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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伟
言语策略，指的是指导我们实施言语行为的方法手段，其目的是如何使言语行为达成最佳效果。古往今来，言语策略运用出色的人，往往凭三寸不烂之舌，或“一言而兴邦”，或“一言而丧邦”。烛之武、苏秦、郦食其、韩愈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所以朱熹谆谆告诫后人，“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关键要“细密”。
言语行为的“细密”，主要是要了解听话人的性格，抓住具体言语行为的要害。讲究言语策略与忽略言语策略，往往使言语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一代文豪苏东坡，差点中年夭亡：使他受难，险些被砍头的“乌台诗案”，固然起于小人陷害，但与他忽略言语策略大有关系；让他脱险，促成宋神宗“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则是由他的亲朋好友采取的正确的言语策略所致。
作为声名远扬的文坛大腕，苏轼对当时由皇帝宋神宗牵头展开的变法、改制工作有不同看法，这时，他可采用的较合理的言语策略，或直言，或沉默。可惜，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湖州谢上表》这类铁定要刊载在朝廷公报上的文章中，发些牢骚，讽刺讽刺新政的某些执行者；在公开出版的如《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样的个人作品集里，夹杂若干首容易授人以柄的对时政表不满的诗作。这些诗文，对苏的政敌来说，就意味着是苏在向他们进行言语挑衅。李定、舒亶们之所以能把苏东坡陷入“乌台诗案”，抓住的正是苏东坡采用错误的言语策略实施言语行为这一短处。
苏轼的“罪”其实不是罪，他的胞弟苏辙一语道破天机：“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指皇帝）争胜耳。”有了名，树大容易招风，不仅一般文人嫉妒他，连皇帝也对他勃郁的才情满怀了酸溜溜的感觉。这时候，杀不杀苏东坡，全在宋神宗头脑里意念的一转中。
想要救苏轼的诸多十一世纪的中国精英，开始寻求合理的言语策略，以使得宋神宗放弃杀掉苏东坡的想法。
以曹太后为代表的皇室长辈们，用先皇的宽宏、重才来劝导宋神宗开阔胸怀，仁厚为本。他们提到宋太祖赵匡胤的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本朝一概不杀大臣；提到宋仁宗当年在金殿点取苏氏兄弟时说的话：“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这样一来，宋神宗若决意要杀苏东坡，不仅破了规矩，而且也成了赵宋的不孝子孙。
以当朝宰相吴充、前任宰相王安石为代表的重臣，则通过褒扬宋神宗的途径，使皇帝该杀而不杀苏东坡这件事，成为皇帝的一大盛德之事。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的奏章很简明，关键话就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皇帝戴上了高帽子，心里酸溜溜的感觉自然消除了不少。
果然，皇帝挡不住这样的言语行为，下诏说：“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苏东坡终于获救。从皇帝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的言语策略最为奏效。所以，苏东坡在1084年由黄州团练副使改贬汝州团练副使时，专程到南京看望已告老的王安石。1086年王安石去世，朝廷追赠太傅称号，苏东坡起草《王安石赠太傅》一文，对王安石给予很高评价。
在这次营救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苏东坡的朋友都采取了合理的言语策略。有位当时已退休在南京闲居的高官张安道，差点就帮了倒忙。他写的章奏让儿子张恕送往开封有关的府衙，结果儿子由于胆小，没有上呈。后来案子了结，苏轼偶然看到那封章奏的副本。据说这位文学大师当场吐了吐舌头，额首称幸。原来，张安道的章奏中，居然写满称赞苏东坡“实天下之奇才”之类的话。这种言语策略显然不合理，会加重皇帝那酸溜溜的感觉。
“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跳”，说话，写文章，注意讲究言语策略，实在是一桩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君若谓不然，盍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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