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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了一部名为《花间集》的词集，收录了十八位词人作品，为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个词学团体——花间派。
花间派的词人主要生活在成都一地，这十八位作者中，其中的十四位都先后生活在四川。该派奉温庭筠为鼻祖，然而温却不是四川人，也没有到过四川，由此可知，赵崇祚选辑该集并非只是选跟四川有关的作者，其着眼点乃是在词作的风格上，该集的整体风格基本上偏重于温庭筠的词风。
为什么在晚唐的成都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词派？这当然跟当时的环境有着较大的关系。晚唐时期中原战乱，这场社会大动荡并没有影响到西蜀，其中的原因跟地理环境有着较大关联，正是因为蜀道难，才使得战争没有波及那里，这也就使得四川成为了动荡社会的一块绿洲。有人甚至认为成都的富庶与美丽，可以跟扬州一比，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中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看来在宋代，人们认为成都仅次于扬州。
即使这么高的评价，还是有人觉得不满意。唐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卢求认为，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这种排法不公平，在某些方面扬州比不过成都，他认为扬州只是名气大，就景色繁华而言，比成都差得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成都在唐末五代的时候，才产生了这么一大批词人，而这些人因为生活在安定的环境里，每日里歌舞升平，所以才喜欢温庭筠的那种香艳词风。因此，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西蜀词，源头是晚唐词，鼻祖是始创侧艳词的温庭筠，直接播种者是以韦庄为代表的由中原入蜀的一批唐末士人。” 文保牌和门牌号 由这段话可知，西蜀的花间派，虽然奉温庭筠为鼻祖，但其只是从词风的推崇而言，而花间派在四川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韦庄。后世也将韦庄与温庭筠并称为“温韦”。对于花间派，许宗元在《中国词史》中予以了这样的叙述：“书中的西蜀作者大多健在。编者将已作古七十五年的温庭筠列入，且列为卷首，那是因为绝大多数西蜀词人是奉温氏为宗的，他们浓丽、婉约之风是承飞卿词而来的。”
其实韦庄也不是四川人，他是长安人，大诗人韦应物的四世孙。长安杜陵韦氏是当地的显族，武则天时，韦待价曾任宰相，而韦庄正是韦待价之后，因为战乱的原因，韦家衰落了下来。到唐昭宗乾宁元年，韦庄进士及第，当时他已经59岁，三年之后，他跟随官员入蜀宣谕，在那里结识了蜀王王建，后来他再次前往四川，成为了王建府中掌书记，在四川生活了十年，直到去世。
唐朝灭亡后，王建在蜀称帝，那时韦庄已73岁，被任命为宰相，任职两年后去世。王建称帝也跟韦庄有一定的关系，据说正是他的建议，王建才有了此举。按照正史上的说法，王建对韦庄特别的倚重，但按照正史之外的记载，似乎王建对韦庄也并不是那么好，《古今词话》上说：“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空相忆》云：‘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情意悽怨，人相传播，盛行于时。姬后传闻之，遂不食而卒。”
韦庄在四川的时候，有一位特别宠爱的美女，此女天生丽质，还会填词作赋。家里的女人名声在外，有时候的确不是好事。王建听说韦庄有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于是借口让此女来自己府上教女眷作词，霸占了她。韦庄在王建手下任职，他哪里敢不从命，献上女人后，又让他很不快乐，于是就把心事填成了词，没想到这首词写得十分凄美，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也传到了此女耳中，此女感念跟韦庄的情感，竟然绝食而亡。 遇到了一队游客 这个悲剧读来让人唏嘘，我觉得韦庄身为高官，却喜欢填词，并且词风如此柔美凄婉，应该跟这段经历有一定的关联。也正是他这种特殊的经历，再加上他独有的性格，而后形成了带有个人风格的词作。因此，宋张炎在《词源》卷下中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又如冯延巳、贺方回、吴梦窗亦有妙处。”
张炎认为，词比小令和曲的创作难度要大，这就正如诗中的绝句最难写，因为字数少，所以每个字都要用得十分准确，他认为这方面做得最好者，就是《花间集》中的韦庄和温庭筠。后世将温、韦并称，那这两人的词风是否相同呢？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将温、韦二人的词作做了如下的比较：“语言修辞上，温词浓艳，韦词淡雅；篇章结构上，温词绵密，韦词疏朗；造境抒情上，温词以深隐含蓄取胜，韦词则以明朗显露见长。” 这种比较似乎刘扬忠说得更为明确：“其词虽注重个人主观感情的抒发，风格清新流丽而疏淡，比之温庭筠主要用于应歌的浓艳华美之作有所不同；但在抒写内容上亦不外男欢女爱、离愁别恨和流连光景之类，基调也是‘软性’的、宛曲柔美的，与温词无本质差别，同属‘本色’曲子词。”（《唐宋词流派史》）
既然温庭筠和韦庄在词风上有着这样的差异，那是否说明《花间集》十八位作者的作品也分为两种风格呢？后世学者对此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说：“《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温庭筠）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韦庄）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李珣）一派也。”
工部祠 李冰若将《花间集》的十八位作者分为三派，除了温、韦两派之外，他还分出来李珣一派。吴世昌先生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一文中说：“……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个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
詹安泰也把《花间词》分为三派，但他这三派与以上观点又不同，詹在《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一文中说：“把温、韦看成两派，当然是就艺术表现说的。就艺术表现说，照我看，孙光宪词有他自己的特色——不同于温、韦的特色，似也可成一派。一般说来，温的特色在体格，密丽工整；韦的特色在风韵，清疏秀逸；孙的特色在气骨，精健爽朗；各有所长，不能相掩。” 且不管以上的这些说法是否合适，总之，《花间集》十八家其实在风格上也大多有着各自的面目。而赵崇祚能把这些词搜集起来，编为一书，这正是其功劳所在。至于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人的词作，是否有意单独立派，对于这种猜测，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说：“《花间集》的编者把这些人的词选编为一集，虽未必是出于标榜宗派的动机，却实际上起到了总结和追认一个词派的作用。”
看来，赵崇祚只是为了收集这些词作，而不使之遗失，并没有标宗立派的意思，只是后人将这一类词称之为花间派，而并不顾这里面所收的作者有非蜀人，故而刘扬忠接着说：“《花间集》的编者把不是西蜀词人的温庭筠、和凝等人的词也入选，这并非‘乱攀亲’，而是很严肃地认祖宗和认朋友，是为这个词派标示源头和指示同道者。因此，《花间集》中这十八个词人，可视为一个松散的流派。”
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呀 对于花间派的整体评价，历史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陆游在给《花间集》所作的跋语中称：“《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显然，陆游的这几句话有指责的意味，他说唐末五代的时候，天下大乱，百姓们到处求生，而这些高官们却坐在那里写着风花雪月的词，他觉得这些人太无聊了。陆游是从内容上对《花间词》提出了批评，而从词风来说，明王世贞也不认为《花间词》为正体，他在《艺苑卮言》中说：“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王世贞认为，李煜、二晏、柳永、张先等人的词才是词中的正宗，而温、韦的作品只是词的变体。他的这个说法遭到了清王士禛的反对，其在《花草蒙拾》中说：“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夫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长门》、《洛神》。诗有古诗、录别，而后有建安、黄初、三唐也。谓之正始则可，谓之变体则不可。”
王士禛在这里直接称王世贞说得不对，他认为温、韦的词绝不可以视之为变体。而对于花间派中的重要人物韦庄，清周济就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其在《词辨》序中称：“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在这里，周济将温韦的词风进行了比较，而后他又对韦庄的词予以了这样的夸赞：“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我现举一首韦庄所作的《浣溪沙》：
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这首词是《花间集》所收韦庄词作的第一首，即此可以看出，韦词的风格所在。对于该词，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评价道：“‘香花一枝春带雨’、‘一枝春雪冻梅花’，皆善于拟人，妙于形容，视滴粉搓脂以为美者，何啻仙凡。”韦庄所作的另一首《浣溪沙》也颇有名气：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陈廷焯在《云韶集》中评价该词说：“对面着笔，妙甚，好声情。”对于该词的内容，丁寿田等编的《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全唐诗话》崔郊有婢鬻于连帅，郊有诗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故此句言伊人所居，虽近而不得见面也。此词疑亦思念旧姬之作。”不知此处所言的“亦思念旧姬之作”是否就是指那位被王建强夺去的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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