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文学
——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
文学是什么？在本期的国学对话中，姚奠中、刘毓庆二位先生，先从纷繁复杂的“概念”谈起，接着话锋一转，拨开“众说纷纭”，直接进入国人的“心灵”世界，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谈到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甚至对当下文学现象的解读。可以看出，他们是把“文学”作为一种鲜活、灵动的生命现象来认识和辨析的。他们之间的娓娓道来，令人细细品咂之余，深感其中不乏精辟之见解，且廓清了一些谬误，从中能感受到他们端正的学风与文风，读罢令人酣畅。
观点提要：
●中国传统文论强调“教化”，教人向善，所坚持的就是经典中的那种道德精神。
●在汉代形成了“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的理论，影响了中国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两千多年。
●无论是倡导“教化”还是倡导张扬个性，都不能太过了，“过犹不及”，要把握分寸，要掌握一个“中”字。
●雅与俗的分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其实中国古代“文以气为主”的理论，就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生命体对待的。
——编 者
刘：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我们算是研究文学的专业队伍了。可是谈起文学，我却感到是最头痛的事。这并不是说看了文学作品头痛，阅读一些优秀的小说、诗歌作品不但不头痛，还会感到很快乐。而面对文学理论就很让人大伤脑筋了。因为古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与现在人不同，现在的学术界也存在着分歧。比如说“什么是文学？”或者问“文学是什么？”我就感到很难回答。
姚：讨论概念问题，这是现在人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好像不弄清概念问题就没有法子搞研究，于是就出现了把事物本身放在一边，而在那里纠缠概念范畴。其实有些问题，大家本来心里都有个谱儿，相互之间的理解也相差不太多，基本上可以达成一致。可是一旦给它个定义，马上分歧就来了。特别是人文学科方面，这种情况遇到的比较多。原因就是有些需要心灵把握的东西，你一定要让它“科学化”，那就会出问题了。比如说“文学是什么？”在上个世纪初期学术界争论的就很厉害。章太炎先生就说过：用文字写下来的就是文，论其法式则谓之文学。胡适说：文学不外乎达情和表意，只要表达得好，就是文学了。有人说：文学应该分为“纯文学”和“杂文学”两种，有人说应该分为“理智文学”与“感情文学”两种，等等争论。到后来又有人把文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又说“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用语言塑造形象，用形象来反映生活的”。现在有学者又提出说：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刘：对于概念的界定，应该说是需要的，但不必要为它去争论。因为争论概念问题，有时会把实质的问题给丢失掉，偏离了原初的目标。把实质性的问题给丢到一边，只抓空洞的概念，那有什么意义呢？有人总结目前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就有160多种。争论“文学是什么”与这有点相似。其实有些问题，只要大家理解的差不离也就行了，关键是面对事物本身说话。在对事物本身的研究中，再逐渐调整对概念的理解。不必一上手就先争概念。我们现在即便不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大家也都会把小说、诗歌、辞赋，还有读起来很美的文章归于文学的。只要知道了什么不是文学，文学是什么自然也就清楚了。
姚：就中国传统文学来说，它也是和经学精神相联系的。古人说六经是文章之渊，这不是仅仅指文章的体裁，也包括了文章的思想。中国传统文论强调“教化”，教人向善，所坚持的就是经典中的那种道德精神。《毛诗序》就强调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价值。同时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其实就是要求文学肩负起社会道德的责任。
刘：如果说“史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监督系统的话，那么“文学”则是中国文化的德化系统。“史”起着法官的作用，“文”起着教官的作用。二者从不同的方面，确保着经学道德精神的落实。历史是死的，不可改动的；哲学是虚的，变化不定的；文学是活的，是可以感染人的。
姚：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的文章，谈的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诗歌政治教化问题的。在汉代形成了
“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的理论，影响了中国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两千多年。这些概念都是从《诗经》的研究中得来的。“风”言教化，“雅”言王政废兴，都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这是一个创作原则。“比兴”讲比喻、起兴，这是创作方法。“美刺”是颂美讥过，这是创作态度。“讽谕”，“讽”暗含讥，“谕”是晓谕，让对方明白，这是创作目的。这一套理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如白居易就曾说过：“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就是指诗歌创作干预时政、为现实服务的。
刘：让作家也板起面孔来充当传教士。这样对一个自由人来说，自然是不舒服的。
姚：但从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看，真正与“政治”相关联的并不算多，更多的是与道德教育相联系的。像戏剧、小说，很多都是教育人的。看来对“政治教化”的“政治”二字应该作更宽泛的理解才对。“政治”并不仅仅指与政府、政事、政权相联系的事物，而应该理解为与天下安定、和平相联系的事物。这样来讲，“政治教化”自然就包括了道德教育、引人向善的内容。再说，虽然“政教中心”理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
“为政治服务”性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从不强调为某一个具体的政权服务，而是强调干预政治，关注现实。现在人对“政治教化”感到反感，有一个原因是，在上世纪六七十代年过分强调文艺为阶级斗争工具造成的。那时强调文艺要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面，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只要文学作品一涉及到现实中存在的黑暗面，马上就会被斥为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种做法，人们自然受不了。在古代文论中，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批评政治、揭露现实，即所谓的讽谕。像以前中学课本上选的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之类，都是对现实有所批评的。“教化”其实就是要倡导正气，不让人向邪道上走。教化的对象不只是百姓，而是整个社会。目的是要起到改变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诗歌，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明显是对统治者说的。是要统治者根据诗歌中披露的信息，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
刘：倡导“教化”应该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倡导的其实是作家的责任心，即向社会负责、向孩子们负责的心。一方面创作应该是自由的，而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社会效果。现在有些作家，甚至是名头很大的作家，笔下很不干净，有些描写下流到令人作呕的程度。确实个性是表现出来了，可是也带来了精神污染。这污染的呈现，便是他个性心灵的呈现。还有些作家笔下消沉、灰暗，把一种极端不健康的思想抖搂给了社会。对成年人来说还无所谓，对青少年确实是没有好处的。从这一点上看，古人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还是必要的。
姚：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这就是“中庸之道”，这个“中”字很重要。无论是倡导“教化”还是倡导张扬个性，都不能太过了，“过犹不及”，要把握分寸，要掌握一个“中”字。虽然中国古代文论强调“教化”是一个主要传统，但同时还有两个带有理论性质的诗论，与“教化”说相互关联、渗透。一是言志抒情说，一是好辞尚丽说。“言志抒情”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好辞尚丽”强调语言的华美。在中国诗歌中，恐怕更多的作品还是属于言志抒情范畴的。
刘：文学具有三重性，一是道德性，二是抒情性，三是愉悦性。其中“抒情性”是最主要的，这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传统分文学为四大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宣泄心中的情感，散文书写不能释怀的事、理，小说勾勒心灵所感受的世界形象，戏剧在演唱故事的同时，又在表达着世俗情怀。文学与哲学、史学以及人类学著作的最大不同，在于文学的情感色彩及其对心灵世界的展示上。中国第一篇诗歌理论《诗大序》，就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诗歌与人的情感宣泄联系在了一起。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便有了歌咏。而且认为“发乎情，民之性也”。“情”是生命力的表征，人不能无情，有情必然要表达。司马迁有一个理论，认为圣贤发愤了便要写作，像《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特别是《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韩愈著名的“不平则鸣”的理论，所谈的也是情感发泄。因此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所表现的是作者的人生情怀，是心灵世界。但是人的心灵世界有阳光的，有阴暗的；人的性情有正直的，有奸邪的。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讲，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痛快就怎么做，我要把我的心灵展示给世界，这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从社会影响上来讲，这样做显然就有些不合适了。
姚：《诗大序》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这个原因。20世纪到现在，不断看到有人批判这个理论。认为“止乎礼义”就是强调“封建道德”。没有认真考虑“礼义”概念所蕴含的意义。“礼”是什么？古人说：“礼者，履也。”礼是人所当履行的规则，也就是社会规范。“义”是什么？“义者，事之宜也”，是合于事理的行为。《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止乎礼义”就是要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则。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只求自己痛快，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创作，情之所起，任其泛滥，一些思想极端不健康的乱七八糟文学作品的出现，确实是让人担忧的。还有些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创作出的低级趣味的作品，那更是要不得了。我们从现在的情况可以看到古代，古人之所以倡导“教化”，禁止一些有伤风化的低级读物的流行，是出于对社会负责的考虑，并不是要为哪个政权服务。现在一些人还把古代的“教化”说成是“封建说教”，这种认识未免偏激了些。
刘：“道德性”是文学创作的主导精神。《毛诗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民之性”是就文学的抒情性而言的，“先王之泽”是就文学的道德性而言的。但是道德性的表达与作者的价值观、道德修为是相联系的。“先王之泽”就是指人类文明智慧积累起来的价值观。鲁迅曾说，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每一个人都会“发乎情”，但发的是什么“情”，这“情”体现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则是由他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就会抒什么样的情，说什么样的话。“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是强盗的情；“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良吏的情。“诗因写意凭衷诉，户为寻欢待月开”，这是浪子的情。因此作家如果没有道德原则的制约，他所抒发的便不仅仅是个人的“情”，而是病毒，其对社会的危害是会很大的。
姚：古人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文学艺术作为精神产品，是一定会表现出作者的内在精神的。古人强调诗要出于“性情之正”，表面上是对文学作品道德性的强调，从根本上说，是对作家道德品质修养的强调。作家只有好的道德修养，能够坚守礼义，他创作的作品才能出于“性情之正”，具有了道德意义。
刘：“道德性”是和文学的治疗功能相联系的。关于文学对人的治疗作用，近些年来关注的人逐渐增加。但关注它对社会的治疗作用的则很少。一个人心里有话，不吐不快，这便是病。吐出来，发泄了，心灵得到了调剂，这“病”便好了。比如武侠小说，社会上不平事太多了，自己痛恨于心，又无力回天，只好通过笔下侠客带血的剑来发泄自己对恶势力的仇恨。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来发泄对社会恶势力的不满，心灵获得一丝安慰。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对社会出现的弊病，文学对其进行干预，对不好的风气进行鞭挞，这也是治疗。在这个治疗中，“道德性”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文学中表现出的正义感，表现出的人间正气，便是对道德性的张扬。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收视率很高，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剧中对人间不平之事的处理，让许多人在现实中聚积起来的不满得到了发泄，心灵在发泄中得到了愉悦。
姚：你说文学有“道德性”“抒情性”“愉悦性”，这是对的。抒情是必然，愉悦是自然，但这二者都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特别是“愉悦性”，这一点在文艺节目中表现得最突出。但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却能博得更多人的欢心。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把握好分寸。这分寸应该就是“止乎礼义”，要符合道德原则。
刘：想来这里有个高雅与低俗之分。“愉悦”应该是文学的一个属性。所谓文学的治疗功能，就是从“愉悦性”中来的。文艺可以让人在娱乐中得到教育。所以古人谈教化时就特别强调诗歌与音乐的教化作用，所谓寓教于乐，也就是这个意思。越是思想向上、情调高雅的作品，可能受众就越少。越是表现世俗情怀的作品，受众就越多。而且低俗的文艺作品所含的愉悦性几乎是饱和的，它因对人的神经的刺激而带来的身心放松，是高雅的作品难以达到的。黄色书籍久禁不绝，黄色短信借助现代传播工具更是铺天盖地，这是事实。为什么禁？是出于道德教化的考虑；为什么屡禁不止？是人本能的需求。在东北舞台上看到的二人转节目，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的二人转节目，几乎是两回事，为什么？因为“春晚”节目经过了“道德”检查。否则父亲和未成年的女儿同坐在沙发上看地道的二人转，双方都会很尴尬的。
我在山西某地考察时，听当地老百姓说，他们这里以前逢会闹红火，演戏娱乐，在前半夜演大家都可以看的戏，到后半夜就要让妇女儿童退场，只有成年男人留下来娱乐。因为后边演出的节目便全都是黄段子了。为什么要让“妇女儿童”退场？就是怕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来，高雅与低俗都是人所需要的。高雅的东西是以道德为主导的。低俗的东西是以愉悦为主导的。愉悦要经过道德检查。道德检查并不是要彻底消灭低俗之物，而是要把它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有益无害”。
姚：雅与俗的分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像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是属于雅文学的。它们的作者多属于士大夫阶级，因此内容多是表达士大夫情怀的，无论是关于君国大事的，还是个人遭际的，或是惜春伤别的等等，都可以看出其中高雅的情趣来。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载道”之作，但低级趣味的东西毕竟要少得多。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到士大夫个人的声誉，他们基本上要考虑到“风化”二字。如果有伤风化，他们就会驻笔，这就是所谓的“止乎礼义”。有时即便为一时痛快写了出来，过后也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戏剧和小说就不同了，它们属于俗文学，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地位不高的文人，受众主要是下层百姓，因此就显得低俗，内容多是家庭婚姻、男女爱情、忠奸斗争、清官故事、家将传奇之类，并于这些内容中注入了笑料，注入了低级趣味的东西，甚至淫秽的描写。像《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几部古典名著，其中的一些段落，在课堂上就很难面对学生讲。作家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一个“情”字，他们的价值观是在追求人间的真爱，“止乎礼义”的概念几乎是没有的。以前人多以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真正爱情来评价这些作品，对其中的淫秽描写就忽略不记了。其实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世俗心理的。尽管有些语言很美、很雅，但内容却是世俗最感兴趣的。
雅和俗是向着两个不同方向的。雅的东西偏向于精神，追求的是境界，是引人向上的，但往往和人的物质需求、本能欲望相背离。俗的东西偏向于物质，追求的是欲望的满足，会把人拖向下坡路，但却与人的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相联系。现在一些作家动不动就大讲“人性”，在他们眼里俗的东西是最符合人性的，因为所讲的是饮食男女，因此在这方面大加发挥。但要知道，要引领人类精神向上，还必须要“雅”文化来完成，“俗”只能是低级的本能需求，永远不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处理好雅和俗的关系，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刘：这是就文学的属性而言的。从根本上讲，文学是心灵世界与生命姿彩的展现，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以前把文学当做现实的反映，把古代文学当做“遗产”，这恐怕是从根本上扭曲了文学的性质。
姚：其实中国古代“文以气为主”的理论，就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生命体对待的。像古代文章评点中常用的
“眼目”“血脉”“神理”“结穴”“主脑”“脉络”“风骨”之类的词语，所表现的就是“生命形态”。这种观念与研究方法，确实能让人感到文章的妙义所在，而且也确实能使人“与古人精神相遇”，并且进行对话、交流。只是这种观念被西方输入的文学理论冲掉了，认为那样表述不科学，提倡要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其结果排挤掉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而是一种观念。使文学研究由对生命的体悟，变成了对物理结构的分析；由对艺术魅力的探索，变成了对所谓规律的把握。像上个世纪，就把研究文学规律当做了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有所谓文学继承与变革的规律、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文体之间相互渗透影响的规律、文学批评与创作相互促进的规律、民族之间文学交流影响的规律等等。认为抓住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指导创作实践。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规律研究意义并不大，规律根本指导不了创作实践。如果说有用，只是对教师上课有用，因为这样容易条理大纲，教师便于讲授，学生便于记忆，也便于考试。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完全把文学搞死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被抽象化成了索然无味的教条。没有发现哪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是在所谓规律的指导下完成的。相反把握了所谓的规律，却束缚了正常的创作。
刘：我想20世纪文学研究的最大失误，就在于用学科的态度对待文学，而没有把文学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认识。本来是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却要把他看做是一个肉体而进行解剖，在手术刀下虽然明确地找到了心、肝、脾、肺的位置，甚至发现了它们的功能，可是要问生命在哪里？却茫然不知了。要知道文学不是科学，不能用科学来对待。以前几乎所有的大学中文系，都在说：“我们不培养文学家，我们是培养理论家的。”为什么中文系不培养文学家？难道让化学系、数学系去培养？还是文学家只能是自生自长不能培养？其实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把文学当做了一种科学知识，而把文学的鲜活性、灵动性给抛弃掉了。在中小学讲文学作品，往往是讲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然后来个“通过什么什么”“说明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把鲜活的东西给弄死了。最后在考试题中，再用死的答案限定活的东西，搞什么选择之类。一些有文学天赋的同学，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对文学也心灰意冷了，文学家还如何培养？因此我觉得文学观念的转变，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文学研究要想有新的突破，就要放弃用科学对待文学的方法。
姚：听说你的一个学生获得了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他的论文是《明诗文学生态研究》，从题目上看，“文学生态”这个概念就是把文学作为生命来对待的。看来文学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研究突破旧的模式的关键。
刘：《明诗文学生态研究》能获奖，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转变了观念，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果认识到文学的生命本质，就有两个领域需要探讨，一是文学心灵世界，一是文学生态环境。“心灵世界”是从文学内部考虑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隐形世界。哲学、史学及科技著作，是有什么说什么，意义全在文字语言的表层，而文学的深刻意义则在文字语言的深处，在看不见的层面上。“文学生态”是在认定文学为一种生命现象的前提下，所作的环境观照。以往对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时代特征等等所作的研究，是在把文学作为一种“遗产”的前提下，对文学所作的因果归类与价值定位。而“文学生态”的研究，则是对一种特殊生命的产生及其意义的关切。显然这是一个新的命题，反映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姚：文学观念转变是一个大课题，你所提出的“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这一理论，可以在总结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认识和论述。比如唐宋有古文运动，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他们为什么复古呢？他们复的是什么古呢？难道他们看不见语言华丽是一种艺术吗？这原因在于他们关注的是文学中的那种体现生命力量的精神。他们称许秦汉文章中的“浑元之气”，这浑元之气就是生命力量的展现。之所以反对华丽文风，是因为语言的华丽伤害了文学生命的张力，使文学呈现出的精神变得纤弱。这说明古人本来就是把文学作为生命现象来认识的。只是20世纪的西学东渐，使这个传统断裂了。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参照中西方的理论，进行深一步的理解。
刘：我也很想这样做，因此这些年参照东西方的理论，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思考。暂不说“文学生态”的问题，就文学自身而言，我觉得其中存在着三重世界。第一重是“语言世界”。语言美不美，有没有文采，这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刘勰《文心雕龙》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没有语言层面的光彩，文学性是会大打折扣的。通常说，某一个领导的讲话很有文学性。这“文学性”多半是指讲话的文采说的。以前把文学说成是“语言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在语言层面上立说的。第二重是“生活世界”。即用语言构成的现实生活内容，是文学中看得见的一个层面。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凡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几乎都能在这里见到。以前所谓“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立说的。第三重是“心灵世界”。这里所说的“心灵”，是指内在于人的一切。这是一个隐存在生活世界背后的无限广阔的领域，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关系是，语言世界是形式表现，由语言而构织成的生活世界是具体内容，用生活世界为素材而构成的则是心灵世界。内在心灵支配着人的外在表现，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心灵的外向化。因而“心灵世界”是文学最本质的意义所在。语言世界、生活世界是直接或间接为呈现心灵世界的图景而服务的。中国文学就她最本质的意义而言，她是中华民族心灵世界的展现，她表现出的是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性格及人生情怀。中国文学以教化为主导的创作方向，所展现的正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这一点是历史、哲学等著作无法代替的。
姚：你这三重世界的划分，与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的言、象、意的概念是相合的。王弼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言”是语言，是表现“象”的。“象”是事物形态，是为了说明“意”的。“意”是意义，是“象”要说明的主体。言、象、意三者正可以与文学的三重世界相对应。但具体到文学，语言层面、内容层面——即你所说的生活层面，这都是实在的可以把握的层面，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可以分析的，因此人们关注的比较多，认识也比较透。中学生阅读书籍，往往要把书中很优美的语言抄录出来，就是感觉到了语言的魅力与光彩。语文课上讲小说，往往以情节的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尾为主线，讲人物性格，讲所反映的生活；讲诗歌，往往要讲起、承、转、合的变化，讲诗人喜、怒、哀、乐的情感，关注的是内容的层面。至于你所说的心灵世界，因为看不见，不好捉摸，因此人接受起来就有困难。你还需要细化一下，更具体一点谈，把这种理论落实在经典文本上。否则便会变成“玄学”。
刘：这一方面我是做过认真思考的。看不见的层面要让人们去把握它，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它却决定着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印度的《唱赞奥义书》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乌达勒恪·阿垄尼对儿子说：“孩子，从树上摘一颗无花果来。”儿子摘来了，又说：“把它打开！”“打开了，父亲。”“里面有什么？”“有籽。”“把籽破开！”“破开了，父亲。”“在里面看见有什么啦？”“什么也没有！”阿垄尼于是说：“孩子，看不见的才是最精妙的东西，一棵大的无花果树便是由此诞生的！”这个故事说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事物的表层，而在其内在意蕴。同样，文学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感人的东西，不在作者用艺术之笔精心构建的生活世界本身，而在于他注向生活世界躯壳中的生命元素，即看不见但能感觉、体悟到的，使生活世界充满灵性和活力的无限广阔的心灵世界。比如杜牧的《山行》诗，研究者多说这首诗的妙处在于把秋天描写得像春天一样美丽。而且还说后面的“红”字与前面的“白”字相互映照，形成了诗篇的色彩美。可是却忽略了这首诗对作者内心世界的展示。请想：作者走出喧闹的城市，游览于曲折的山路之间，闯入他的视野的首先是那弯曲的山道上走向白云缭绕之处的人，那人是回家的，他的家就在白云升起的地方，那里是多么祥和、宁静！为什么作者会发现这里呢？因为他在仕途半生奔波，太劳累了，白云之处的祥和便不由得闯入了他的心灵。潜意识感到，自己应该休息了，那白云升起的地方，才是灵魂最好的栖所！在那里面对悠闲的白云，可以免除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那地方太好了！可是就在他叹美“白云人家”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山坳中的一片枫林。经霜的枫叶，尽管生命就要结束，却呈现出了火一样的红色，“红”是生命之色，这一景观再次燃烧起了他生活的激情，潜意识中感到，生命不能就这样结束，它应该展示出最美丽的姿彩。在短短的四句诗中，展示出了作者心灵世界中的巨大反复与波动。如果把这首诗与明秦简王朱诚泳的《山行》诗作一对比，就更容易说明问题了。朱诚泳诗云：“万木阴阴石径斜，乱山深处有人家。春风满耳多啼鸟，涧水流来半落花。”“寒山”给人的是凄凉、寡欲的感觉，而“万木”则是繁荣的气象；“白云”是悠闲的，而“乱山”则是喧闹的。满耳啼鸟、涧满落花，这样把一个清静的山林，表现得像是闹市。这哪里是写山中的景色，分明是作者荣华富贵心态的展现！像这样的诗，如果我们不从心灵世界的层面上考虑，很难把握到它的深层意义。
姚：好好研究吧，争取能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
|
