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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书（Algorithmsto Live By: The Computer Science of Human Decisions,by Brian Christian and Tom Griffiths），碰到这样一段描述。经济学家Roger Myerson 早年提出并论证了“显示原理”（therevelation principle），在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他的同事PaulMilgrom这样评论道：“这类研究发现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你从不同角度来看它，在一个方面，这个结果简直是令人震惊，神奇之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似乎直观简单、不足为道。这真是太精彩了，让人肃然起敬。每逢此时你知道自己正在注视着最美好的东西之一。”（'It's one of thoseresults that as you look at it from different sides, on the one side, it's justabsolutely shocking and amazing,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s trivial. Andthat's totally wonderful, it's so awesome; that's how you know you're lookingat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see.' p. 253.） 这段话让我想起自己在学术旅途上碰到这种“既神奇又直观”的研究发现的经历。 一 读研第一年上马奇的'组织决策'课程，第一次听到“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的说法。如同Milgrom所说，这一命题一方面看上去如此直观简单，可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实践这一原理。例如，在多任务中按轻重缓急排序处理，在匆忙中做出粗糙的决定，等等。马奇在课上引用英文日常表达来说明“注意力”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矛盾性时，我联想到中文中几乎对等的表达，可见不同文化下共享类似现象（“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 “眼不见，心不烦”；“Absence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 —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另一方面，这个思路有着精妙且深刻的蕴意，与组织决策理论，理性与情感等密切相关，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行为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研究主流的先声。Tversky，Kahnenman关于“Judgment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的主题，着眼于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而这一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注意力有限性。西蒙在Reason in Human Affair（1983）一书中将有限理性与情感结合在一起，也是从注意力分配这个角度找到了两者的关联。组织制度、决策过程、常规化过程等等都可以从注意力安排角度认识其意义。例如，质检部门即是在生产过程中配置的针对产品质量的持续注意力。在这个意义上，纪委/监察部门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组织关于纪律约束的持续注意力的制度安排。 马奇提出另一命题：执行过程是政策决策过程的继续，即政策实施行过程的参与人员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解来执行政策，因此会相应地改变决策的轨迹，其效果犹如他们参与了决策过程。这一思路也有着“既神奇又直观”的特点。一方面，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直观易懂。但细想之下，其中道理意味深长：集权式决策并不一定达到其意图。虽然这一决策过程排斥其他群体的参与，但不过是推迟了他们参与其中的时间性而已。一旦进入实施过程，执行者就会带着自己的利益、信息和意愿来纠正决策过程的无知和偏差。决策越自以为是，越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纠正。或曰，可以用严法峻刑来规范执行过程，强行实施之。高压之下或可一意孤行，但暂无近虑，必有远忧。可见，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不仅可能来自执行者，而且可能来自对执行过程缺乏前瞻性的决策者和决策过程。决策和执行必须放在一个整体中来认识理解方有意义：不考虑执行过程的决策不会是一个好的决策；同样地，不关注执行过程的政策研究也不是一个好的研究。 二 为什么“既神奇又直观”的研究发现尤其打动人心？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或大或小，在学术评价上有不同分量，其成功也需要不同的条件。 有些研究发现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方能实现。火星探索所带来的所有发现都可谓重大，因为前人未及，前所未有。这些科学突破需要巨大资源方能实现，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另一方面，如果给予足够资源，许多科学家都可能获得这些发现。换言之，这类研究发现更多地取决于资源占有。一位生物学家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1960年代，中国科学界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领先世界水平，被认为具有争取诺贝尔奖的实力。但这位生物学家如是说，这种胰岛素的化学结构早已为科学界知晓，只是因为合成需要巨大人力物力资源而无人问津。中国科学界集中资源做出成果，可喜可贺，但并没有重大的原创性意义。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需要好的机会。考古学中新出土文物的重大发现，可能会提供崭新的、丰富的资料，改写人们原来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认识。例如，“清华简”的出现，提供了诸多前所未闻的战国时期史料，包括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可能导致对中国上古史的重新认识。但参与考古发现、整理文物的机会并不是平等分配的。 如果研究工作与资源和机会有着密切关系，拥有后者的人们有着更大优势。不过，在资源与机会的分布与分配等方面，各种人为的（政治、经济、权力、地位）因素不可避免地参与进来，使得科学发现者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起来。 三 与那些资源或机会为基础的研究发现不同，“既神奇又直观”的研究发现通常取材于人们耳濡目染的场景和现象，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得以观之，共享体验；一个学术领域中，许多现象（社会的、自然界的、显微镜下、资料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或许可以说，人人处于同一起跑线。在这一情形下，学者思他人所未思，见他人所未见，以独到眼光发掘或领悟深层的道理，这犹如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噪音后提炼出研究者与研究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无疑地确定，发现者的独具慧眼给了我们如此“既神奇又直观”的发现。 这种独具慧眼，或许来自与生俱来的才具和悟性。但我宁愿相信，它更可能来自孜孜开掘而引起的顿悟，或随顿悟而引发的孜孜开掘。例如，前面提及马奇的两个命题，如果没有在随后的研究活动中深入开发和阐释其意义，它们充其量只会成为饭后茶余机智谈吐的话题而已。 因工作需要，不时读到不同学科关于学者研究活动的评论。特别令人眼睛一亮的是这样的评价：他/她的研究工作总是提出新颖的问题，总是试图解决有难度的问题（askfresh questions, work on hard problems）。每每读到如此评论，对这类学者和研究的敬意和好奇油然而生，也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物理学家，他拿起一块木板来，选择最薄的地方，在最容易钻孔的地方钻许多孔。”我们对“神奇又直观”的发现及其背后的学者肃然起敬，大概也是这个缘故。 学者简介：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社会学会、美国管理科学院会员，担任《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管理科学季刊》的编委。主要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为：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conomic Sociology, Chinese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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