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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礼崩乐坏，神鬼信仰式微，人性解放，人的理性精神日益凸显，人的自我价值日益得到尊重和实现。此时的艺术创作更多地赋予人本新意，偏重世俗情致，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美化功能。质地不同、造型别致新颖、技艺鬼斧神工、美观实用的各类器用大批量出现，成为反映这一时期百工兴盛的实证。以器物为载体，将人的精神诉求付之于器作本身，《考工记》言 “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的造物原则，做到了心与物、文与质、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统一。 ▌百工之巧 人性张力 春秋战国时代各个技艺领域成就非凡，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匠在当时曾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他们的情感得以自由抒发，艺术创作更趋于一种纯审美性，并着重在器物的装饰与美观上下功夫：青铜器一改以往礼器笨重敦厚、繁缛装饰的风格，呈现出简洁的造型、细致的雕绘和华丽的修饰；金银器皿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体量轻便、新技艺不断涌现的漆器，抒发浪漫情怀的造物风尚；丝织业迅速发展，轻薄飘逸、清新亮丽、五彩缤纷的高级丝织品成为达官贵族追逐的奢侈品，走上了时尚的风头浪尖；光亮莹润的原始瓷，漆黑至美的黑陶，绚丽多姿的彩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豆是古代一种盛食器，用来盛肉酱一类的食物。也是一种礼器，常以偶数组合使用，固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此时的豆，腹侧常铸双环，制作十分精致，多以错金银、嵌红铜为饰。此豆带盖，通体错金夔龙纹、垂叶纹、斜角云纹等。纹饰流畅细腻，工艺精湛。彰显出富丽堂皇的高贵气质，是战国时期通体错金青铜器的代表作。整个造型古朴大方，体现了匠人极高的艺术境界。
用途说法不一，有水器、灯具、炊煮器等。入窑前，先用尖细滑硬的工具在胎上反复磨压出各种纹饰，并打磨光亮，再采用封窑烟熏的“渗碳法”，使烟中碳素微粒渗入坯体，烧成后呈现光亮如镜的漆黑色，是中山国特有的新式制陶工艺。
水器。造型线条简洁，壶身与把分制，身为快轮拉坯成形。底黏三个乳丁状小足，既稳定器身，又将底部与地面隔开，延缓壶的冷却速度，胎质精细，釉面匀净，反映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的烧造水平。
器型高大，造型独特大气，肩腹部有上下交错三角形镂孔两周，外壁施青黄釉，釉层薄，有缩釉斑。类似产品在浙江亭子山窑场有较多发现。这种镂孔瓶只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腹地，高度一般在36到50厘米之间，其功用专家有熏香瓶、饲养蛇等不同说法。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出土时尊置于盘内合为一器，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整套器物纹饰繁缛，共饰龙84条，蟠螭80条，造型美观，穷极富丽。其镂空装饰，玲珑剔透，层次丰富，表明失蜡法制造技术已达到极为高超的水平。
通体镶错金银卷云纹，色彩华丽，工艺精细，是战国时期以金银装饰青铜器的典范作品。腰背上有一长方形銎，可能是屏风插座孔。与之同出的还有错金银铜虎食鹿屏风插座、错金银铜犀屏风插座，它们应共同构座一件曲尺形屏风的插座。
盖纽铸成鸟形，腹腔正、背面均饰站立凤鸟纹。此类椭圆形扁平腹、盖顶装饰一凤鸟的铜盉，造型源于西周晚期，在春秋早期秦人墓中多有发现，属于典型秦式青铜器。
腰带饰，多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此带饰浮雕镂空，背面有一方形纽，系釆用捶揲法制作而成，制作精细；图案为虎狼互搏，是造型和纹样巧妙结合的统一体。
春秋时期剑多为青铜铸造，铁剑极为少见，而将黄金与铁这两种当时最为贵重的金属用于铸剑，更为罕见。此剑釆用浇铸、铆合、镶嵌相结合的工艺，用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铸造同一把剑，工艺要求极高。 春秋战国青铜器整体呈现出偏重世俗、增强艺术趣味、脱离礼制规范的自由舒展变化的审美趋势。以往青铜器主要是用于祭祀，此时逐渐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原有旧形制不断被扬弃，新式样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由此刺激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错金嵌银、失蜡法等变化多端的铸造方法，使青铜器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同时也是对新的社会秩序和世俗生活的反映。金银器制造深受青铜文化影响，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金银器皿，开创了金银器制作的新局面。
战国时开始出现金银质地的器皿。此金盏釆月分铸法铸造而成，饰有精细云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是目前所见最大、最重的先秦金器，代表了这一时期贵金属工艺的成就与特点。
盛酒、调酒器。形状多样，一般是深腹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盛行于商代后期和西周初期，多饰有纹饰或铭文。此盉光素无纹，简单质朴，体现出其时匠人已摒弃浮华而求功务实的创作理念。
压席镇器或陈设品，造型似汉代辟邪。银错五官、毛、羽之轮廓，体表以银片、银线错出变化的斑纹，背部错出两只蟠曲于云中的龙雀鸟纹，集烕武勇猛、矫健敏捷于一身，展示出2000多年前中山国匠人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底部铸有铭文，说明制作时间、工匠及监造官吏。
酒器，黃金锻打制成。圆环形玉耳，饰卷云纹，铆接于器口两侧，是目前所见最早金玉相结合的器皿。
衣缘。在浅黃绢上，以红棕、土黄、浅黄三色线，锁绣一凤二龙相盘，构图紧凑，色彩和谐，凸显了楚人精湛的刺绣工艺和浪漫的艺术气质。
车马出行图漆画，表现了聘礼行迎场景，共有26人、4辆车、10匹马、5棵柳树、1头猪、2只犬、9只大雁，栩栩如生。画中人物衣袂飘飘，生动再现了楚人衣着风尚。
盛酒或羹。耳有方、圆之分，纹饰以云、凤居多。此件耳杯，以勾连云纹与变形凤鸟纹幻化一体，似云似凤，展示了楚人高超的图案构思能力。
由浅盘和底座榫卯套接而座。盘呈椭圆形莲花状，座为回首衔蛇的蹲龙，角、爪和头三点支撑豆盘。整器彩绘龙凤、卷云纹，稳重大方，蕴含设计巧思。
多置于棺椁头厢，有单头、双头、四头之分。此镇墓兽为双头，由底座、兽首和鹿角组成。兽首为变形龙面，上插真鹿角，赋予神性。镇墓兽极具地域特色，是楚国工匠的鬼斧神工之作。
新式便携酒具盒，盛放耳杯。盒身为双首连体的猪形，四足踞伏，是神话动物“并封”的形象。两端握手呈猪嘴状，各有销拴固定，以便携行。此盒外形生动、设计巧妙、纹饰丰富，体现了楚国匠人别具一格的奇艺巧思。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意境，意指通过器物把精神意味与境界表达出来，体现出一种审美功能和艺术趣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玉器作为表达自己内在精神美的重要载体，“以玉比德”，把玉拟人化，用它象征高尚的人格，君子的气节，优秀的品德，使佩玉成为社会风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而那些来自民间、带有世俗气息、活泼清新的歌舞表演，及琴瑟笙筑等小型丝弦乐器，则给予了时人赏心悦目的感受，体现了社会的和谐有序。 春秋战国时期，人性得到极大解放，人们除了在意个人价值的表现外，也开始重视自身道德修养和内在品格的培养。此时，玉器由通天敬神的神物变为象征身份等级、君子品行的饰物。孔子提出“君子比德于玉”，以玉质坚硬的特征比作君子气节的坚硬，以玉的温润比作谦谦君子之风，以玉的洁白喻示君子的无瑕品质。玉成为君子品德的最佳载体，佩玉成为君子规范道德、约束行为的标志。
组佩是服饰的组成部分，最能体现个人社会地值和身份象征的饰品。大型组佩为西周首创，是由不同质地的多件玉器串饰组成悬于身上的佩饰玉。考古发掘显示，社会地值越高的贵族，所佩戴的组玉佩串饰愈复杂愈长，制作愈精巧，身份较低者，佩饰就变得简单而短小了。此套组佩由白、紫水晶环、珠、管及玛瑙珠等组成，色彩斑斓，精美异常。水晶、玛瑙质地晶莹透明，隶属广义上的“玉”，质地坚硬，用之可比作君子气节的坚韧。
此磬为25件编磬之一，制作精良，磬面光滑，大小厚薄有序，音质优美，音域宽广，至今可演奏多种乐曲。凤鸟等图案用红、黄、蓝、绿等颜色绘出，反映出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打击乐器。虎纽为巴人独创，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毗邻地区，是巴文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传统乐器，广泛月于宴享和娱乐。春秋战国“士无故不撤琴瑟”。此琴十弦，琴面浮雕凤、蛇、兽面纹等，是迄今所见先秦最精美古琴之一。
解结用角形饰。春秋战国玉觽形状向宽而圆钝演变，多有圆穿孔，成为象征贵族身份、地位的一种佩饰。《说苑·修文篇》“能治烦决乱者，佩觽”，象征佩戴者具有决断疑难的能力。 ▌思想绽放 文化奠基 随着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学在官府”的教育开始走向没落，而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私学教育开始兴起。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士人阶层逐渐崛起、驰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等领域，促进了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以简帛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各种思想学说著作，得以更好的记载与流传。 急剧的社会变革激发了不同士人对各种问题，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华夷关系等的探索，形成不同流派，并互相影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名字的189家，4324篇著作。《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实有上千家。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道家的辩证、墨家的尚贤、法家的唯物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
削刀，用于书写竹简出现错误时刮去墨迹。
道家以老子、庄子主要代表，用“道”来探究自然、社 会、人生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无所不容、和谐统一等，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等。郭店发现的竹简 《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主要论述道的存在与运行，道与治国、修身的关系与修道；《太一生水》提 出“太一生水，水生万物”。
墨子，墨家创始人，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反对兼并战争，提出非攻主张。战国后期墨家分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研究，另一支则转化为游侠。
春秋战国时天文学取得了很高成就，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分别著有天文专著，合称《甘石星经》；鲁国天文学家还观测到37次日食并最早记录了哈雷彗星。这件衣箱环“斗”字一周书二十八宿名称，并与北斗、四象相配，说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形成二十八星宿体系。
纵横即合纵连横。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家。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不仅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更是纠正了《史记》对苏秦活动年代的错误。 ▌尾声——华夏认同 文化融合 自西周末年始，以“夷蛮戎狄”为代表的周边族群不断内迁，与华夏族交错杂居，并渐慕华风，“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开启了文化华夏化的进程。春秋自称“不与中国同”的秦、楚，到战国时却诩为“冠带之国”“华夏之民”，代表了崛起的大国对华夏的认同。不同族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商贸，或联姻等，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同宗共祖的五帝传说、“五方之民”“四海会同”，以及诸子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空前激荡，进而为秦汉政治大一统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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