。浇地和收割、打场这种重活，大多是哑巴帮她干。 哑巴对我特别好，他自己会做布鞋，会裁剪衣服，会掐麦秆做的辫子，会做女人做的任何事情，却一直也没娶上媳妇。她帮我姥娘干了很多农活，姥娘却总是趁他转身的时候说点刻薄话，大概是说哑巴精着呢，别看不会说话，比好人心眼都多云云。 哑巴偶尔看到老娘的脸色，会哇哇大叫起来，他知道我姥娘又在烧燎他。他们就这么吵吵嚷嚷，但又不得不互相帮扶。 另外一个老苏家的光棍则懒得要命，我没见他下过地，我十来岁的时候他死了。帮他守灵堂的人少，让我也趴到草席子上凑数。 我老姥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姥娘，她的娘家是大濮州的资本家，据当地人讲，日本鬼子到大濮州的时候，砸碎了我老姥娘家的咸菜铺子里的咸菜缸，咸菜水把大濮州的街道都淹了。 老姥娘年轻时嫁给老苏家的读书人，后来我老姥爷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听说还当团长或者师长。他曾派人到村里接我老姥娘，老姥娘的父母誓死拦着不让走，于是我老姥娘熬了一辈子活寡。 我奶奶在我老姥爷从军的那一年出生。1949年到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老姥爷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谁知1980年代，有一天有陌生人从重庆来，说是我老姥爷的孩子，原来他没去台湾，而是在重庆潜伏下来，更名换姓重组了家庭。 小李庄是个与世无争的村子，村里人常嘲笑小濮州集市上的人奸猾，黄河边的民风比我们西边淳朴。但哪里的农村也不是世外桃源，在我小小的眼睛看来，小李庄就被他周边那些大村欺负。 小李庄村头有一口池塘，长年水满。 小李庄村头有一口池塘，长年水满，常有大鱼跃出水面，池塘里夏天有莲花，秋天有莲藕。当莲藕收完的时候，村里人会下水捞鱼，那是他们改善生活的好机会。 几个外村年轻人看见鱼儿跃起，起了贪心，就拉来水泵抽池塘的水，这是要涸泽而渔。小李庄的年轻人上去阻拦，没想到吃了亏，人被打鱼也被抢走了。一个50多人的村子，能有几个年轻人呢？称得上青壮劳力的，不过七八人。 全村的小孩儿也就十来个。我跟女孩子更易相处一些，相对那些男孩，他们对我更加友善。我们会在大槐树下铺张席子，躺在席子上吃瓜，或爬上桑葚树去摘椹子，摘槐花，还有榆钱。 我姥爷曾当过八路军的骑兵班长，他也有一个刻薄的老娘。姥爷对我母亲非常好。据我那爱夸张的姥娘讲述，母亲结婚前夕，姥爷从大城市里买了个皮箱，扛着皮箱走了几天几夜，肩膀的都烂了能看见骨头，要给我母亲做嫁妆。 他还送给母亲一个玉扳指，那是她嫁妆里最贵重的传家宝。我小时候经常偷偷拿出来把玩，向小朋友炫耀，后来被我失落了。 我母亲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性格羞怯，想想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继母和奶奶对她又不好，没有童年阴影就怪了。 老姥娘是个强硬的人，可她要强的性格里有一种恐惧，最恐惧的是老了没人养。我小时候，她经常问我“谁最疼你呀？”还对我说“你长大了肯定不养姥娘，我这苦命没人养的孤老婆子”。 她缺少安全感，她用长吁短叹让我的小灵魂备受折磨。我涨红着脸，噙着豆大的眼泪憋出一句话，“姥娘我养你”，她才心满意足。 十来岁后，从母亲和老邻居的话里，我知道了他们有一个词形容我的老娘，妖。邻居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你那个姥娘啊，是真妖艳。” 姥娘很能干，她老了以后到我家住，我的小学老师见了她后说，“你姥娘中用着呢，这要是有文化肯定能干到吴仪那角色。”我七八十岁的姥娘，听到这种当面的夸赞，豆粒样的小眼睛炯炯有神。 农村的老人劳作一生，真正闲下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姥娘一辈子降着我母亲，到年老体衰只有这一个闺女，也只能依靠她了，结果就落到闺女手里了。母亲面对她强势一辈子的母亲，开始慢慢培养起自信，毕竟她是供养人嘛。恰好我母亲开始信基督，就带着我姥娘入了教。 每次从教堂回家，姥娘趁我母亲注意，总会悄悄对我说一句：“我才不信呢。”但她再也不敢跟母亲当面顶撞，虽然目不识丁，也吃力地逐字读着圣经。 八十五六岁，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我姥娘寿终正寝，过完她苦命的一生。最后十年，她七十多岁曾坐村里年轻后生开的拖拉机，后生把拖拉机开得飞快，姥娘的腰被颠折了，向地面弯了一大截。 她八十多岁时，一个冬天的早晨，她在教堂边的西环路上散步，被一辆呼啸而过的大货车挂倒昏迷过去。我们都以为她不行了，谁知连骨折都没有，只是额角磕破了一大块。 我姥娘的生命力，就像小李庄村边洼地里的野生芦苇。 我姥娘的生命力，就像小李庄村边洼地里的野生芦苇，活不屈不挠，像那盐碱地的庄稼，低矮贫瘠，仍然顽强地长出粮食，供养着小李庄。姥娘在濮阳西环一座平房教堂里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几十个教友去火葬场为姥娘唱赞美诗，我和母亲带着她的骨灰盒走到小李庄。村里姓李的人们已经挖好墓穴。母亲把姥娘的骨灰撒在棺材里。扣上棺材板的时候，小李庄人按乡间规矩准备哀哭一下，有人刚嚎出一声“我的大娘也”，就被我母亲厉声喝止，“你大娘是信基督的，不能哭。” 于是小李庄人扣上棺材板，用铁锨填上土，再堆成坟头，这个骨灰盒加坟头的中西合璧葬礼就平静地结束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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