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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常生活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并且常常是物质化的利益，而不是什么真理和正义、皇帝脸面及国家利益──那些确有人在求索的精神上的东西，若不最终以物化来体现和标明，其意义和作用也非常有限。所以，除非愚昧，被人利用，除非被迫无奈，因为欠疚，或为了某种得到认可的远期利益，人对尽义务及低酬劳动之类的事不感兴趣。凡是付出劳动，就须得到合适的报偿，否则人便不愿继续辛勤，再徒劳而动。报偿的形式有多种各样：付款，赠物，一些人所共求的好处，习俗认为价值相当的物品；还有赞扬，答谢，以助人方式回敬，利益许诺，可能的报答等等，不一而足。 人确实会有利他主义的表现，如怜悯心，助人欲，义举、爱的奉献等。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基本上都有一定选择性，比如时间，对象，还有其它另类目的，总之善意所指还得分对象挑场合，因而其目的难免被质疑。是的，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各形各样的侠行仗义，义务慈善，为社会白做贡献等行为中，其心态百恣千种各色各样。有的因意气冲动；有的为赎罪，求得心灵安慰；有的为表示有所作为；有的追求群体归属感，为了获得隶属于某团体的荣誉；有的则为雁过传声、芳名留迹。那些表现为对人尊重的礼仪，品德高尚的善行，也无不是因为希望和可能得到精神上的回报，因为还欠和平疚等原因，才得以保持发扬。即使是在和平富裕，心境平和之下较易产生的助人心绪，同情心理，也多半期望得到善的反馈，获得声名、瞩仰、好感、赞谢之类的回报。还有那些曾经伴随着悲壮激越光荣过的，青年人无论事业上还是爱情上追求理想而根本忽视物质利益的冲动，大多会被实践证明为幼稚；可能用不着到达中年，当事人就会纷纷在心目中自我否定。所以，归而言之，人类在一切表现得相互吸引，相互关注和帮助的时候，都无不包含着某种暂时或久远，欲指所系的相互需求，内藏着一定的功利性。除却非常时期外，左右人们行为和思想的东西，虽也有些声名荣誉之类，但最终却是物化的利害关系，是物质利益的得与失──正因为人天然具有这样的德行心性，社会才有可能以赢得声名，获取丰富的物质幸福为诱，充分调动和利用人的积极性，以创造财富，繁荣社会。 商品交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经济交往中人们对一般报酬及价值标准都大体知悉，心领神悟。关于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在自由的市场化劳务活动中，人们基本上可以通过竞争和选择来较为正确地估价。虽然，由于缺少竞争性，没有市场提供机会来检验的缘故，许多专制、半专制国家人民，无论他人评价还是自我估定，在这方面免不得有失偏颇，甚至与真实价值大相径庭，这一点应该可以理解。但是,当人们日愈觉醒并逐渐认识到自身权利和潜在价值的时候，并非只是权力才有资格给他们的劳动厘定报酬，劳动者也会按自身的估价视报酬而付出。专制主义制度下较为流行的“大锅饭”现象，就是平均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劳动付出却收益相差很小，亦即几无级差和剌激性，这种情况下，人很快就会习惯性地将本来有报酬的工作当作是在尽义务（小费和外快才是报酬），因而心绪冷漠，得过且过，丧失掉劳动积极性。 人对与自身无直接利害关系，也没什么刺激性的事并不关心，或者说不在意；不是出于很快见得到的利益，思虑便懒得应酬，身肢也就懒得辛劳。人只关心短时期内（这个时期越短就越富刺激性、越能激起热情）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并只肯为之付出真诚而心甘情愿的劳动。人不大关心间接造福的公益（这个公益距自身利益越远，就越是如此），除非他们感到真接或间接，可以参预、影响和监督这些事业的实施，或在这些事业上标明自己的劳动，因而或许可以扬名得誉，否则他们对那些为整个国家长远利益的付出，甚至反感。现实生活中，凡是无情趣或没有多大指望可言的劳动，亦即仅仅为排遣孤独，受迫于生活而进行的活动，人参加进去都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而只要劳动是被迫的，人就摆脱不了痛苦，消除不了懒怠和冷漠的心绪，就总是要千方百计回避和减少劳作量──尽管达到目的后的无所事事可能会带来更多烦恼。生活当中缺少适度的危机、变故、斗取和刺激，人的本性就会趋向于懈怠、懒散和玩忽职守。那些生产关系复杂的社会地域，人们都有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习性，并非偶然。如果说在他们中间尚存的，较少有的创造性冲动和寻求刺激的心理，终究会去自寻出路的话，那就是想方设法做些突破禁区、玩弄法律的游戏。这个过程，首先从掌权者开始，以潜默移化的、榜样的力量，影响着人们，开始从上到下不知不觉地走向腐堕，而且在从众效应推动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因拒绝加入而被边缘化。源源而来不把握住即丧失的怠惰化享受的诱惑中，质疑者皆被视为异类、遭到淘汰的命运宣示下，大家都会认为所谓“腐败”既自然又理当如此，傻子才会拒绝。就是说，除非自由竞争和强制无情地淘汰懒惰，并具有得到剌激感、满足人的意愿、追求，使其获取新的希望，否则，人性本身是避难就易，是懒惰怠动和趋向于腐败堕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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