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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考（696）
吴绍学
2018年1月3日第1期《书法报》推出了新年第一台书法批评大戏——“张继书法作品集评”。张继先生是当代隶书创作的标杆式人物，参与集评的杨吉平、周德聪、亓汉友也是当下知名的书法评论家，由于这些人物在当下书坛的身份和影响，使得这次批评显出某些不同寻常的意义。
当今书坛，对批评敏感、“批评难”是大家共同的感受，也是亟需改变的一大弊端。曹宝麟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发声”，而且是“毫不隐讳”地批评张继先生，网络上也有一些对曹先生进行攻击的言论，无论如何，在大家都世故地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当下，我们应当为曹宝麟先生的这种勇气和直言点赞，书坛批评失语破冰，需要有一记重锤砸下去。艺术批评可以有不同的观念、立场和见解，只要不是挟私泄愤、人身攻击，批评家说得对或错都值得被批评者所珍重。
就艺术家和作品本身来讲，张继先生的作品是不是“比二十年前写得还差，已走下坡路”，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观杨、周、亓三位先生的评论，确实不乏诤言灼见。如杨吉平先生的批评一向比较辛辣，他指出张继先生全国第四届青年展的作品不仅与全国第八届中青展作品的“正文内容完全一致”，甚至连落款都“居然与2000年全国第八届中青展作品的内容一字不差”，这是事实。他还直言张继先生的作品“其运笔之收敛、情感之克制给观赏者的压抑感令人难以承受”，也颇见杨先生批评的个性和风格。
作为书坛名家，张继先生应该警惕并防止艺术的惯性、惰性、重复和程式化。但这是否“说明如果不是张继先生记忆力超群便是其黔驴技穷”“仅从这一点便可以得出结论，张继充其量是个写手而不是书法家”，我觉得不宜武断地作出结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写了一件和多年前内容重复的作品就一叶障目，断定他“充其量是个写手而不是书法家”。当然，杨吉平先生也肯定了张继先生“全国第四届青年展的作品与全国第八届中青展的作品相比，线条显得厚重了许多，包括落款也比原来饱满浑厚”，还是比较客观的。
周德聪和亓汉友先生的文字似乎褒多些，如周德聪先生评价张继先生“近三十年来，他在隶书一系中摸爬滚打，由临仿汉隶简牍到渐次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隶书有着十分明显的辨识度”，并且从本体上分析笔法、解析结构，肯定其“近期的隶书与2000年以前的隶书相较，明显看出他在求变，无论是用笔的轻重与铺排，笔势的走向与线形，个中都增加了许多矛盾对立因素”“张继的隶书有着十分明显的辨识度，坚持下去或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等。亓汉友先生以字例对比分析了张继先生的“创作发展和成熟轨迹”及笔法、结体与风格等特点，和杨吉平先生分析张继的隶书“左低右高、左窄右宽、左小右大”的特点，周德聪先生评其字“有的甚至出现楔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从另一面反过来证明了张继先生隶书的“辨识度”。
周德聪先生也提醒张继先生要警惕“如何避免因其刻意装饰所形成的某种程式并进而结壳。我以为，张继的隶书已然有美术化的倾向，尽管很美，亦或趋媚”，这其实和杨吉平先生说的“张继的书法却离自然越来越远”是一个意思，个人以为，这也是张继先生在以后的艺术追求中需要注意或克服的问题。亓汉友先生在分析张继隶书的笔法、字法和风格后，认为张继先生的隶书虽然呈现“大方、简洁、率然、明快的冲和简约风格”“但比较李叔同的简约书法，张继先生这种简约隶书似乎少了一些厚重和内容”。能够和李叔同这样的一代大师相比，这也是一种很高的期许了！
总的来看，“张继书法作品集评”立足作品，有的放矢，避免了凌空蹈虚，漫无目的，大而无当，或者隔靴搔痒，蜻蜓点水，批评趋于理性平和，对张继先生也不乏中肯的提醒建议甚至寄予了较高的厚望，张继先生不管认不认同、接不接受，至少不应怀有敌意。其实以一两幅作品来评价一位当代隶书名家本身就是不够的、不全面的，而且艺术没有一言堂，也不是哪个名家说了就算。但它至少可以看作是一面镜子，照见某些东西，一个善于自悟的书家，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当会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我不认为张继先生“在曹宝麟先生发表第六届兰亭奖评审感言后，我们没有看到张继的公开表态”就一定是“默认或默许”“反对或鄙视”，也许他有他对问题的看法和处事方式。但作为批评本身来讲，开展正常、积极、健康、有效的批评，除了批评家要有品格、见识和敢于直言，还需要书家有乐于接受批评的胸怀、雅量和勇气，只要每个书法家和作者都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善于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批评，而我们的批评家都敢于仗义执言，激浊扬清，书法批评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我们期待书法批评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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