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敦煌的前世今生 在初中时候读到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其中有一章叫道士塔，描述了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并开始了一段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流失的故事，当时年少气盛也是义愤填膺，恨得牙痒痒，后来也慢慢能客观地去看这一段历史。  题记 敦煌莫高窟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景点，对于景点或者名胜古迹我们一般都介绍说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对于敦煌来说我们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它失去了什么。 1、王圆箓 1901年6月22日王圆箓发现了夹墙里的藏经洞，里面堆满了各种帛画经卷书籍五万多卷，可以说是打开了一座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宝库，其实王道士三番五次的上报希望保护和重视却一次一次的被政府官员敷衍无视直到几个外国人的出现打破了藏经洞的宁静。  2、斯坦因 第一个重要的外国人就是英国的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斯坦因和他的秘书蒋孝琬于1907年3月第一次去到敦煌，斯坦因伪装成玄奘的信徒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最终以130英镑的价格将七箱手稿、五张绘画以及其他一些文物运走，蒋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买了230捆文书并将其寄给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斯坦因的书《西域考古图记》。    3、伯希和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买了七千件文书以及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并将其运回巴黎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伯希和也成为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在欧洲引起轰动之后才引起了中国文化界和政府的重视，他的著作《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也有对这段历史的记述。  4、甲乙丙丁甚至是你我他 之后敦煌热闹了起来，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当时的相关文件数字显示是：十八箱。这十八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且就是这剩下的八千卷，在最后运往京城的路上也是边走边丢，每到一地都要遭受当地官员雁过拔毛式的掠夺。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了大概一万件；1914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买了600卷；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此人堪称不折不扣的强盗。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 敦煌这座宝库似乎就成了中国文化艺术提款机，各色人等来来回回粉墨登场。这里面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目前藏经洞里的文物有三分之二流落到了外国。敦煌研究有这样一种说法：敦煌藏经洞的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的最隐秘、藏于中国则是最散乱。28年后常书鸿在法国留学时在塞纳河畔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然后迷上了敦煌艺术和文化，后来就回到祖国去到敦煌建造了第一座敦煌文化研究所也就是现在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并任第一任院长。 反思 不知道大家发现时间上的一个问题了吗？那就是从1901年藏经洞发现开始，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攫取我们的国家在哪里？我们的政府在哪里？我们的文化界的所谓仁人义士在哪里？直到1924年还有敦煌文物流出，就没有人想过去保护一下敦煌。作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惨痛流失，成为一段中华民族无法抹去的伤痛史。
张大千也曾经在敦煌临摹了很长时间，完全被吸引，虽然现在又观点认为他也是在破坏但是足以说明敦煌艺术的魅力是多么大，后来开创的泼彩画法多多少少也有敦煌壁画的影子。    张大千当年的临摹壁画行为放到现在也是饱受争议。 【1941年张大千带着子侄、学生、喇嘛等，从成都出发，历时一个多月，抵达敦煌临摹壁画。1942年傅斯年、李济在请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实地考察后，联名写信给于右任，请他代为制止张大千损毁壁画的行为。  回过头来我想说说王圆箓王道士，是道士王圆箓打开了石窟封存瑰宝的大门，使中华文明的结晶损毁遗失无数，我们完全可以像余秋雨老师说的那样“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将那个无知而又畏畏缩缩的小道士钉在耻辱柱上。但对王圆箓而言，这显然不太公平，石窟是他的家，他也曾为看家护院奔走疾呼，但躺在风雨飘摇大船上的官员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一面对那些宝藏叹为观止，一面又贪念十足，将文物视为他们交友和贿赂上级的台阶，又有谁来管石窟的死活？ 这笔账，算在小道士头上，未免有些过重。我们有时候总在用今天的观点去看这段历史不免有些愤愤不平，但是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谈整个国家对待文化和艺术的轻视，不谈整个国家对待文化和艺术的管理缺失，却一昧批判王圆箓说之愚昧甚至卖国，所有历史的罪过让他一个人来背负是不是太重了？王圆箓有王圆箓的问题，但他也只是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可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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