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向往《韩非子·五蠹》所记载的齐人伐鲁，由于缺乏史料细节，故很难看作信史，这与他列举的徐偃王之事的详细程度可说难以匹配。在韩非生活的时代，正如他所言，是以力争霸天下的时期。但事实上，力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外延广泛的概念，正如我们说仁义、爱民或者科技、经济、政治能够强大国家——这显然跟韩非对力的定义不同，却一样可以强国。而且，既然当时如韩非所言，国皆逐强于力，那么，我们就不该忽略一个基本事实，为什么大家都富国强兵，却只有秦国获胜？或可说，徐国和鲁国就算再怎么致力于军事力量，这种小国都很难打得过人多地广的强楚和强齐。人们常说孟子迂腐，但孟子却看得很清楚，周的力量不是一世一人而达成的，周的显赫，跟其数代先王前后相继的努力息息相关。所以，韩非讨论的这个问题，在孟子的时代已经被提出来并作了思考，只不过韩非属于书皮党人，既然不熟悉这些事实，就只能再做一遍无用的推论。 韩非子对于仁义和智的批评，便始于此，他首先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批评，史实，则服务于这些批评的需要与否而或改写，或虚构。至于原因，则要看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个时期是纵横家们以后的时期，而纵横家在教学时，会选出议题让学生用作练习，这就导致很多作业本身不是就史论史，而是就史习辩。因此，只要能够服务于自己的论辩和说服，史实本身并不重要。这有点像庄子的寓言故事，史实如何，不列于首要考虑的范畴。 那么，子贡的辩才真的就不会失败吗？同样未必。我们知道，墨子在战国时期善于守卫，但他的游说大部分都失败了。我们中学学过的课文里有墨子和公输班的攻守之辩，但如此成功者，仅此一例。假使齐国一心想要并鲁土地，那么，口才再好的人，也难以阻止齐国的兼并。而像韩非那样的说法，真无异于痴人说梦，鲁国地方不过百里，向来是强齐侵略的对象，徐偃王修仁义而楚庄王灭之，孔子摄鲁一年而天下诸侯则之——齐国因齐鲁交界而生畏惧，故献以女乐，迫走孔子，这些事例无不说明，楚、齐是因为身边小国想要强国而心生恐惧，遂灭之，现在你要明目张胆的以力争霸，试问齐、楚如何能放任你强大而不闻不问？按照韩非的方法，几乎就直接是在挑衅齐楚的忍耐限度，不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太史公记载的子贡事迹真实吗？子贡辩才无碍，在《家语》中，子贡对自己的辩才极为自信，事实上，在《论语》中也可见端倪，如三桓之一的叔孙武叔，极言子贡之能，但子贡对叔孙武叔之言颇为嘲讽，而子贡在孔子葬礼上批评鲁哀公，也显露出子贡当时的地位极高，否则，他如何敢直接批评国君，又讽刺三桓之一的权臣以致于显得刻薄？后来的杨雄等人也认为，子贡晚年的能力，已经入于圣贤之境界，当然，这是就思想和德性而言。太史公则提到过子贡的地位和孔子一样，都有同诸侯王分庭抗礼的显赫身份。 太史公的记载，现在已经被肯定是渊源自家语，笔者以前在读到时，也有怀疑，但吴越战争上，却解了笔者的困惑。因为按照课本的记载，吴国囚禁勾践多年，说明夫差不至于糊涂到对勾践的复仇视而不见，否则他很早就会放勾践回国。而勾践之后一系列的举动，吴国怎么可能完全不知晓又不防备，在勾践的行动即将完备时，倾全国之力争霸于齐晋？这很不合理，强敌在侧，却倾巢而出攻打遥远的齐国和晋国，偏偏这两个国家都是强国。 齐伐鲁的年代，很合于子贡活跃的时期，此时田常会听从子贡的建议，和其面临的执政合法性息息相关，接受子贡的建议，是他最好的选择，但如果胜利，班师回朝的元老就对他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子贡至吴越二国，吴人所言，越人所语，皆符合二国当时的实情，越人欲复仇而不得机会，吴人则时刻防备勾践的复仇。如果说这并非实情，那么以勾践之国力，岂能灭吴？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例子本就很少，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吴国当时国力甚至能够远征强齐而败之，又能继而攻打强晋，这种军力打不过越国，那只是玩笑而已。 孔子对子贡这次活动的评价并不高，晋、吴、越三国之事，其说之以美言害信，这种批评不可谓不过。只是后来太史公从另一角度入手，才肯定了子贡的能力之巨，因为太史公喜欢子贡。 子贡的故事和纵横家有关吗？相比于虚构出来的鬼谷子，子贡的事迹很可能是纵横家们活动事迹的源头。但反过来，说纵横家虚构了子贡的故事，却未必合理。就历史的发展而言，一些事件最初只是简单的，后面会比较复杂。就子贡的事迹看，尚不具备纵横家们合纵连横的特点，如果是战国纵横家虚构的故事，那么时代的特点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现代学界判断古希腊哲学史和国内先秦思想史之真实与否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我们从中无法得到子贡事件掺杂了纵横家编撰的证据，故而，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后来的思想，本身未必会言明自己的思想源自何处，这就为后世的附会提供了条件。譬如鬼谷子，或者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又或者把一些传说中不可信的人物当作公孙龙子思想的来源等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