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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胡塞尔文集（第七卷）：《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倪梁康译
首先是从布伦塔诺的讲座中，我获得了一种信念，它给我勇气去选择哲学作为终生的职业，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因此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他解决任何问题时所采取的纯粹实事性，他处理疑难问题的方式对各种可能的论据的细致而辨析的考虑，对各种歧义的划分将所有哲学概念都回溯到它们在直观中的原初源泉上去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他满怀钦佩和信任。圣洁而严肃的语调和最纯粹的献身于实事的精神，杜绝了在他讲演中的任何低廉的课堂玩笑与戏谑。他自己避开任何形式的才智对决，这种对决在语言上的尖锐化常常是以强制性的思想简单化为代价的。然而在随意的谈话中和在心情好的时候，他却是极度的才华横溢，充满了抑制不住的诙谐和幽默。……布伦塔诺是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大师。[2] 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 事实上，布伦塔诺完全觉鲜已是二咏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创造者，我的印象始终如此，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通过对方法的完全可靠而持续的追求，通通过对那些可以说是数学式的严格的最高要求的满足，他相信，以他精雕细凿的概念、以他稳固搭建并系统整理起来的理论，并且以他对对敌对观点的全面质疑反驳，他已经获得了令人满满意的真理。当然，我始终相信即使他如此决然地倡导他的学说，他也并不僵硬地固守它们。因而他后来重又会放弃一些早年最喜爱的命题。他从未停滞不前但在深入研究过程中以及常常是天才的刘观分析中他还是会相对高过、过渡到对清度到对清晰概念的确定上，过渡到对研究问题的理论阐述上过渡到对各种可能的解答方式之总和的系统构建上，而本来更应该通过批判而在这些可能的解答之间作出选择。[3] 布伦塔诺几乎不会承认：即使一位哲学思想家的所有理论严格看来都是不科学的，甚至他的所有基本概念都没有能够达到期望的“明白和清楚”，他仍然他仍然能够被评价为伟大的；他的伟大有可能不在于他的理论的逻辑完善，而是在于那些尽管含糊未清、却仍然至关重要的基本直观的原本性，并与此一致地在于前逻辑的、刚刚涌向逻各斯的那种坚定性——简言之，在于全新的和对于哲学研究的所有目标而言是最终决定性的思维动机，亦即在于那些还远未在理论严格的明察中发挥出来的思维动机。[4] 此外，尽管布伦塔诺的极其出色而令人钦佩的强项在于逻辑的理论化，但他自己哲学的非同寻常的、远未完结的影响最终却还是在于：他自己作为原创思想家是从直观的原初源泉中畅饮并因此而为在七十年代变得无创造力的德国哲学带来了新的蓬勃向上的动机。[5] 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对于富人的享受，对于奢侈、美食，对于任何类型的耽于享乐的生活，他都完全缺乏感觉器官。他不吸烟，吃、喝都非常适度，根本不会注意其中的区别。常在他家用餐的我从未听到他对饭食与饮料作过任何表述，或者也从未留意到他在这时是以特别的乐趣在享用。…… 他是纯真而坦率的，他完全具有那种为天才所具有的纯真性。[6] 我们之间之所以没有频繁的通信，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开始时我是他的热情学生，虽然我从未停止对他这位老师的高度尊重，可是我并不善于始终做他的学派的成员。然而我知道，如果有人走自己的路，哪怕是从他那里分出的路，这会使他多么激动不安。这时他会容易变得不公正，并且在我面前也曾如此，而这是令人痛苦的。如果有人发自内心地为不甚明了、但却极为有力的思想动机所驱使，或者试图满足在那些概念上还无法把握现有理论还不愿赞同的直观，那么他也不会乐意向一个已在其理论中找到安宁的人——遑论像布伦塔诺这样的逻辑大师——敞开自己的心怀的。 人们已经为自己的不清晰而受到了足够的折磨，不需要为自己的逻辑无能——而这种逻辑无能又恰恰是进行研究思考的驱动力——再找新的证明，再找辨析的反驳。无论这些证明和反驳预设了什么：方法、概念、命题，它们可惜都必须遭到怀疑，并且作为可疑的而首先遭到排除，而不幸之处恰恰在于人们无法清晰地反驳而且自己也无法充分清晰而确定地提出任何东西。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便是这种情况，这就解释了某种疏远，即便是与我老师的某种私人关系上的生分。这种疏远后来也使一种科学方面的接触变得如此艰难。我必须坦率承认，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他一再地努力重新建立起科学的联系。他很高兴，我在这几十年里对他的尊重从未减少过。相反，这种尊重只会有所增加。在我的发展进程中，我恰恰学会了对从他那里获得的推动力量和价值做越来越高的估量。 在做私人讲师时，我曾在暑假里去多瑙河边的申比尔访问过他一次；他不久前买了那家“塔维纳”，现在要将它改建为住宅。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当我找到他时的那个场景。我在走向房子时看到一群泥水匠，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儿，身着敞开的衬衫，裤子和宽边的软呢帽上沾满了石灰，手上的抹泥板与其他人一样是用旧了的：一个当时在街头巷尾到处看得见的意大利工人。这是布伦塔诺！他友好地向我走来，给我看他的改建设计，抱怨无能的建筑师和泥水匠，他们逼得他一切都要亲自掌控和亲自参与。不久我们便进入哲学的谈话中，而他始终还是这身装束。[7] 对我有所妨碍的是我内心的一个信念：即：在其考察方式的固化了的风格中，并且以他的概念和论据固定框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来追复理解对他的基本观点进行改造的必然性了，而我当时却看到了这种改造的迫切性。[8] 他在晚年变得更为亲切与平和，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那种愤世嫉俗的老人，而他的第一家园和第二家园给他的资助微乎其微，没有给他的巨大才华以应有的酬谢。他始终生活在他的观念世界中以及对他的哲学的完善中，如他所说，他的哲学在几十年的进程中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他的上方飘浮着一缕神圣化的气息，好像他不再隶属于这个世界，并且有一半已经生活在那个更高的世界中了，他如此坚信这个更高的世界，而且在晚年也探讨了许多在有神论中对它的哲学诠释。 当时我在佛罗伦萨从他那里获得的最后的图像，最深地沉入了我的心灵中：现在他便如此地永远生活在我心中，一幅来自更高世界的图像。 [9] 注释： [1] 编者引论，第30—31页。 [2]—[9] 《回忆弗兰茨 · 布伦塔诺》（1919年），第337—3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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