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文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回族“油香”的起源及其成为回族文化象征符号的历史过程，否定了“油香”舶来说，认为“油香”不仅产生于中国本土，而且其产生与回族的形成是同步的。起初，回族先民为实现文化区分之目的而选择“油香”作为族群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 而后，“油香”在回族族群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回族“油香”; 文化; 象征符号 文化的意义产生于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既包括历史层面的文化形成过程，也包括现实层面的文化实践过程。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认知体系下，同一符号的意义都可能有所差异。中国回族的“油香”是一种用油煎炸而成的饼，是中国回族文化中一个特色鲜明的象征符号，从历史人类学视角探讨其由来，追溯其符号背景及产生过程，对于“油香”历史及文化意义的理解必定有所裨益。 一 、以往关于回族“油香”历史的假说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回族“油香”是随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传入中国的，不仅是源于中亚的“舶来品”，而且原本就是宗教食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就称“油香”是“回族面食食品中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传统风味食品，一般在民族节日、宗教活动以及为亡人举行的纪念活动中食用。相传源于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一穆斯林家食后赞美不已，从此广为流传”［1］( P430)。在《回族食品———炸油香》一文中，作者对于中国回族油香的来源曾做过如下论述: “历史古籍《铁围山从谈》一书中记载了泉州回族风俗，其中提到了‘油香’是公元 1107年至公元 1118 年由波斯的布哈拉和亦思法罕城等地传入，距今已有 881 年了。据僧慧林在《一切对音义》中说: ‘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2］( P48) 如果“油香”是随伊斯兰教而从中亚传来的，那么在其发源地———中东也应该有类似的习俗存在。就此，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但没有发现关于“油香”及类似习俗的记载; 同时，笔者还访问了一些曾参加朝觐活动的穆斯林同胞、一些曾驻伊朗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几位曾在中东留学的穆斯林学者，他们都称中东地区既没有做“油香”的习俗也没有名为“油香”的食品。例如: 据一位曾在中国驻伊朗使馆工作过的人回忆，伊朗的穆斯林过节时也会做一些油炸的小点心，但都与中国回族的“油香”不同，而且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也与宗教无关。另据几位参加过朝觐活动的穆斯林称，朝觐时的主要食物是烤饼、肉类以及一些方便食品，朝觐仪式中也没有煎炸油饼的环节。一位曾多年留学中东的学者也告诉笔者，“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活动中与饮食有关的仅有两项: ( 1) ‘哈拉里’，即所有饮食都要符合清真标准; ( 2) 宰牲节时要宰牲献祭。中亚饮食具有沙漠地区饮食的特点，面食多数是烤制的，饼类食物一般也都是烤的，油炸的很少。巴基斯坦没有‘油香’，当地穆斯林在宗教活动中也不做油饼; 当地日常饮食中的油炸食品不太多，当地居民普遍喜爱一种叫‘思毛色’的油煎食品，类似于我们的油煎饺。”可见，中亚穆斯林没有做“油香”的习俗，“油香”也并非他们的宗教食品。 “油香”属于面食中的油饼，有人又曾将“胡饼”当做“油香”的前身，那么就有必要弄清“胡饼”为何物。史学界普遍认为“饼”类食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饼”与现代的“饼”有所不同，分为“汤饼”“蒸饼”以及“胡饼”等等。“汤饼”又有“煮饼”“水溲饼”“水引饼”“饨”等种类，类似于今日的面条、面片、馄饨等水煮类面食; “蒸饼”，是用发酵的面饼蒸制而成，分有馅和无馅、肉馅和果馅等多种; “胡饼”是一种烤制的饼，因从西域传入而得名，是现代烧饼的原型，“胡饼”在唐代已遍及全国各地。［3］( P63 － 70)关于胡饼的名称由来，《缃素杂记》云: “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名曰炉饼。以胡人所啖，故曰胡饼。”［4］( P28)也有人称胡饼为“胡麻饼”［4］( P114)，可能因其表面沾有“胡麻”( 即“芝麻”) 而得此名。例如《释名疏证补》一书中的“释饮食”部分提到: “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其上也。”［5］( P203 － 204)可见，“胡饼”是汉代以来中原人对一种用西域传来的方法制作而成的面饼称谓，是内陆汉人基于自身文化而对异文化的一种认知，此名称应产生于汉代，其命名则应与当时汉人对西域和北部边陲异族统称“胡人”有直接关系。同时还可以发现，现代的研究者多数认为，汉代以来内陆出现的“胡饼”是一种用炉烤制的饼，是现代“烧饼”的原型。如此推断，既然“胡饼”并非用油煎炸而成，那么就不应属于“油饼”类，也就不可能是“油香”了。 然而，在《中国古代饮食》中却记载了“胡饼”之外的另外一种食品——“䴺𪌘”。文中指出，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不仅引进了许多异域蔬果和香料，“西汉时从西域传入我国的并不止于此，而且还传给我们某些点心、菜肴的作法。如胡饼、貊炙、䴺𪌘等。”［4］( P28)作者引用史料称: “《大藏音义》释䴺𪌘云: ‘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说䴺𪌘 ‘谓为油煎饼，大约即《齐民要术》中之 也。’”［4］( P28)此段中关于“䴺𪌘”的记载，与前文所提《一切对音义》①中的那句话基本相同。 据笔者查证，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并没有出现“油香”一词，但笔者在其卷第三十七诸佛集会陀罗尼经十二卷中，找到了对“䴺𪌘”一词的解释: “上音浮下偷口反，俗字也，诸字书本无此字。颜之推证俗音从食作餢飳，字镜与考声祝氏切韵等并从麦作，音与上同。顾公云，今内国餢飳，以油酥煑之，案: 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方有此名，诸儒随意制字，元无正体，未知孰是。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是。”［6］由此段文献记载可知，䴺𪌘和餢飳是同一种食品名称的异体字，指用油煎炸的饼，既指出它本是胡食，而又没有直接将之纳入胡食之列，那么䴺𪌘(或餢飳) 就应是胡食中国化的产物，其名称出现于唐代前后。而《汉语大词典》中，也解释“䴺𪌘”为“油炸饼”［7］( P1025)，“餢飳”为“发面饼”［7］( P564)，而“餢鍮”则是“使面发酵后制饼”［7］( P564)。所谓“此油饼”即指“餢飳”，是一种用油煎的饼，并不是指“油香”。因此，称慧琳所记载的“胡饼”即为“油香”的学者，并没有对当时的“胡饼”进行仔细考证，对史料存在一定的误解及误用。 为查证宋人蔡眥所著的《铁围山丛谈》中是否记载了“油香”的来源，笔者查阅了此书，发现全书中提到的饼类食物只有“汤饼”和“凉饼”，如记载濮人王老志“日一食，独汤饼四两”［8］( P162)，又提到“汉宣帝在仄微，有售饼之异，见于《汉书》纪，至今凡千百岁，而关中饼师，每图宣帝像于肆中，今殆成俗。汉氏之德于世如此也。”［8］( P192)文中在称赞其父“鲁公盛德”“有手段”时，列举蔡京“元祐时，守淮扬”于某日早膳以“凉饼”待客一例，“及食时，计留客则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典。时以为谈柄。”［8］( P193)然而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用油煎炸的饼类，更没有出现过“油香”一词。可见，关于《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泉州回族“油香”的说法，应该是错误的，由于《回族食品———炸油香》一文中没有加入注释，所以其资料来源也就无从考证。此问题的出现，或者是由于某些学者对资料的误用，也或者是一种民族学视野的文化再造或文化重构。 综上论述，中国回族“油香”并非舶来品，它是产生于中国的。虽然饼类食物都是由汉代从西域传入的“胡食”衍化而来，但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油炸饼———“䴺𪌘”虽是由胡饼演变而来的，却并非“胡食”，它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产物; 虽然“油香”的原型是“油饼”，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而将所有史料中的“油饼”或者“胡饼”等同于“油香”。 二、历史背景下“油香”符号的选择动机 (一) 回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回族，是以元代回回为核心，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民族。元以前，已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大食( 阿拉伯) 、波斯及东南亚的穆斯林商人定居于中国，他们也是回族人民的一部分; 而主要来源是元代从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来到中国内陆的人们，经元代至明代又不断吸收一些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汉人、党项人等，从而形成中国的一个民族，称为回族”［9］( P472)。唐朝时，曾将来自波斯、大食及东南亚等地的穆斯林商人归为“蕃客”。当时的“蕃客”仍被看做“外国人”，他们与中华国民———尤其是汉人分属于不同的族群，无论是体质还是文化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在华人眼中，蕃客一般“深目高鼻”，外表与华人存在明显的区别; 此外，作为外国人，他们的语言、服饰、信仰以及风俗习惯也都充满了异国风情。 直至元代，内陆的穆斯林一直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信仰及风俗习惯都颇受尊重。元朝政府曾经设立“回回哈的司”，按照“回回法”管理回回事务，并且还有不少回回人在政府担任要职，各地回回中也多有富商大贾。 明代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下降。在明代中期以后，入华的穆斯林逐渐本土化，他们不仅改汉姓、着汉服、通汉话、学汉地饮食，而且还曾经作为种族区分标志的鲜明体质特征，也因为持续与外族通婚而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在明政府的文化压制之下，内陆回回的民族和宗教意识不断强化，内在的共同心理素质及外在的风俗文化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回族就这样形成了。 回族诞生于中国本土，其族源的多元性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文化中包含了波斯、大食等地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成分，是外来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重构的结果。 (二) 历史背景下“油香”符号的选择动机 学者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指出: “作为生物界的一部分，‘生存动机’是人类一切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根基。人们结为各种群体，来争夺、分配并垄断特定的生存资源，此为人类社会各种‘认同与区分’的主要背景之一。”［10］( P1)“对于个人而言，‘区分’是一种生物的、心理的与社会性的身体边界维持。维持此一层层的边界，以期身体不受病痛与外力侵害，以期家庭、寨子、村子之‘身体’不受邻人或外来侵犯。”［10］(P3－4) 纵观回族形成的历史，可以发现: 正是人类所共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使得从不同地域移居中国的伊斯兰教徒逐渐结为一个新的群体——回族先民。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动机”，就是回族在形成过程之中构建其民族文化象征体系的根源。 人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对生存资源的掌握，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群体的认同与区分为前提的。俗语言“人以群分”“众人拾柴火焰高”，分清“我群”与“他族”之后，以群体的力量所能获得的资源是远远大于个人的。 在中国，汉人一直是主体民族，汉文化也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明代早已存在“回回遍天下”之说，以“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分布的回族先民，其文化区分的主要对象当然是汉人和汉文化。入华的穆斯林群体，在明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以及标志其“外国人”身份的体质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不得不主动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文化的重构是其自觉本土化过程的主要内容，他们选择了一系列文化象征符号来重构自己的文化象征体系，而这些选择主要是基于文化区分的需求。 明代中期以后，汉地的回族先民群体日益本土化，其族群之文化边界不断重构，语言、禁忌、饮食、婚丧风俗等一系列外显的文化符号被重新构建或者不断强化，“油香”“都哇”“经堂语”等应该都是这些象征符号中的一部分。在这些文化象征符号的选择过程中，当然也不乏“文化参照”或“文化借用”的成分，而参照与借用的对象主要还是汉文化。汉族历来重视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其祭神、祭祖的食物更是种类繁多，同时也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虽然伊斯兰教原本不主张献祭，但在汉族文化的长期参照下，回族文化自形成之初就融入了很多汉文化的成分。例如有些地区的回族在婚丧等场合制作的“油香”，可能已经含有献祭的意义在里面了。在由一系列文化象征符号组合而成的文化象征体系建立之后，回民也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族群而存在了。 在文化重构之后，不仅内陆的穆斯林群体由“外籍移民”转变为中华“国民”，而且回汉族群之间的文化边界亦变得清晰; 回民群体通过保持其民族文化而实现内部的认同，同时也通过对文化边界的维持来实现与外部的区分，族群的整体利益得到维护，从而得以生存与发展。 正如人成家立业要盖房子、砌院墙一样，历史上的回族先民选择“油香”等象征符号的动机，首先是为了文化区分，要划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化“地盘”; 其次是为了在文化区分的基础上，维持本族群的生存，在属于自己的“沃土”上繁衍生息。无论如何，生存动机都是最根本的，是人类行为最原始的出发点。 三、“油香”作为回族文化象征符号的选择过程 (一) 原料、形状与制作方法的考虑 “做油香”是全国各地回族人的共有习俗，虽然各地回民制作的油香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别，但这些差别主要在于盐、糖、鸡蛋以及其他配料，其主料无外乎米面和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国人一般将粮食制品作为主食。据相关研究显示，在汉代，麦已经逐渐步入北方人的主食行列，而南方则以稻为主食。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尽管现代交通发达、物流频繁，“南人食米，北人食面”的说法依然存在，甚至被赋予中华特有的五行观念。北方人多习惯吃面食，馒头、烙饼、面条都可以作为主食; 南方人则多习惯吃米饭，米粉、米线、米糕也颇受欢迎。此外，中亚居民也多有以面为主食的传统，如今风靡各地的“阿拉伯大饼”就是中亚人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回族“油香”以米面为主料，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选择了我国传统观念中粮食类规格较高的“细粮”; 其次，外来的回族先民保持了一些中亚饮食风俗，对饼类面食有偏好。 “油香”必须用油煎炸才能做成，因而油也是做油香必不可少的主要原料。根据《中国古代饮食》中对我国古代的饮食用油所作的考证，植物油大约出现于西汉时代，但在魏、晋以前，其生产还不普遍，烹调中未能广泛使用。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产量增长，因而在烹调菜肴和炸制食品时已较多使用。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饼法》记载“䴺𪌘 : 盘水中浸剂，於漆盘背上水作者，省脂”［7］( P564)。因为“䴺𪌘”是一种用油煎来制饼的方法，那么做油饼的方法也至少可上溯至北魏了。至隋唐五代餢时，市场上已广泛销售植物油。随着铁制炊具的改进和烹饪技术的提高，植物油成为主要的烹调用油［4］( P37)。自唐代开始，外来的回族先民已经开始留居中国，至明代回族形成时，内陆的烹调水平不断发展，煎炸等烹调技艺应该相当普及。因为仅就烹调技术而言，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煎炸及油饼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所以选用煎炸法来制作油香是具备成熟条件的。然而无论在哪个时代，食用油都是基本烹调原料中价格偏高的，同时煎炸法也是烹调技术中较为复杂的，故此在古代普通百姓的日常饮食中，油炸食品比较珍贵，其地位应该与肉食相当。时至今日，很多地方的居民仍然保持着过年过节时大量制作油炸食品的习惯。因此，选用油煎炸法制作“油香”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煎炸法难度较大、规格较高，能够提高“油香”的特殊身份; 其次，油炸食品在过去较为稀有，稀缺的东西才会珍贵。此外，从宗教角度来讲，食用油被加热后会冒烟，用油煎炸食品的过程一般都会烟气缭绕，这些冲天而去的油气可能和燃香一样，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神( 鬼) 沟通的媒介，能够将人的心意传达至另外一个彼岸。这可能是回族先民选择用油煎炸法制作油香的原因之一。 无论各地回族制作的“油香”存在多少细节上的差别，但其外形却是基本一致的———皆为圆饼形状。我国的面食制作在汉代就已初具规模，时至今日面食种类之丰富更可谓令人惊叹，从日常的馒头、面条、包子到过节的水饺、糕点、花馍，真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那么，在如此繁多的面食品种当中，回族先民为什么没有选择饺子、馒头或者某种点心，而单单选择一种油饼来作为其文化符号呢? 这一点，引发了笔者的无数次深思。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经多次询问被调查者对油香外形的看法，一位老妇人认为“油香做成圆形比较美观”，一位学者认为“油香做成圆饼状必定有其内涵，但尚待研究”，而多数人则表示对此缺乏考虑。人们认为油香的制作方法是代代相传而来的，不能轻易改变，前辈怎样做后辈就会怎样做，这样才是遵守风俗、延续传统。汉代的“胡食”源于西域，而西域的馕类食物则源自中亚，那么“饼”的制作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源于中亚的。由于外来的回族先民多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他们原本应该有食饼的习惯，而“油香”通常又是为敬主或纪念亡人而做的，所以回族人做“油香”并将它作为“圣洁的食品”，应该有对先祖饮食的一种追溯或纪念意义在里边。此外，内陆汉族敬神及祭祖的祭品中通常会用馒头，回族先民选用油饼作为文化符号也应该是文化比照与文化区分的结果。 (二) 象征符号的命名 关于油香的命名，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仅在关于油香由来的两则回族传说中提到，“油香”的名称是圣人穆罕默德所赐，因其制作时需要过油，且发出诱人的香味，所以圣人决定以“油香”来称呼这种用油煎炸的美味。但笔者认为这种传说的可信度不高，应该是后人从“油香”的字面含义进行的一种推测和演绎，或者说是一种主观文化想象的结果。 在现代汉语当中，“油”作为名词主要指“动物的脂肪和从植物、矿物中提炼出来的脂质物”［11］( P1081); 而“香”作为形容词一般指“气味好闻”，作为名词指“有香味的原料或制成品”［11］( P978)。那么，“油香”只能解释为“油的香味”或“有油味的香料、香制品”，而用它来指代某种饼类似乎并不符合汉语中食品的命名原则，让人匪夷所思。 如今，大家公认“油香”二字是拼音“you xiang”所对应的汉字拼写。但在山东等地的北方方言体系中，“you xiang”一词里“xiang”的声调却是较为短促的轻声，而并非一声。这让笔者联想到，发音“you xiang”的词最初可能只是“油飨”的口语，或许并没有对应的汉字，又或许即便有对应的汉字也未必就是“香”字。 假如“油香”是随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从西方传入的一种宗教食品，那么这一称呼很可能是音译词，“油香”二字或许只是某个书写者的主观选择，字面意义就未必能与该词原本的实际内涵完全对应。假如“油香”一词是外来语，那么根据回族族源的外来成分，可以假设它会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维吾尔语、蒙古语的音译词。 据笔者调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都没有“油香”一词，“饼”的阿拉伯语音译为“胡不兹”，“油饼”的阿拉伯语音译则为“宰特胡不兹”; 而波斯语中“饼”的音译与阿拉伯语中相同，也是“胡不兹”。如果将“胡不兹”直接翻译成中文，即为“大饼”或“面包”，中东地区的饼类食物一般都用该词来称呼。在蒙古语中，同样没有“油香”这个词，蒙语词典中将“烧饼”音译为“兀都麻”或“兀惕蔑克”［12］( P6，40)，而且蒙古语中的“饼”也多用该词来称呼。在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中“饼”类食物通称做“馕”，没有“油香”这个词。可见，“油香”一词并非外来的音译词，它应该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一个汉语词语。 根据清乾隆年间的抄本《回疆志》卷二·风俗记载: “( 回人) 富者有用糖油和面煎烙为饼，亦有小如象棋子。”［13］( P71)这段资料中提到的油煎小饼，其外形和做法都与现今回族制作的小糖油香相同，这也是笔者目前发现的类似回族“油香”的最早记述。 在清代礼部顾问官甘肃新疆布政使司布政使王树)所著的《新疆礼俗志》一书中，记载: “( 甘回) 父母生殁之日，诵经刲羊以祭，取膏煎麦米蔑 饣元 饣令，分遗戚 尚阝，谓之油饷，贫者不之强也。”［14］(P24)这里提到的“甘回”在丧葬及纪念亡人时制作“油饷”并馈赠亲友的习俗与现代回族相同，北京、河北、山东等地回族至今对“油香”的称呼也是更接近“油饷”的，因而笔者认为当时甘回之“油饷”即为今日回族所称之“油香”。王树枂在记录时选用“饷”字，除去个人喜好因素，其主要依据必定是文化主体的发音，当时回族发音 you xiang 的词应该还没有确定的对应文字。 目前，在笔者已经搜集到的回族史料中，关于回族“油香”的确切记载至少可推至清代。而在清以前，“油香”这一称呼可能主要存在于口语当中，抑或主要在族群内部使用，从民族学文化研究的角度推测，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出于文化区分的明确目的，而为这一具有特殊文化象征意义的油饼命名，并将之与内陆回回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了回族宗教文化的一部分。无论书面表达为“油饷”还是“油香”，其名称都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回族先民中，这一点确是毋庸置疑的。 从“油饷”演变为“油香”，并作为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而大量出现在知识分子的书面表述中，应该是从“文革”以后的民族文化建设中开始的。“油香”要用油煎炸，制作过程中油香四溢，文字的字面意思也应该是其名称演化的一个因素。 此外，从前文关于“饼”的探讨中可以知道，“胡饼”在唐代极为流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名为《寄胡饼与杨万州诗》的七言绝句，诗中以寥寥数语生动的描绘了当时京城所流行的“胡饼”，其诗曰: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3］( P70) 诗中突出了“胡饼”系炉烤且面脆、油香的特点，这也是笔者在史料中找到的“油”“香”二字与“胡饼”这一名称同时出现的最早记载。虽然胡饼并非油饼，或许，后来“油饷”之名演变为“油香”，会与此诗有关也未可知。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次的社会革命与文化变革，其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大规模的文化重构。在十年“文革”期间，宗教曾受到严格限制，各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边界再次被打破。因此，进入 1980 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化空前发展，学者们致力于本土文化的重构，断裂的社会和历史记忆被修补，一大批民族文化研究成果应运而生。在回族研究领域，亦有学者重新构建其文化中的外来成分。例如在介绍回族油香的论文中，学者们不仅认为油香源自中亚，而且还认为不同种类油香的含义也非出自本土，指出“这些风俗都来源于阿拉伯地区，通过传教士和商家在此定居后传入回族先民中间的”［2］( P48)。这些论述是本土知识分子出于文化区分的目的而进行的主观文化猜测，尽管缺乏史实的支撑乃至严格的考证，但却已经成为重构后族群文化的一部分，是民众对于历史的一种“书写”。 综上所述，回族的“油香”并非舶来品，它产生于中国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清代文献中记载的回族“油饷”即为“油香”。从油饼到“油香”，从纯粹的“食物”到族群文化的“象征符号”的变化，是回族先民经过文化比照和文化选择进行文化区分的结果。时至今日，“油香”仍然是回族文化象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回族的文化认同及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注释: ① 《一切对音义》又称《一切经音义》，该书有两种版本，一种为唐贞观时僧人玄应所撰; 另一种为唐贞元、元和间僧人慧琳所撰，辽代僧人希麟又续撰十卷，后人多将其合为一册。《大藏音义》是佛经音义书的集成，《一切经音义》也收录其中。引用“此油饼本是胡食”一句的学者都称引自慧琳的著作，借以说明“胡饼”是源自“胡人”的食品。
参考文献: ［1］钱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北地区卷［Z］．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9． ［2］丁一波．回族食品———炸油香［J］．共产党人，1999(9) ． ［3］韩养民，张来斌．秦汉风俗［M］．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4］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M］．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5］( 清) 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大藏经在线阅读．一切经音义卷第三十七［M/OL］． http: / /sutra.goodweb.cn/lon/other54 /2128/2128 － 037.htm． ［7］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Z］．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8］( 宋) 蔡眥．铁围山丛谈［M］．李欣，符均，注．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5． ［9］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0］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北京: 中华书局，2008． ［11］新华词典［Z］．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12］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C］．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13］( 清) 佚名．回疆志［M］．台湾: 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 57 年(1968 年) ． ［14］( 清) 王树)．新疆礼俗志［M］．台湾: 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57 年( 1968年) ． 文章来源：回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